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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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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还有很多的研究过程是在企业中完成的。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拍摄:刘素楠

在为期三天的上海滴水湖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37位全球“最强大脑”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都认为,中国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要给研究者更多的自由,同时让市场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2007年,马斯金因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与莱昂尼德·赫维奇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博弈论引入机制设计。

马斯金的很多中国学生如钱颖一、李稻葵和许成钢等也是国内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本人跟中国学府也有不少的交流。早在1996年,他就曾应邀前来中国参加论坛,并在中国问题上做了一些研究。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马斯金认为中国应该进入独立自主的研究阶段了。马斯金表示,当中国还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没必要做自己的基础研究,它可以从其他国家那里借来技术和想法。但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也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

在马斯金看来,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让研究者有尽可能多的自由,而不是介入和干涉他们,尤其是年轻的科研人员应该拥有足够的独立性。

“真正好的研究都是来自于研究者本人,他们走上某个研究方向,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领域有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用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去了解某个现象,”马斯金说。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也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对基础研究的需求。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还有很多的研究过程是在企业中完成的,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通”萨金特对中国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创新给予了肯定。“在很多方面中国都领先于世界,比如手机支付,我就觉得支付宝很好,”萨金特说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拍摄:刘素楠

近期,萨金特加盟了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组建了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加深了与中国的联系。萨金特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同时也是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

说起中国在学术成就领域的进步,萨金特表示:“40年前,在我的领域里是没有中国人的,但现在出现了很多顶尖的中国学者,这是个奇迹。”

萨金特认为,最了解中国经济的专家就在中国国内,“就像对一个企业来说,真正的专家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他还表示:“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却对中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是: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失败了,但中国成功了?我认为中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系统,”马斯金在评价中国经济时说道。

他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由很多省份组成的国家,而每一个省都是独立的。事实上这些省份之间也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马斯金还提到,在未来十年里,这一优势会延续下去,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

对于目前受到普遍关注的征收碳排放税,萨金特也持支持态度。他认为,碳税可以大量增加政府税收,例如,如果在印度征收碳税,政府会有大笔收入,如果管理妥当,可以把这笔钱用在很多方面,包括把它分配给穷人。其次是能用税收在全国进行二次分配,但这在操作上会有很大困难。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的过失,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做得更好,”萨金特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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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认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还有很多的研究过程是在企业中完成的。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拍摄:刘素楠

在为期三天的上海滴水湖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37位全球“最强大脑”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都认为,中国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要给研究者更多的自由,同时让市场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2007年,马斯金因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与莱昂尼德·赫维奇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将博弈论引入机制设计。

马斯金的很多中国学生如钱颖一、李稻葵和许成钢等也是国内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本人跟中国学府也有不少的交流。早在1996年,他就曾应邀前来中国参加论坛,并在中国问题上做了一些研究。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马斯金认为中国应该进入独立自主的研究阶段了。马斯金表示,当中国还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没必要做自己的基础研究,它可以从其他国家那里借来技术和想法。但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也需要自己的基础研究。

在马斯金看来,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让研究者有尽可能多的自由,而不是介入和干涉他们,尤其是年轻的科研人员应该拥有足够的独立性。

“真正好的研究都是来自于研究者本人,他们走上某个研究方向,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领域有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用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去了解某个现象,”马斯金说。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也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产生对基础研究的需求。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还有很多的研究过程是在企业中完成的,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通”萨金特对中国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创新给予了肯定。“在很多方面中国都领先于世界,比如手机支付,我就觉得支付宝很好,”萨金特说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拍摄:刘素楠

近期,萨金特加盟了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组建了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加深了与中国的联系。萨金特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同时也是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

说起中国在学术成就领域的进步,萨金特表示:“40年前,在我的领域里是没有中国人的,但现在出现了很多顶尖的中国学者,这是个奇迹。”

萨金特认为,最了解中国经济的专家就在中国国内,“就像对一个企业来说,真正的专家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他还表示:“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却对中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是: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失败了,但中国成功了?我认为中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系统,”马斯金在评价中国经济时说道。

他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由很多省份组成的国家,而每一个省都是独立的。事实上这些省份之间也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中国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马斯金还提到,在未来十年里,这一优势会延续下去,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

对于目前受到普遍关注的征收碳排放税,萨金特也持支持态度。他认为,碳税可以大量增加政府税收,例如,如果在印度征收碳税,政府会有大笔收入,如果管理妥当,可以把这笔钱用在很多方面,包括把它分配给穷人。其次是能用税收在全国进行二次分配,但这在操作上会有很大困难。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的过失,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做得更好,”萨金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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