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晋，系加尔文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马丽，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幻想的符号

最近，有两个符号象征和话题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一个是死亡，特别是李咏的意外死亡、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让人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感慨，即便处于社会阶层上端的人——可以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好的医疗条件，甚至是世界最先进的医院的技术——也仍旧需要面对患恶性疾病的风险，而公共事故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到的，其他如日常的饮食、周围环境等等，也和我们息息相关，让人不得不面对生命的无常；另一个符号是锦鲤，先是艺人杨超越谈论运气和锦鲤的微博被大众进行百万次的转发，无论是调侃嬉笑还是真得被当作类观音求福转发，终究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是一个著名互联网公司在微博上贴出一个锦鲤的图片进行抽奖，奖品极为丰厚，引发疯狂转发，一度成为最为热点的话题……

死亡和锦鲤，这两个主题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实际上都是对我们当下精神的一种反映，作为符号象征，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状态和意识，从深层反映了极度不确定的外部变化的环境，当越来越多人将希望更多地放在运气而不是个人能力上，就意味着社会分层已经在固化，并且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的身份差异以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区隔。

个体的风险社会

人类社会很少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发生极速的变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封化名为潘晓的信在报刊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题目，引发了6万多读者来信讨论，如同今天一样，标志着一个社会急剧的变化。人内心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期待恰恰是因为出现在两种交织的社会背景中。在那个时代，“铁饭碗”、“流行歌曲”、“倒爷”、“弄潮儿”、“喇叭裤”等社会符号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下岗、再就业、大学扩招，从国家-集体包干到市场转型的过程让人们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同时也不得不承担着打破稳定的单位制度，激烈竞争，以及医疗问题等等各种风险加剧的后果。

在三十年的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改变，在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新的现代性的变革，这就塑造了我们对于未来的认知以及对于过去历史的错位叙述。作家查建英在《弄潮儿》这本书的前言中就描述了2003年从美国回到北京生活的感受：

“虽说这个新的北京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这个新的中国还是我的祖国，但与我上次住在这里时相比，一切再次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惊愕、兴奋、充满好奇而又一头雾水。这座城市满眼赫然耸现的摩天大厦背后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每周都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那些看上去精力无限、终日奔波的人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快乐、兴奋吗？是否充满了希望和梦想？还是沮丧、疲惫和晕头转向？就我个人来说，我有时甚至弄不清自己是着了魔还是置身云端。但是，我决心找到重返中国生活之路，我不想象异乡人那样去写自己的故乡。”

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中，谁又不是那个异乡人呢？外部的世界变化太快，机会却擦肩而过，只能心存幻想，如果早些买房，我们也许就能财务自由；如果早知道，多买几套房？如果早知道，就不被股市套住？哪怕十年前投资电子货币，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今日外部政策、媒体和技术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塑造成一种运气，成功者的叙事——“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去不复返，而“一个亿的小目标”对多数人都遥不可及到了荒唐的地步，如今泛滥的公共和自媒体宣传让我们很难将有效的信息和虚假、夸张的宣传进行区分。

过去十几年社会结构、技术和我们心理的变化是导致我们焦虑不安和不确定感的源泉。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描绘了我们全人类所处的全球化工业化隐去、风险社会来临的现代社会。这种社会的危险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或团体，而是跨越了生产再生产的界限，超出了国家的范围，同时也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让社会从“财富分配”转向了“风险分配”。伴随着高度的社会分工，即便是专家也无法担保危机不会发生，在全球化和社会体系化的进程中，尽管阶级不平等和风险不平等存在重合，但是人们面对的风险的危险却已经体系化，贝克称之为“回旋镖效应”，即现代人的每一个伤害他人的行为都有可能经过社会的链条伤害到自己，社会的政策和剥夺不仅仅影响到某个个人和群体，而是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例如在污染的问题上，无论任何人和国家都会遭受到影响，正如贝克自己形容的，“就如同狭窄的中世纪城市中穷人的传染病一样，是不会饶过哪些世界社会的富裕的邻居的。”

当这样一个风险社会来临时，驱动社会的动力不再是过去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本能，而是“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成了一种群体力量。”从而，在现代社会中，真实的风险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时加剧了这种焦虑。

贝克注意到现代社会的两种运动趋势，一方面是向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集中和更为密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运动，人口的快速流动和大众消费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三重的个体化趋势，也就是人从传统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家庭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丧失了传统所带来的安全感，需要重新整合一套信念和生活的体系。在现代科技和网络所带来的急剧变动中，人成为孤独的个体，我们期待有个性，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脱颖而出，人为创造各种夸张的景观和行为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却被规制地如同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磨具，用着同样的手机、电脑，甚至生活方式都被外在的媒介塑造成了一个模式。这个时代的讽刺就在于我们越强调特殊和个性却越陷入到普遍统一性的牢笼之中。无论是最近大学生流行的“空心病”还是“丧”文化，各种网课的热销，各种婚恋感情辅导的高昂价格，灵魂心灵导师的盛行，都是这种症状的表象，在现代性带来的普遍风险中我们充满着对未来的困惑和不安。

