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德国小城门登（Menden）的一名公务员在退休那天给他的同事写了封告别信，声称自己十四年来无所事事。“从1998年开始，”他写道，“我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心不在焉。早就为退休做好准备了——再见了朋友们。”德国《威斯特法伦邮报》（Westfalen-Post）曝光了这封信，它瞬间红遍了全世界。公职人员的工作伦理遭受当头一棒，几天后门登市长对这一事故表了态，称自己“火冒三丈”。

门登市政府发布了一篇新闻稿，对职员未能向上级报告其失职一事表示遗憾。一个月后，德国报纸《图片报》（Bild）对这名公务员进行了专访，这场专访的曝光度相对不高，当事人回应称自己的邮件遭到了误读。他并没有一连十四年都在逃避工作；只是因为部门发展的原因，他原本的任务被转交给了其他人。“我自己对此没有一丝受挫感，放到今天来我还是会写那封邮件。我平常还是尽职尽责的，别人不喜欢那也没办法，”他说。

这名德国官员的故事引发了一些与消极怠工现象有关的讨论。在岗（having a job）必然要工作（work）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某个岗位又是如何以及为何变得有名无实的？可以采取哪些办法来让员工不那么懒惰——或者说，在目前体制之下，这种提问方式本身是否恰当？在与40个刻意选择了消极怠工的人交谈以后，我觉得对解答这些问题有了一些眉目。

大部分工作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上班时间“摸鱼”这种现象即便并非无关紧要的，也没有多大的关注价值。各方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的工作强度加剧了，过劳现象与日俱增，且大家深受各类压力综合症的困扰。但有一项更加细致的调查表明，人们平均每天会拿1.5到3小时的上班时间来忙自己的私事。透过测算特定网站的受众流向，研究还发现，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有70%的互联网拥堵都源自上班时间浏览色情网站，另有60%的网购都发生于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个时间段内。此现象有时被称为“赛博摸鱼”（cyberloafing），它不仅发生在美国（大部分有关上班时间的调查都是在美国做的），新加坡、德国和芬兰等国也未能幸免。

即便自称在工作中干劲十足的劳动者数目略有增长，主流大众仍然不为所动。事实上，自称从未卖力工作过的人群所占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远远高于那些自称干劲十足的人。讨论人类因心理过度紧张而垮掉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但为什么几乎没人关注上述这种相反的极端现象？

探讨“摸鱼”问题的少数几部著作都出自消极怠工者自己的手笔。法国作家克琳娜·马耶尔（Corinne Maier）在《你好！懒惰》一书里提出了自己对工作时心不在焉（professional detachment）的解释。在本书开头（这本书后来让她丢掉了工作），马耶尔就声称社会科学彻底误解了办公室工作的机制：“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职场工作，但其中的世界仍是晦暗不明的。这是因为谈论此问题最多的人们——我是指大学教授——从来没在这些地方工作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内幕。”马耶尔在法国电力公司这样的公营事业单位做了好些年的行政官僚，她认为这里的工作愈发坍缩成了一种“装腔作势（make-believe）”，以至于在办公室里，“印象好比业绩好重要，会忽悠比会干事重要。”

在这种环境下，消极服从和虚假承诺完全占据了工作的中心，不愿同流合污的人会处处引发尴尬。根据马耶尔的回忆：“有一天，在一场有关工作激励的会上，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到这里工作的唯一理由就是养家糊口。接下来的15秒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看上去都怏怏不乐。甚至于法语里表示工作的单词‘苦干（travail）’，从词源学上看也来自某种刑具，至关重要的是让人知道，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努力工作都只可能出自你对工作本身的兴趣。”

漫画《呆伯特》（Dilbert）也多有触及印象（image）与内容（substance）之间的鸿沟这一主题，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的创作灵感本身就来自他毫无灵感可言的职场经历。亚当斯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了工作与合理性（rationality）以及工作与生产力之间的关联：“工作可以被定义为‘你宁可不去做的一切东西’，生产力则是另一回事。”

在《呆伯特》系列漫画分册《这就是你假装在增加价值的地方》（This Is the Part Where You Pretend to Add Value）的序言里，亚当斯开门见山地谈到了他在克洛克国家银行（Crocker National Bank）和太平洋贝尔（Pacific Bell）公司工作16年期间的感想：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形容我16年的工作经历，这句话就是‘假装在增加价值’……升职的关键是要让自己显得有价值，不管你自己事实上有多么不堪……假如你今天真的为公司增添了价值，那你的职业规划很可能走了弯路。只有那些准备在公司呆一辈子的底层员工才会真刀真枪地干。”

另一些同样坐过办公室的作者也有类似的解释。大卫·伯克维尔（David Bolchover）在《行尸走肉》（The Living Dead）中痛斥“表象压倒现实，含混压倒清晰，政治压倒绩效”，而感到幻灭的“商务与沟通专家”史蒂夫·迈凯维（Steve McKevitt）则在《都市怠工者》（City Slackers）一书里悲观地宣称：“在一个做展示就是一切的社会里，你真正做了什么逐渐变得不重要了，关键是你要表现出在做事的样子。”

