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大联合政府就新移民法（Einwanderungsgesetz）达成一致，该法案将于今年年底交由联邦议会审批，预计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法案借鉴了目前加拿大的移民法案，如若通过审批，将惠及更多有意移民德国的专业人士。
德国的新移民法又称《技术移民法》（Fachkräfteeinwanderungsgesetz），新法中对于技术移民的门槛大大降低。对于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大学学历者（含大专）或技术工人，只要掌握基础水平的德语，并能够自行负担找工作期间的生活费用，德国政府将签发为期六个月的找工作签证。对于在此期间找到工作的外国居民，德国劳动局将直接出具长期工作签证，若该岗位对应的工资达到引进人才标准（年薪52000欧元），还可直接向劳动局申请能够携带配偶的欧盟蓝卡。
除此以外，新法还废除了“德国人优先”和“短缺专业”的规定。以往德国企业仅能在61个“短缺专业”中雇佣外国员工，这些专业除了理工类学科之外皆为护理等“脏活累活”；企业在雇佣外籍雇员时，还需向德国劳动局证明，该岗位无法招募到同等条件的德国公民。此外，如果求职者找到的工作岗位与其大学所学专业不对口，劳动局会直接拒绝签发工作签证，如今该规定也将在新移民法中被一并废除。
在10月4日由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和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共同出席的联合记者会上，泽霍费尔表示，新法将为符合条件的非欧盟公民扫除劳动市场的就业障碍，同时能够将不符合条件的难民排除在外。阿尔特迈尔也评论道，新法能够使德国保持经济增长，并确保德国不致面临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在当前世界各国都收紧移民法规之际，新法将增强德国的国际竞争力。
正如德国《世界报》所总结的一样：从现在起，德国欢迎所有能在德国找到正式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学历，不论出身。
一直以来，德国的法案从起草到生效往往都需要很久。而这次新移民法的出台之所以如此紧锣密鼓，与德国的劳动力缺口不无关系。尽管默克尔早在2001年就宣称德国并非移民国家，将来也不会是，其所在政党基民盟也在之后的几年多次重申这一基调，然而，移民一直在德国社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2010年后，基民盟对于“非移民国家”的定性逐渐软化，2015年，默克尔正式对媒体宣布：“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之后的2016年，德国就签发了105万份永久居留，是全球第二大移民净流入国，仅次于传统移民大国美国的118万份，远高于其它欧洲移民大国英国（35万）和法国（26万）。如果算上给予难民的临时居留，这个数字则达到了惊人的185万。截止2017年底，德国境内生活着1220万非本国出生居民，占总人口的14.5%。这个数字仅次于美国的4980万，排名发达国家第二，远高于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如英国（880万）、法国（790万）、加拿大（790万）和澳大利亚（700万）等。对比之下，一直以来同样被认为是非移民国家的日本，非本国出生居民仅为204万，占总人口不到2%。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在2018年4月发布的推特，截至2017年底，在德国持有外国护照的居民共计1060万，其中，持有中国护照的有13.6万人，约占在德外国居民总人口的1.3%。
回顾德国的移民史不难发现，这个在二战中对于其日耳曼血统如此看重的国家，似乎在战后出于各种人道或经济方面的考量，慢慢地悄悄放下了它的“血统论”。自二战结束到两德统一的45年间，原西德共吸纳了超过1500万外来人口。
其中的第一次移民潮始于二战战败之后，当时，来自德国东部、波兰西部以及原纳粹占领区内的德意志人大批涌入西德，这些人被称为“被驱逐者”（Heimatsvertriebene）。由于本身同文同种，加上战后重建需要大量人力，特别是美国“马歇尔计划”带来的强心剂，这批移民在短短五年就被西德吸收。当时的西德政府并没有对移民提出任何限制，而是尽可能地接纳流离失所的德意志同胞。
第二次移民潮则和德国的“莱茵奇迹”密不可分。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由于德国历史上缺乏像英国或法国类似的殖民地，无法吸纳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国，当时的德国在大规模生产、重工业以及采矿业等领域都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因此，自1961年起，德国与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签订了关于客籍工人（Gastarbeiter）的协议，这些人也就是当今300万土耳其裔德国人的父辈。在招收客籍工人时，几乎没有任何技能以及学历上的要求，这些工人往往被分在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且缺乏议价能力，但客观上也降低了人工成本并促成了德国产品开始行销全球。
第三次移民潮则发生于两德统一之后，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对苏联解体后滞留在原苏联境内的德意志人（例如伏尔加德意志人）敞开了大门。此外，1992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内战也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德国，仅1992年一年，德国就接收了48万前南地区的逃难者。