欲望和绿洲

今天人们更多期待如同锦鲤女孩一般的运气，即便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些宣传的叙事中，真实的历史、我们三十年转轨中的疼痛和代价全部被画上美好的妆容，我们日常不是基于自己能力和公平的成功比比皆是，正义是制度的第一要义已经被忽视，只能够幻想有一个运气，来弥补制度的缺失，这种期待运气来满足欲望就形成了我们当下的拜物教。这就是心理分析学家拉康指出的欲望和外在符号化的关系，人类主体用符号通过对原始欲望的压抑来维持和获得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马克思更直接指出这种现代性中蕴含着的本质是一种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被马克思成为“客观上必要的表象”，而当代哲学家齐泽克则指出这种对于物品的崇拜， 这种拜物客体化才成为了人们真实的信仰，才是我们看到对自身而言真实的事物。他进一步说到，“尽管也许我们从来不会真正地以这种方式体验到它们……然而在今天不断涌现的网络媒体中，现实和虚拟的界限逐渐被遮蔽，能够真正反映出我们欲望和渴求，以及内心真正的活动，在虚拟中我们可以悬置真正的焦虑和羞耻，避免了与真实生活的关联。”

今年一部热映的国产片《西虹市首富》向人们宣告了运气和资本的胜利。影片真正的荒诞之处恰恰是因为它比现实更实在，或者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下的欲求。一直在底层挣扎的草根王多鱼意外获得巨额遗产，条件是一个月花光十亿，并且不能留有资产，一系列荒诞的事情背后却是，血统和运气决定了他真正的社会身份的改变和所掌握的资源，同时也是唯一能够突破制度固化的途径，资本的运作将荒诞的幻想变成现实，成为真正支配所有人行为的力量，王多鱼说金钱不是什么，“让我们来实现梦想”，资产实现梦想，一切的梦想最终又被转化成为资产，如同这十年电子货币发展一样，它们成为一种真实有力的东西，在乌托邦的梦想和运气之间波动，同时给予人们个体把握的安全感，也创造出全球化更大的风险体系，如社会理论家西美尔所言，“货币经济如同神话中的矛，自己可以治愈自己刺下的创伤。”

在这样的世界中，一方面乌托邦的白日梦可以如同数字货币一样让我们期待能够去中心化，共享的不被支配的多元自由，每个草根都可以成为决定者，并期待梦想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成为了同一化的数字，祛中心化的结果却是更为趋同，虚拟世界不是离开了真实的现实，而是被现实更多地侵入，更加真实地反映着我们真实的欲望和支配，我们可以更为直接地用语言和符号化的形象来进行表达，今天网络信息赋予了我们更多的社会功能，似乎填补了我们人在公共领域的身份符号和我们幻想之间的沟壑，却如齐泽克的评论一样，“幻念被越来越多地外在化于公共符号空间；隐秘的领域越来越多地被直接社会化。”朋友圈正说明了这点，哪怕我们最为隐私的欲望也在社会交往的网络空间中被放大的一览无余，并且成为了公共的表演。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被拣选的锦鲤女孩，每一个人都有梦想。这是两个世界，是斯皮尔伯格《头号玩家》中的绿洲，在那里，现实是荒凉、破败的楼宇，严重的阶层分化，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是陌生人，只有在虚拟的绿洲中，人才可能产生对未来的梦想，从草根成为英雄，然而，哪怕这个梦幻的虚拟世界也会被大资本和技术代表的科技公司所侵入。在现实和虚拟之间，支配的力量无所不在。

我们今日的生活充满着矛盾的统一，强调个性，孤独、焦虑、不安、对未来的迷茫，但同时，外在的迅速变动的科技、阶层之间的固化和区隔、人造的梦想和一夜的成名，资本的运作，导致我们越来越被外界塑造，过着同一化的生活，使用同样的流行词语，看着同样的影视内容，使用同样的手机电脑，在不断增长的风险中适应。也许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依旧可以拿来解释我们所讨论的热点“锦鲤”等等这些符号，它们都是焦虑中的叹息，是无情世界里的感情，是现代不安灵魂的鸦片。 这是当下的挑战，社会如何达成共识认识到，在一个技术、风险社会中人应当有的价值，如何确保制度的设计不是被出身、运气所左右而是从公正出发，如何保证那些面对无常风险下的弱者依旧保有基本尊严和生活保障，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并且尽力去做的要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