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城市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莎伦·祖金（Sharon Zukin）认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城市对于“形象塑造”的需求，某种程度而言这造成了没有一个城市能够胜出的情形，当我们观察城市品牌的具体打造手段时，就会发现它们都大同小异：由同一批全球精英设计师设计的摩天大楼、举办各色电影节、艺术节等等。
那么，一个城市应该如何发现并坚持自己的独特优势，而不是盲目地模仿纽约和伦敦呢？
科尔尼全球资深合伙人、全球城市指数报告发起人和领导人Michael D. Hales近日在上海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认为，“成功城市”的路径不止一种。各项指标都有领先城市，而这些城市来自全球各地，既有发达城市，也有新兴城市。“成功的道路是有很多条的，城市之间会建立网络，弥补自身的不足，放大自身的优势，或者通过建造次级城市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我们不认为城市竞争很狭隘，它是很开放的。”
科尔尼自2008年起发布《全球城市指数》（下称《指数》）报告，自2015年起，报告中又增加了《全球潜力城市指数》（下称《潜力指数》）排行榜。前者围绕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五大维度、27项标准衡量城市当前的表现，后者围绕居民幸福感、经济状况、创新和治理四个维度的13个标准评估城市的未来发展潜力。
在2018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中，纽约在商业活动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上表现突出，在135个上榜城市中位列榜首，旧金山凭借持续的创新力稳居全球潜力城市榜首。而中国主要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也在稳步提升。今年，《指数》中的中国上榜城市从2008年的7个增加到27个，《潜力指数》中的中国上榜城市从2015年的21个增加到27个。
对于上海正在致力于打造区域金融、创新、国际贸易中心的做法，Hales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任何不具备首都优势的城市都应该在其他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优势。Hales还认为人口增长是城市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而为了更好地管理庞大人口带来的问题，营建模块化城市或次级城市群会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此外，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不应短视地只关注高端人才，人员的多样性才能帮助城市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
界面新闻：这两个排名由不同的指标和维度来确定，它们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Michael Hales：大概在五年前我们意识到城市过往的成就让它们具有真正的优势，《指数》前25名的城市很少有变动，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哪些新兴城市能够更快地脱颖而出，为此我们推出了《潜力指数》。《指数》更关注城市当下的表现，而《潜力指数》关注的是城市提升的速度，在《潜力指数》中，我们通过分析城市过去五年的表现来预测接下来十年的表现。
这两个排名的确反映了一些城市的优势持续存在，在《指数》排名前十、前二十的城市大多也在《潜力指数》的领先位置。这是因为，这些城市在一些领域是表现最出色的，它们也将持续在这些领域投入，这种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因此它们在《潜力指数》上依然表现出色。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两个令人惊讶的点：第一，旧金山今年在《指数》中排名第20， 但在《潜力指数》中排名第一，因为它在创新和吸引人才这两点上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城市；第二，在《指数》前二十中有三个中国城市上榜，但在《潜力指数》前二十中没有一个中国城市。这有点让人惊讶，但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中国城市表现的数据，中国城市其实在《指数》和《潜力指数》上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地区的城市。只不过是因为起点比较低，这也不让人奇怪，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转向增长策略是更近期的事。
界面新闻：纽约、伦敦、巴黎和新加坡在《指数》和《潜力指数》两个排名中都名列前茅。它们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
Michael Hales：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指数》的五个关键领域和《潜力指数》的四个关键领域中，它们都有很强的表现。总的来说，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发展的时间更长，而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它们发展时间更长，因此有更坚实的基础。即使是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城市相比（比如说中国城市），它也更早施行了全球化策略。
界面新闻：今年的《指数》和《潜力指数》有7个城市首次上榜，其中6个城市在中国（长沙、佛山、宁波、唐山、无锡和烟台）。它们为什么上升得那么快？
Michael Hales：倒不是因为它们上升的速度有多快，我们今年首次把这几个城市加入了样本库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样本囊括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100座城市。
界面新闻：报告中指出，全球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领先城市面临越来越多来自新兴都市中心的挑战，后者的优势和弱势分别是什么？
