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石赫伟（Harvey Schwartz）正任职高盛。危机过去十年后，这位高盛前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在10月初北京的一场媒体茶话会上分享了他的经历和教训，并与美国博思澜亚顾问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戴青丽（Deborah Lehr）共同讨论了中国经济、市场开放、全球贸易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热点话题。

金融危机经验：领导力至关重要 

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石赫伟认为，积累到危机爆发时的经济强度需要很长时间，次贷危机被认为是根本驱动因素，但是同时还有其他驱动因素的影响，也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数十年时间内，利率的下降增加全球和多方面资产类别的杠杆率。

 “一是要理解风险本质是否为系统性风险或者牺牲金融体系造成的其他风险；二是广泛运用杠杆工具以及去杠杆在短期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三是领导力，在危机时刻，美联储和全球政策制定者表现出的领导力非常重要。”

随着美联储持续收紧其货币政策，美元逐渐走强，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近期出现了货币贬值危机。对此，石赫伟表示，数十年来利率一直在下降，鼓励使用杠杆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全球央行一度拥有全球债券中的逾30%，这帮助营造了极低的利率环境，并明显推高了资产价格。随着美联储等央行加息并退出QE，某些机构实体或受到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面临风险。

“美联储的表现非常优秀，无论是在危机应对，还是采取必要的在量化宽松管理及退出量宽等措施方面，表现都非常卓越。现阶段美联储面临退出量宽或者量化紧缩，他们管理推进这一过程的表现也很出色。但是不论如何完美，就算在最好的条件下仍旧会有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在经历十年牛市后，利率开始进入新加息周期，都会使我对市场有些担心。”

中国经济去杠杆：经过深思熟虑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两难。一方面去杠杆任务重，这需要相对紧缩的政策；另一方面，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这又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也面临艰难抉择。对此，石赫伟表示，中国去杠杆的措施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执行地不错。“去杠杆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是易事，需要做非常艰难的决定。”他说。

“一般来说，提升杠杆鼓励经济增长比较容易，但去杠杆却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在我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动用手头所有资源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目前去杠杆的进程还不长，但我相信他们会用所有可支配的政策工具使其富有成效。”

要成为最大经济体必须市场开放

在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盛行之际，中国正在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石赫伟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增长幅度一直令人感到惊叹。要长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外部资本，加强市场竞争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过他指出，在对外开放的步伐问题上，正反双方都有各自的观点。

“有一些人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银行都是中国的银行，是不是开放的步伐应该快一点。我认为，这样的转型过程非常复杂，有很多因素需要权衡。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条有条不紊开放资本市场、实施资本市场和所有制结构自由化的路径。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开放的经济和市场，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的。长远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开放性资本市场帮助资本有效配置。”

戴青丽则认为，中国应该迈出更大胆的步伐，虽然有些行业还处在增长期，但比如相对成熟的金融服务行业，监管机构和企业没必要担心全球优秀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后的影响。“我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负面影响，而是能够提升整体的行业水平。”她说。

贸易摩擦：谈判需要找到平衡点

戴青丽曾就职于美国政府，在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贸易代表，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两个知识产权谈判的首席谈判员，以及1992年“市场准入协议”谈判团队成员。 

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她表示，任何贸易谈判都会有争论话题，这不只是中美之间独有的问题，谈判最终是希望能够取得平衡。她表示，双方谈判代表都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需要找到各自的平衡点。

她说，自己最早参与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在1991年，当时也有同样的讨论，但每一轮谈判双方都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我认为，两国都很明智。”

在被界面新闻问到，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收紧对外国投资的审查时，戴青丽表示，美国是否会加紧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以及最终是否会通过这个法案，现在要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法案本身是希望投资变得更加公平和透明，法案的设置也并不是要阻碍中国对美国投资，”她说，“监管措施并不是只针对中国。”

 “一带一路”：非常大胆的举措  

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石赫伟表示，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类似，“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的人才、资本输出，及通过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帮助发展经济增长的能力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且重要的举措。”

戴青丽则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创造了一个平台，借此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针对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评价它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它确实已经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现在也变得更加有经验和老道，这一点是非常积极的，”她说，“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始调整其国内政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我们与埃及以及中东北非的企业有过合作，我们发现，他们制定了清晰的策略以吸引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国技术。相比于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技术，中国技术更适合他们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