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会想，如果父亲还在，我会让儿子教会他用智能手机，以及如何在我的朋友圈点赞和留言。这样一来，父子俩之间的沟通或许会顺畅很多，既避免了相对无言的尴尬，也纾解了他经常给我写信而我疏懒于回复的内疚之情。

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于面对面表达感情的人，他们那一代从乡村走出来的小县城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农村出身，再加上“反右”和“文革”的洗礼，谨小慎微，不逞口舌之能，成为他们人生哲学的标配，虽然作为党校的老师，他们在讲台上都能口若悬河把那么空洞的文件和会议精神剖析得那么透彻。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去煤场拉煤时带上了我，他用自己的衬衫在平板车的把手上给我撑了块遮阳布，然后去远处被我视为“煤山”的大煤堆子那里刨煤。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一个人热得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中接过父亲给我买的一根冰棍，他看了看我，摸了摸我的额头，没有说什么，又去挖煤了。现在每当我看到年轻的父母们频频对孩子嘘寒问暖时，总会想起父亲和我之间的这个场景。

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城里住，母亲更多时候在乡下操持那几亩田地。我年龄最小，还没上学，隔上一段时间总要闹着回家看母亲，每到这时父亲就会骑自行车带我回乡下。记得路上他从未和我讲过什么故事，而是教我背毛泽东诗词，每次快到村口时我会怀着喜悦的心情，特别卖力地背诵“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那时当然领会不了诗词的意思，但于诗词本身却记得很结实，整本毛泽东诗词都滚瓜烂熟，免不了各种场合“作秀”，很是替父亲挣了不少面子。

他年近不惑才生养了我这个事实，似乎也多少给我们俩之间的交流设置了障碍，彼此的认知体系相距如此遥远，再加上近四十年的年龄差距，令类似早恋这样敏感的话题对于双方来说都难以启齿，以至于抚平青春期的叛逆和迷惘这样的任务基本上都是由大我不少的哥哥和姐姐们来完成的。而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在书房里默默地喝茶看书抽烟，也不太和别人来往。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在表达感情方面一直比较木讷，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也特别平静。后来二伯家的人告诉我，二伯病重时，不愿意吃饭，我父亲去看他，喂他吃饭，二伯勉强吃上几口，兄弟俩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后来二伯去世后父亲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后事办得怎么样，父亲只是简单地说，“入土为安”了。

我们兄弟姊妹接二连三考上大学，他很开心，虽然不怎么喜形于色。如今回头想去，我终于明白，这喜悦固然有不少自豪的成分，但更多恐怕是孩子们的工作可以不用他操心，因为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包分配的。即使在当年，给孩子安排工作也是需要关系的，而关系的维系免不了社交，而有目的的社交是他视为畏途的。

上大学那年的暑假，临走前一天的晚上，他似乎想和我好好聊聊，几次欲言又止，而我一方面要应付前来话别的同学们，另一方面似乎潜意识里也想避免和他深谈，就装着没看见。后来父亲回到书房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总共有六页，主要是谈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尤其是如何适应宿舍集体生活，心思细腻到告诫我要勤打水，以及水即使被别的不打水的同学用掉后也不要争吵，再去打一瓶就是了。那时的我如此年少气盛，对这样的温良恭俭让多少有些不屑，当时也就一笑置之了。那封信陪了我很多年，后来不知所踪。

印象中比较深的一次父子间的“交流”好像是在大二暑假的一天。在外面和同学们神侃一个上午之后回家吃饭，路上忽然想到去办公室喊我父亲一起回去。父亲的办公室是成排的平房中的一间，门前是个小花园，开着红红的月季，长着高大的梧桐树。 他看我进来，眼神里先是一丝诧异，接着又闪光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没有说话，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拿起一只。我接过来，先给他点上，又给自己点上，然后两个人默默抽烟，他接着看报纸，我看着门外的月季，感觉那天的蝉鸣格外高亢。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父亲去世了。他最后的那段日子正好是我忙着写论文找工作的时候，床前床后的主要是我哥他们在忙。而在我有限的陪伴在他身边的时间里，父亲也一直很平静，默默忍受着病痛，一如既往地寡言少语。 有一次我做梦回到老家的院子，发现父亲在厨房里忙乎，我当时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梦，也清醒地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我依然走上前去，问到，“爸爸，你还好吗？”父亲还是像以前那样笑笑，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