装腔作势、敷衍搪塞、意义的丧失、连篇的废话、视工作为儿戏、办公室政治、危机感、无聊、沮丧、不真实感——这些表述在关于工作生活的流行解释中一再出现。麻烦在于，如果它们只出现在流行文化领域里，那我们会逐渐开始觉得那只是对我们自己工作的隐喻性或者夸张性的说法而已，未必适用于一般而论的工作。但如果我们打起精神来认真讨论一番这些对工作生活的“不严肃”解释，事情又将会怎样？

考虑一下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遗作《苍白之王》（The Pale King），里面谈到有一名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的工作人员死在了办公桌旁，死后好些天都没人注意到他已经不在人世。我们不妨将此解读为对工作压榨精力的绝妙讽刺，以至于发展到了没人有余力来关心他人死活的地步。然而，严格来讲，此事并不算是虚构。2004年，芬兰有一名税务官员就是在检查退税的时候以一模一样的方式死去的。虽然同层还有100多个人，而他所在的审计部也有30多人，但人们仍然过了两天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没人察觉到他已经不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有朋友前来邀请他共进午餐，才发现了他的异样。

为什么死了人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访谈了40个会匀一半工作时间给私事的人——此现象我称之为“空劳动（empty labor）”。我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以及这么做的原因。“为什么”是个比较好回答的问题：对大部分人而言，工作无非就是很烦人而已。我们憎恨周一并想念周五——有证据表明心脏病死亡率在周一早晨达到顶峰，这绝非巧合。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有一项去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在来自142个国家的受访者里面，有13%的职员对工作“十分投入”。然而却有2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积极地怠工”——他们对自己的组织不仅有负面态度，甚至还有潜在的敌意。大部分的人更干脆选择“辞掉工作”，报告称。

拖延、偷懒、“摸鱼”和怠工是雇佣劳动的框架当中逃避工作的典型渠道。1911年，臭名昭著的“科学管理”理论创始人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Taylor）声称，逃避工作乃是“英国与美国劳动人民眼下所蒙受的最大邪恶”。他试图消灭怠工，拟定工时的人就此和工人群体玩起了一场永久性的猫抓老鼠游戏，这场游戏的持续时间可能比计件工作制还要长。

对泰勒来说，劳动过程的透明化乃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一步——这不仅是因为它令操作流程尽可能得到优化，更是因为它能彻底榨干工人群体的力量，包括其“自然”的“消极怠工倾向”，并将其转移到管理层的手中，或者如泰勒所言交给所谓科学。如今，鉴于劳动过程又以新的方式表现出了各种不透明性，泰勒当年所说的“邪恶”大概永远消除不掉了。

某些现象也许会令泰勒感到吃惊，譬如怠工现在已经不再是不满的产物，而是由于没有足以打发时间的事情可做。根据Salary.com网站的多次调查，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乃是如今最为常见的消极怠工理由。就服务业里的各种新型工作而言，工作中无事可做的时间比流水线上要长得多且更难熬：花店老板可能干坐很久都等不来客人，物流经理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就把所有工作做完了，银行职员如果分到了不那么热门的保险项目那也会很无聊，他们都是我在访谈中接触到的少数未曾主动减少工作量的例子。与门登的公务员类似，他们的确在提供服务，但干完工作之后并不会向周围人公开这一空闲状态。

也许有人会说，没事可干的人应该去找老板要点工作来做，但这未必能起作用。参与访谈的一名瑞典银行职员表示，他每天的工作量只值得花15分钟来做。他曾经找到经理，要求承担更大的职责，无果后又找到了大老板并告诉他自己无事可做。他有工作可做了吗？基本没有。我从交谈中得知，他每天的工作时长是3小时——依据法律规定每一工作日的工作时长不得低于这个数——但他的申诉最终只换来了15分钟的额外工作量。

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想做更多工作的人必然能找到事情来做。但这是真的吗？放眼望去，技术取代人力的现象随处可见。在OECD国家，生产力与1970年代相比已经翻了两倍。问题是，生产力固然是提升了，我们却看不到什么要求相应地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与此相反，“创造就业”乃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鼓吹的金科玉律。就业促进计划谈不上完全失败，但事实是失业率仍有上扬。

此外，这些新创造出来的岗位很难给人带来充分的满足感。非自愿性怠工（involuntary slacking）头一次被视为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嘿！我不用工作了！”某位受访者回忆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又会想要从事一些富有意义的活动。一名受访的档案管理员是在工作期间完成硕士论文的，另一名地铁售票员则在小小的售票亭里玩起了作曲。如果你足够幸运，便可以在雇佣劳动的框架内部从事这些活动——但这可遇不可求。应当明白的是，我们的经济体不仅在收入和职业保障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在工作激励和内容方面也同样如此。

（作者罗兰·保尔森系瑞典隆德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著有《空劳动》一书）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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