Michael Hales：我的答案会比较实际。我认为新兴城市的核心优势——就像你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在于能够建造新的基础设施。在美国造高铁非常困难，因为要改动、妥协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新兴城市的核心优势是它们是一张白纸，能够立刻运用最新的技术，而更发达的国家必须找到平衡成本和利益的方式，这种转型会更慢。
不过这件事的反面也就是新兴城市的弱势。中国城市及其他一些城市固然可以从更成熟的城市那里吸取经验，但它们也不像那些城市那样有那么多经验。因此它们可能在发展过程中犯错，并且它们当下的表现比较弱，有很长的路要走。
界面新闻：语言是否会是非英语城市脱颖而出的障碍？
Michael Hales：我不这么看。中国证明了当一个国家足够大，且能够以一种意志行事的话，就能以自己的步调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成长机会巨大，这让中国本身比语言更重要，渐渐地技术能够解决语言问题，我认为语言更多是一个短期的复杂情况，而不是长期结构性障碍。人类也许认为以同一种语言交流会比较方便，但一些最新研究证明了全球化其实提升了一些小众社会的力量与存在感，比如说很多印第安人在当下享有更多的权力，因此自然平衡是会出现的。我认为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实现完全的同一性，语言和文化皆是如此。
界面新闻：我们注意到中国城市在《潜力指数》上表现不佳，前25名中没有一个中国城市。是什么在拖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后腿？
Michael Hales：并不是拖后腿，只是它们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潜力指数》显示了中国城市在其中一些方面里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我要说明的是，中国城市在得分增幅上比其他城市高65%，所以不是说拖后腿，它们的提高速度其实已经比任何人快了。但中国也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中国城市关注健康医疗问题的时间不是很长。基尼指数在上升，全社会的前1%实现了很大的财富积累，但剩下的大多数人就不是如此了。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但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人口基数更大。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刚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的问题。
人均GDP是另外一项我们关注的指标，中国整体的GDP非常高，但因为人口非常多，就让中国城市很难在这项指标上脱颖而出。最后还有透明度的问题，这是本届政府致力于改善的问题，比如说打击腐败，但这也是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体现在指标上还需要一些时间。
界面新闻：您能跟我们详细谈谈上海和北京在这两个排名中的表现情况吗？
Michael Hales：它们的表现情况很相似。最大的差异在于北京是首都，因此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就是北京的结构性优势。这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华盛顿就比芝加哥的政治参与度高。在《指数》上，上海的排名是第19，商业活动方面的排名是第7；文化体验上表现得还可以，但还不够好；政治参与上因为不是首都，所以排名有所下降。北京的整体排名是第9，商业活动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排名和上海差不多——上海因为旅游业的关系稍微好一点，信息交流的排名也差不多，分别是57（北京）和73（上海），文化交流的排名也差不多，分别是28（北京）和27（上海），北京政治参与的表现则明显比上海好。
上海在《潜力指数》上排名第64，居民幸福感排名第88，表现不差，进入了前50%，经济状况很好，创新非常好，治理也进入了前50%。
如同我之前所说，所有上榜的中国城市都比其他城市在得分增幅上更高，在《潜力指数》上得分增幅要高出65%，因此它们正在缩小与领先城市的差距。
界面新闻：上海正在致力于打造区域金融、创新、国际贸易中心。和其他亚洲城市相比，上海的具体优势是什么呢？
Michael Hales：上海不是首都，因此它需要找到其他的重点发展领域。这和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之类的城市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城市致力于找到一系列重点发展领域，如果它们只关注一个领域，可能就不会这么成功。因此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各城市会逐渐找到自己的道路。大多数城市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因为国家首都只有一个。
界面新闻：近年来在中国，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是超大城市试图抑制人口增长，以缓解资源短缺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控制真的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吗？我们可以从其他超大城市学到什么经验？
Michael Hales：不是，但我打赌中国将是我们很多人的试验场，因为一些表现最好的大城市规模都没有中国超大城市大，纽约的面积是上海的一半，这里面的差异是巨大的。东京的面积大概和上海差不多，它表现得很好。在我看来，人口增长真的是成功城市的基础。将人口集聚在某个特定区域后，能够更便捷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人都在一个地方，你要做的只是把资源送到那里就好。
更重要的是，创新在人和人彼此更接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因为和网络交流相比面对面的交流更有优势。这是为什么旧金山能够发展出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就像我刚才所说，它在创新表现上实现了大跨越发展，其速度远远高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
