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代武侠泰斗金庸逝世，读者难忘他曾留下的快意和快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从报纸资料库中找出关于金庸先生的若干报道，从少年到世纪之交，回顾金庸作品进入大陆以来的流传和对读者的影响。

你读过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你是否知晓“金大侠”少年时代的轶事——

金庸十五岁出畅销书

刊于解放日报1996年5月12日（摘自《炎黄春秋》）

小学毕业后，金镛考入了浙江省立嘉兴中学。

一晃，金庸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那些天，金庸整天忙于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高中。一日，金庸与两位同学在教室里做完练习作业，闲聊起来。谈着，谈着，金庸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对两位同学说：

“初中考高中，那么多同学埋头复习功课，太辛苦了，要是有一本指导考试的书就好了。考高中的辅导书我们没有资力编，但是我们有小学考初中的经验。何不编一本指导小学生考初中的书呢？这样好让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复习功课少走一点弯路，找到一条门径。”

“好，编一本教小学生如何复习功课的书，这个主意好！”两位同学被金庸新奇的想法所鼓舞，表示支持。

说干就干。他们三人当即分了工，书由金庸主编，每人编写一部分。于是他们三人分头行动，各自埋头编写起来。很快，书编出来了，内容是指导小学生如何在升学考试中应答问题，争取好成绩。

书稿编定后，金庸起了一个书名：《给投考初中者》。接着15岁的金庸又自行印刷发行。

《给投考初中者》出版后，在浙南十分畅销，同时它还深受福建、江西等省小学生的欢迎。这是金庸生平出版的第一本书，作为出版家的经营天赋于此初见端倪。它亦使金庸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利润。

后来，金庸考入了浙江省联合高中。在班上，金庸的成绩出类拔萃。当时在这学校的图书馆走廊上办有一个壁报，可供同学们发表文章。金庸时常在壁报上登载文章，他的文学创作才能这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一天，金庸给壁报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引起了同学们争相观看。他在文中描述了一位名叫阿丽丝小姐从西方到东方世界游玩，一日到一家学校校园，忽见一条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恶狠狠地教训学生说：“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无孔不入，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操场，时而到饭堂，学生们见了逃避三舍……

同学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都知道金庸笔下的眼镜蛇就是学校的训育主任。因为他平时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口头语，所以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如果”。这位“如果”主任不近情理，动不动就板着脸孔训人，学生十分讨厌他，但敢怒不敢言。金庸写文章讥讽他，当然大快人心。同学们十分钦佩金庸敢于反抗强权的侠气。

金庸的读书与写作

曹正文

刊于解放日报1990年3月24日

笔者日前与金庸先生通信，问及他的读书生活，他寄我资料若干，我写出来供有兴趣读金庸小说的读者参考。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5年。原籍浙江海宁，他读小学时就爱读武侠小说，读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荒江女侠》，后来又迷上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金庸毕业于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他当时细读了英文原版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并用英法文参阅了大仲马的《隐侠记》与《基度山恩仇记》。他认为大仲马与史蒂文森的小说对他从事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小说中，他受《水浒》、《七侠五义》以及还珠楼主的之益最大。

四十年代末，《大公报》招聘记者，应征者有三千余人，金庸经考试入聘，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调到香港，后又转入《新晚报》工作，派去编“下午茶座”副刊，先后用“姚馥兰”与“林欢”的笔名写专栏影评。他由写影评而转向写电影剧本，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导，先后创作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与人合导了由夏梦主演的《王老虎抢亲》。他当时阅读了大量艺术书籍。

金庸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1952年有一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擂台设在澳门，《新晚报》请陈文统（即梁羽生）写武侠连载，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一炮打响，金庸不甘寂寞，在1955年写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一发不可收，写出了十四部武侠小说，以每部书的第一字组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综观金庸小说，渗透了各种学问与知识，尤其对佛经特别有研究。金庸的大书房有二百多平方米，其中包括一百巨册的《大藏经》。他的《天龙八部》与《神雕侠侣》就渗透了禅宗思想。金庸读书很刻苦，年轻时学英文，每天限定背多少单词与短句，雷打不动。他后来创办《明报》，除写作之外，还坚持每天读书四小时，这就使他的小说博大精深。他最爱读《资治通鉴》。

