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出席“2018天府金融论坛”时表示，应反思以行政手段推动的供给侧改革，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回归基础性改革——即政府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转向以内生激励导向的模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检验供给侧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简单关多少工厂、解决多少债务，而是要增进资源配置效率，使市场主体活力有所展现。”刘元春说，没有使市场主体活力得到提升的调整一定是坏调整，没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是添乱的改革。

“目前的改革不是以激励为主体，而是以行政为主导的约束，而且层层加码。改革的主体、特别是基层主体没有积极性。”他指出。

刘元春表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应在总结、反思前一阶段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做出全面调整，抓住当前国内外大环境和市场主体与民众对大改革的共识，推出第二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方案。

“金融体制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金融一马当先，不仅好心办坏事，同时还把一些事情搅浑了。”刘元春说，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最核心的关系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硬约束、功能职能没有重构，而简单地把金融机构进行规范和整顿，各种金融软约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性治理。

“这就像把一个人的手和脚绑住，让他向左转向右转，最后可能就会跌倒，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行为模式。”他说。

刘元春在解释基础性改革时说，政府体制改革涉及职能重构、职级重构，甚至一些行政版图的重新规划，吏治的重新梳理，使得改革有顺畅的传导体系，使各级官员能真正“撸起袖子加油干”。

财税体制改革必须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以及行政权力体系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进行一系列分类的改革、要进行功能重新定位和治理体系重构，要使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企业家，同时还要构建管资产的一套运行体系。

对于基础性改革，刘元春还提出四项原则。

一是必须从关注短期波动问题回归到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落脚到基础性和引领性的改革上。

二是必须从行政性推动模式转向内生激励导向模式。要以构建改革主体的自主性、内生性动力为核心，全面替代目前的行政调整指标；要用市场化、规则化、法制化模式来替代目前的行政督导。

三是改革要分层次、分顺序、分重点，把握好切入点。改革的重点不是简单的表象问题或某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要注重基础性、引领性、全局性的改革。

最后，在基础性改革之上，对结构性问题也要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