我们也开始看到学者指出超大城市能够通过发展模块化城市或次级城市的方式管理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管理者可以协调次级城市中的资源和发展重点，厘清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服务的内在逻辑，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一座城市里建造了一个城市网络。新加坡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设立了一系列模块化城市。
界面新闻：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城市正在激烈争夺人才，启动各种人才项目或计划。吸引、保留人才的正确方式是什么，城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Michael Hales：我会举旧金山的例子，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吸引最优秀人才的经验，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他们的确获得了最优秀的人才，优秀人才喜欢和优秀人才待在一起，所以这里有一个网络效应。但与此同时也有负面效应。旧金山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城市中闲荡或睡在街头。鉴于这是一座集聚了全球最多财富的城市，旧金山的基尼系数非常高。旧金山流传的一个笑话是，在这里你不是一个身价上亿的企业家，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没有其他的中间选择。
旧金山开始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是让企业更多参与其中，让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市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希望从人才集聚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能够更积极地回馈社会。
界面新闻：我们真的能把所谓的高端人才和普通劳动者分开，阻止后者在超大城市里定居吗？
Michael Hales：多样性是强大美丽的。如果城市要实现更可持续的上佳表现，你需要人才多样性，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那么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贫穷移民，美国本土外的人才持续进入美国，为美国的成功添砖加瓦，他们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视角。因此我认为和只有最聪明的人才相比，多样性更重要。
界面新闻：城市发展在一个国家的整体治理战略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城市化高速进行了数十年，通常是建立在牺牲农村发展的基础之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讨论的是将过多关注点放在城市上的弊端。
Michael Hales：这是个好问题。我们真的没有答案。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农村早在数十年前就完成了转型，从个人拥有的小块农田转变为大型企业化农场，这个过程在大规模城市化起步之前就完成了。因此我认为观察中国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能够为许多其他还未完成城市化转型的新兴国家提供宝贵经验。我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你们会是别人学习的一个好对象。我同意你所说的，中国对城市发展投入了过多关注，发展应该更加平衡。
界面新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给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Michael Hales：现在还很难说。至少目前是给那些有很大投入的外资企业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它们通常有长期发展策略，希望能就未来发展趋势掌握一些确定性。当前的美国政府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也许会导致某些企业终止某些投资，也许会导致某些企业将业务移至海外，或者搬回美国。因为我们不确定贸易摩擦会持续多久。
界面新闻：一座城市要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而不是盲目模仿纽约和伦敦呢？
Michael Hales：我不是很确定其他城市是否都在盲目模仿领先城市。如果你去看理论上的“完美城市”（在任一维度综合得分为100的城市将被称为理论上的“完美城市”），今年要集合15个城市的综合特点才能成为“完美城市”（总共27个）；要集合9个城市的综合特点才能成为“发展最快的城市”（总共13个）。因此人们并不是在盲目模仿。伦敦和纽约固然表现出色，但北京是有最多财富500强企业的城市，香港是航空货运最好的城市，还有波士顿、东京、墨尔本、日内瓦、布鲁塞尔……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确领先的领域更多一些，但没有哪座城市是尽善尽美的。因此我们认为城市竞争是开放性的，我们直到十年前才开始关注城市，城市发展仍然是一个很新的话题。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新兴城市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可以运用最新科技，其他城市则需要实现转型。所以就像美国在很久以前比英国更有优势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零开始。成功的道路是有很多条的，城市之间会建立网络，弥补自身的不足，放大自身的优势，或者通过建造次级城市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我们不认为城市竞争很狭隘，它是很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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