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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经济学家建言不力所致?这位美国教授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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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经济学家建言不力所致?这位美国教授不这么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隆认为,10年前的危机更多的是历史偶然,而不是技术故障。

2018年9月15日,德国法兰克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当地一些民众参加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附近举行的反全球化示威运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被指责没有事先预测到危机、未能说服政策制定者实施必要的解决之策。不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隆(J.Bradford DeLong)11月1日在Project Syndicate 撰文提出辩解。他指出,10年前所发生的危机更多的是历史偶然,而不是技术故障。

文章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07年,西方政治领袖便致力于达成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以及开放的国际秩序这四大目标。尽管这些目标相互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比如经济增长有时会被置于收入平等之前,开放会被置于某些劳动者和行业利益之前,但大致上来说,决策者希望这四大目标皆能实现。

不过,到了2008年,上述状况发生了改变。尽管没有通胀的威胁,但充分就业消失在西方领导人的“雷达”中。同样,创造一个可以服务于所有人的国际秩序的目标也被丢弃。在恢复超级富人财富的目标下,前两个目标被牺牲掉了。 

在宏观层面,2008年之后10年的经济局势总被理解为由经济分析及沟通失误所致。经济学家被指责未能向政治家和官员传达需要做什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被说成是,经济学家没能在恰当的时间对局势做出透彻的分析。

比如,有批评称,哈佛大学教授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看到了金融危机的危险,但此后却过分夸大了公共支出刺激就业所带来的风险。还有人指责德隆本人,说他用错误的方式看待全球失衡,未能抓住风险的来源——美国金融监管不力。

对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经济学家的批评是,虽然他们理解维持低利率的重要性,但却高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量化宽松(QE)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对经济学家的指责是,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发声,对自己所认为的事情更加坚持,承认自己错误的地方,今天的情况会变得更好。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并不赞成上述观点。他在《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过去10年的经济历史更多受到深刻历史潮流的影响,而不是经济学家分析和沟通失误所致。

具体来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金融去监管和为富人减税在推高了政府赤字和债务的同时,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小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发动错误的战争,这有效削弱了危机期间美国领导北约的公信力。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美国共和党在2008年团结在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竞选伙伴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身后,佩林是一个来自草根的煽动家,甚至比小布什或切尼更不适合担任公职。此外,2010年,共和党基本上被民粹主义的茶党(Tea party)所劫持。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经济数年增长疲乏为2016年的政治大动荡埋下伏笔。在共和党拥抱一个野蛮、倾向于种族迫害的电视明星(特朗普)之时,民主党也在为一位自封的社会主义参议员(桑德斯)神魂颠倒,尽管他在立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

监管前总统奥巴马此前已经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起一个支持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紫色美国”(注:代表两党的红蓝两色调和能得出紫色)将导致本土主义,以及政治崩塌。尽管如此,危机发生后,奥巴马却未能遵从第32任总统小罗斯福开出的药方——“这个国家……需要大胆而持久的实验。”

奥巴马政府未能采取激进措施。经济学家们无法说服当权者采取必要措施,因为,这些当权者处在一个政治崩塌、在美国人中间失去公信力的环境中。在政策制定屈从于日益庞大的富豪统治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实施“大胆且持久的实验”的呼吁在当时是逆潮流而动。

“我依然不认为哥大教授Tooze的论证如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强有力。我们经济学家和自己的理论的确能够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聪明、更加明确有力地表达,而不是不那么分裂和被与事实不相干的论点转移注意力,我们本可能让事情发生大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点都没有使事情发生改变。”德隆在文章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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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经济学家建言不力所致?这位美国教授不这么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隆认为,10年前的危机更多的是历史偶然,而不是技术故障。

2018年9月15日,德国法兰克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当地一些民众参加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附近举行的反全球化示威运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被指责没有事先预测到危机、未能说服政策制定者实施必要的解决之策。不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隆(J.Bradford DeLong)11月1日在Project Syndicate 撰文提出辩解。他指出,10年前所发生的危机更多的是历史偶然,而不是技术故障。

文章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07年,西方政治领袖便致力于达成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以及开放的国际秩序这四大目标。尽管这些目标相互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比如经济增长有时会被置于收入平等之前,开放会被置于某些劳动者和行业利益之前,但大致上来说,决策者希望这四大目标皆能实现。

不过,到了2008年,上述状况发生了改变。尽管没有通胀的威胁,但充分就业消失在西方领导人的“雷达”中。同样,创造一个可以服务于所有人的国际秩序的目标也被丢弃。在恢复超级富人财富的目标下,前两个目标被牺牲掉了。 

在宏观层面,2008年之后10年的经济局势总被理解为由经济分析及沟通失误所致。经济学家被指责未能向政治家和官员传达需要做什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被说成是,经济学家没能在恰当的时间对局势做出透彻的分析。

比如,有批评称,哈佛大学教授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看到了金融危机的危险,但此后却过分夸大了公共支出刺激就业所带来的风险。还有人指责德隆本人,说他用错误的方式看待全球失衡,未能抓住风险的来源——美国金融监管不力。

对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经济学家的批评是,虽然他们理解维持低利率的重要性,但却高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量化宽松(QE)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对经济学家的指责是,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发声,对自己所认为的事情更加坚持,承认自己错误的地方,今天的情况会变得更好。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并不赞成上述观点。他在《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过去10年的经济历史更多受到深刻历史潮流的影响,而不是经济学家分析和沟通失误所致。

具体来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金融去监管和为富人减税在推高了政府赤字和债务的同时,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小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发动错误的战争,这有效削弱了危机期间美国领导北约的公信力。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美国共和党在2008年团结在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竞选伙伴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身后,佩林是一个来自草根的煽动家,甚至比小布什或切尼更不适合担任公职。此外,2010年,共和党基本上被民粹主义的茶党(Tea party)所劫持。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经济数年增长疲乏为2016年的政治大动荡埋下伏笔。在共和党拥抱一个野蛮、倾向于种族迫害的电视明星(特朗普)之时,民主党也在为一位自封的社会主义参议员(桑德斯)神魂颠倒,尽管他在立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

监管前总统奥巴马此前已经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起一个支持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紫色美国”(注:代表两党的红蓝两色调和能得出紫色)将导致本土主义,以及政治崩塌。尽管如此,危机发生后,奥巴马却未能遵从第32任总统小罗斯福开出的药方——“这个国家……需要大胆而持久的实验。”

奥巴马政府未能采取激进措施。经济学家们无法说服当权者采取必要措施,因为,这些当权者处在一个政治崩塌、在美国人中间失去公信力的环境中。在政策制定屈从于日益庞大的富豪统治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实施“大胆且持久的实验”的呼吁在当时是逆潮流而动。

“我依然不认为哥大教授Tooze的论证如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强有力。我们经济学家和自己的理论的确能够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聪明、更加明确有力地表达,而不是不那么分裂和被与事实不相干的论点转移注意力,我们本可能让事情发生大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点都没有使事情发生改变。”德隆在文章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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