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招一式，跃然纸上，其实他根本不会武术，他写武功名称，大都借用成语，或信手拈来四个字。当然他也翻阅过几本穴位的书，不致于在书中出洋相，金庸笔下的人物，自称最喜欢乔峰与杨过，有人问他哪一部作品写得最为得意，金庸回答是《鹿鼎记》（香港学者董千里认为是《神雕侠侣》），我本人则特别推崇他的《笑傲江湖》。

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金庸排名第四，恰不恰当？　
名校北大发出聘书，金庸荣任教授，够不够格？

金庸卷入“世纪之争”

特约撰稿　曾楚风　宗泽和

刊于解放日报1996年1月27日

金庸是人们很熟悉的一位作家，他从1955年开始，到1972年止，写出了15部中、长篇武侠小说，拥有大量的“金庸迷”。

然而前不久，金庸却卷入了一场“世纪之争”？

争论缘起于两件事：一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为第四位中国文学大师，而茅盾却未能入选；二是此后金庸又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在授聘仪式上盛赞金庸的武侠小说“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

为此，国内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各方亦出现激烈争论。由于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争论，故而被一些人士称为“中国文坛的一场‘世纪之争’”。

近年来，“跨世纪”、“新世纪”是热门话题。这也难怪，世纪之交，百年一遇，激发着人们的雄心壮志与神圣使命感。在学术界，早几年就有一股子为二十世纪划上句号的热乎劲，表现之一，是出版界热衷于筹划冠以“二十世纪”或“跨世纪”的大型丛书。北京师范大学王小川等几位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青年教师，与有关出版社商议后，加紧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编选点评工作。正在此时，《中国青年报》有人来访。编辑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对文学大师座次的新排法有所强调。此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些新奇？金庸可能当大师？》一文。

这篇短文迅即被各种报刊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读书》杂志刊文说“国内文学界感到愕然，产生颇多争议”，《中华读书报》则称这种评选“颠覆教科书”。石惊文坛，金庸在二十世纪文学殿堂排名第四，茅盾被挤出大师之门，尤令文坛慨然。但有些人却为“金庸第四”而高兴，他们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所达到的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其艺术上的巨大感染力，恐怕许多已有定评的名作也难以望其项背，否则就无法解释金庸小说如此深入人心的文化现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关“金庸第四”的争议尚未平息，北京大学为金庸举行名誉教授授聘仪式，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在授聘仪式上做的小型报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使这场“世纪之争”愈演愈烈。

严教授在报告中谈到，中国传统小说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没有地位，“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将小说抬进了文学殿堂，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便是完全欧化的新文学中的新小说。而传统形成的新小说，却一直未能发展起来。赵树理在这方面做过极大的努力，金庸在香港也做着同样的工作，继续着这一场文学革命的某一部分任务，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将通俗小说抬入文学殿堂。

对此，有的报纸很快就刊文予以批评，认为严教授居然盛赞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这是把“下流变上流”；北大居然让金庸当了名誉教授，这是“自贬身份而媚俗”。

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也对聘金庸为名誉教授而颇有微辞。有的认为，金庸有再大学问，那也是关于武侠小说的，凭这样的东西何以进入这等学术圣地？有的认为，要保持学术精神的纯洁，必须与世俗有些距离才好。

有些人士则不同意这类批评。有的认为这种批评“里头有门户之见，有偏见”。有的则对“拒绝金庸”的主张者反唇相讥：“你不看金庸小说，有什么资格评论金庸？你不喜欢，就不许别人喜欢？”

而这种反唇相讥，又引来了“看金庸小说”的学者加入论战。有的学者在研究了金庸小说之后，撰写长篇论文，认为“金庸武侠文化充其量只是暴力文化＋流氓文化，‘打得赢就是大爷，打不赢就是孙子’的愚民文化”，“金庸武侠小说充满了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理，充满了帮会等级梦游式的鬼话”，“十年文革读不到金庸小说是一种不幸，十年改革后还迷恋金庸小说是另一种不幸”。

唇枪舌剑，文坛大动干戈。这场论战被一些人士称为“世纪之争”，眼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