这一时期的移民潮延续了二十年之久，被认为是德国政府针对老龄化社会做出的反应。德国自1980年代起人口就开始萎缩，尤其是20岁以下年轻人的迅速减少带来了养老金开支的巨大隐患，稀缺的年轻劳动力还给对成本敏感的低端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尽管无法逆转老龄化的趋势，但是第三次移民潮的确扭转了年轻人口下降的趋势。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中，德国再次迎来了年轻人口的正增长，而上一次1960年代时期的年轻人口增加也是归功于第二次移民潮中赴德的年轻客籍工人。
也正因为如此，德国政府在整个1990年代对难民的审查几乎形同虚设，前南地区的人口流入也从未中断，哪怕一直到了巴尔干地区已经和平的2000年，每年仍有近5万被戏称为“经济难民”的前南地区人民涌入德国。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以及流入人口年轻的年龄结构，使得第三波移民迅速占领了包括物流、运输、餐饮、医护等行业，同时他们也压低了德国的最低工资，为其后饱受争议的施罗德改革打下基础。
虽然事实上一直在吸纳外来人口，但在2000年以前，德国始终称不上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首先，德国所接纳的移民来源国相对单一。在三次移民潮中，德国首先倾向于吸纳流散在各国的德意志人——即便其中许多俄罗斯德意志人连德语也没有掌握。而作为客籍工人在德国定居的外国人，则皆来自于少数几个和德国签订过协议的环地中海国家。
其次，非德意志人移民德国的途径，几乎仅有客籍工人和战争难民两种选择。随着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客籍工人的失业率攀升，人数大幅下降，最终导致1973年德国曾短暂执行过“零移民”政策。德国接收的战争难民也大多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以及越南战争之后的原南越居民。
除此以外，二战之后的德国人对于种族、移民等问题变得愈加小心谨慎，一直忌惮被扣上“新纳粹”或者“排外”的帽子，始终都没有明确颁布过任何移民法。
随着客籍工人在德国的事实性居留，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身份和国籍成为了德国政府绕不开的话题。一直到本世纪初，在德的外籍人士就已经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外籍人士总和还要多。终于，在2001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当年相继颁布了《国籍法》（Staatsangehörigkeitsgesetz）和《居留法》（Aufenthaltsgesetz），第一次废除了德国国籍必须和血缘绑定的规定，并对如何获得德国长期居留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之后的10年，随着全球化的加深、欧盟内部人员流通性的提高，以及老龄化的问题，2001年的《居留法》逐渐显得过于保守。在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巴伐利亚州，2018年9月的失业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的2.8%，诸多企业面临着从流水线工人到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各种职位的用工荒。原先“德国人优先”和“短缺专业”的规定开始成为企业招工的障碍，甚至于企业在向劳动局阐述无法招募到同等条件的德国人时，使用的“理由”都千篇一律：该岗位需要掌握外籍员工所属国语言——尽管该岗位和外籍员工所属国没有任何关系。根据专业人士的预测，即使每年引进20万专业人士，到2030年，德国依然将缺少近300万专业人士。这也进一步促成了移民新法案的出台。
除了劳动力短缺，在特定领域，尤其是信息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落后也是德国急切招揽专业人才的原因之一。2018年7月，中国电商拼多多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就此事发表评论称，德国的电商和数字化已经严重落后于美国、中国甚至荷兰，上一家上市的高科技企业SAP已经46岁了。
不仅没有科技板块的初创公司，即使是老牌的德国车企，也因为德国国内的数字化基建程度差，而不得不放弃本土的部分研发环境。2018年9月28日，为了应对车联网以及自动驾驶的浪潮，大众集团就宣布将建立数个云端服务器用以处理车辆实时数据，选址在美国西雅图。对此，大众集团CEO表示：德国本土的数字化程度无法满足集团的战略需要。《法兰克福汇报》在当天的评论中指出：德国在5G时代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人的保守文化，没有市场也没有人愿意去学计算机专业。在德国大学生中，选择数学和IT类专业的学生仅占所有学生的12%，但是却有45%的学生选择工商管理。如果没有改变，30年后德国将是失败的国家。
种族、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各方面内因，共同推动了德国移民的进程。加之2014年以后大量接收难民，进一步完善了德国国内的种族多元化图谱。新移民法案的推出，标志着德国全产业链对于移民的开放，法案实施以后，德国或将迎来第四波移民热潮。早在2016年，移民第一大国美国的500强企业中，就已有75家企业的CEO为外籍或外裔身份，这会不会成为德国企业的未来？新移民法案的推出，又将对德国社会以及在德华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作者为界面新闻德国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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