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寂与乱:宝塚粉丝、安静的婴儿与松本哉的革命

生活在丛林化的中国,我羡慕日本人的礼貌和道德感,很希望人们不要那么粗鲁,希望处处如入无人之境的中国男性,也能学习他们对身体的控制,但是这种高度的秩序化实在令人畏惧。

2018年11月15日郭玉洁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已经有朋友在日本买了房子,更多的朋友想要去日本买房子,朋友圈的打卡此起彼伏,总有人在东京,或是京都,马桶盖的神话早已过去,现在是零碎而体系庞大的药妆神话,——我还没有去过日本。关于日本的书、电影看了很多,虽然不爱看日剧、日漫,但你从来无法忽视它们。这不是马可波罗传说神秘东方的时代,这是无数屏幕在生活中闪烁的时代,还没有去过,日本已经无处不在。

台湾的朋友问,为什么不去?我愣了一下。她问,是因为反日吗?我条件反射地立即回答,当然不是。心中又想,为什么“当然”?在我所生活的圈子里,似乎反日是相当遥远、甚至可憎的词了,唔……可是为什么不去?想来想去,大概容易讲的理由是,遵循“远香近臭”的粗俗原理,只要有钱有时间,就想去更远、文化差异更大的地方,就如同生长在甘肃,我却只在去年才去过敦煌一样。

这年9月,终于第一次去了日本。“终于”的动力之一,是去看闻名已久的宝塚。

9月,宝塚要上一出新戏,可惜预售时,五分钟内全部抢完,国内有墙,手脚还是慢了。那么,只好一早去现场排队,官网上说,剧团每天会为现场观众留42张票,如果不够,还有19张站票。

早上七点,整个城市像无印良品的超级店铺,四处都灰扑扑的。人们在地下成群结队,安静而高速地移动,地上的目的地,正冷冷地等着他们。宝塚所在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花哨(与她们的表演正相反),在一个坚实方正的写字楼里,大楼的石柱上,低调地刻着“东京宝塚剧场”。

大楼前的走廊上,席地坐了一列人,基本都是女性。她们一定是在排队——在日本,这一点不用怀疑。数了一数,来得及。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头在哪儿,尾在哪儿?沿着队列走了一趟,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表情。对这五个茫然而叽喳的外国人,没有人好奇。气氛是如此安静,要出声询问,简直鲁莽得像推开陌生人卧室的门。再张望,尽头的拐角处有一个窗台,拉着卷帘,很像售票处的样子。我们决定排在这头,队尾的大姐,一直黑着脸,坐在蓝色的毯子上,颇有点令人生畏。

我们席地而坐,等着窗口打开。剧场对面,是制作男性偶像的杰尼斯事务所,距此走路五分钟外,有另一家剧场,海报上都是美少年,门口聚集了很多美妆博主一样的时髦女孩。相比之下,宝塚外的女观众,就朴素、成熟多了。对中国的年轻游客来说,最熟悉的可能是秋叶原的AKB48剧场。

想到孟京辉曾说,他在日本待过一年,看了各种小剧场,这一年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当时以为,他所说的都是先锋话剧、实验话剧,在宝冢剧场排队时才想到,更有可能是这种市场细分的剧场吧,同样“小”,却是商业的深耕细做,卖豆腐、卖青菜、卖海鲜的,各做一辈子的“小”生意。

宝塚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百年。1910年代,坂急铁路公司新开了一条铁路线,为了吸引人们乘坐这条铁路,他们在沿线的宝塚开发了一个温泉,又成立了一个少女歌唱队,把室内游泳池改造成剧场,为泡温泉的游客表演。这个歌唱队,就是后来的宝塚剧团。因为这段历史,中国的粉丝称她们为“铁路文工团”。宝塚的成员全部是未嫁的女性,一旦结婚,就要退团。未嫁和单身是不同的——由于训练和管理非常严格,宝塚被上流社会看作培养女儿的好地方,在宝塚待过,就能嫁得好。早期宝塚不负责赚钱,只是配合观光,1980年代,日本铁路私有化,竞争激烈起来,坂急盈利下降,宝塚改以商业运营,反而蒸蒸日上。宝塚的制作人森下信雄曾经写道,宝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明星化策略,尤其是由女性扮演的“男役”。森下信雄常在剧场走动,聆听观众的评价,如果有人说,“这次的戏剧演出,剧本非常好,音乐也很棒!不过啊,明星某某某,好像不够帅气哦!”他说,这是最糟的评价,只有首席男役一亮相“就让人觉得有股帅劲”,戏剧才能成功。可以想象,宝塚的粉丝基本都是女性,据说多是家庭主妇,为此宝塚的演出常有下午场,看完演出后,主妇正好回家做饭。大概也是因此,她们才能在工作日的清晨在这里排队吧。

大约九点,一位穿制服的大姐从剧场出来,她走到我们旁边,紧皱着眉头。我们看到她手里的清洁布,忙站起来,让到一边。她用双手推起卷帘,露出大片的窗户,和窗户上的告示。我们突然明白,原来这才是售票处,原来黑脸的大姐才是第一个!

我们忘记了控制音量,喧哗起来,在队伍里走了两圈,确认我们排错了方向。此时队伍已经在那头长了一截,卷了过来。所有人仍然安静地低着头。我们在沮丧和震惊中又走了一圈,震惊的是,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包括那位黑脸的大姐。她们一定在内心笑话我们吧,或是觉得这完全和自己没有关系?既然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不甘心胜过了沮丧,我们坐到了另一头,决定继续碰碰运气。这次,大家不再赞美日本的秩序,而是开始怀念好事的中国大妈。

好在,另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我们前面的台阶上,突然站了六个人,齐齐的一排,她们穿着同样的灰色开襟毛衣,面向马路,左右张望,像在等待什么。同行的宝塚粉丝M说,这就是著名的“入待”:粉丝恭迎演员来上班。突然,她们像听到号令一样,齐齐蹲了下来,并拢双腿,蹲得很好,很少有人像上厕所一样。过一会儿,她们站起来。突然,又蹲下。又起来。像是空袭警报的演习。M解释说,她们的偶像还没有来,但是别的演员经过,她们也要蹲下,以示礼貌——不能显得有的演员没粉丝啊。

她们又蹲好了。一个戴口罩的人(如果你是路人,可能会以为她是男孩)远远走来,站在她们面前,摘下口罩,依次从她们手里接过礼物——只是信或者卡片。粉丝们依旧蹲着,仰望着,似乎在说着什么。从我们的角度,只能看到她们蹲着的背影,和似乎在微笑的男役。片刻,男役走了。粉丝们仍旧蹲着,转头目送她,一直等她进入剧场,才站起来四散了。

这时马路上人多起来,上班族来来往往,演员也陆续到来,粉丝来了又去好几拨。她们都有统一的着装符号,或是上衣,或是围巾。人越来越少,但即使两个也排成短短的队,肃静地蹲着。

十点左右,络绎来了一大群人,她们人数远超之前,统一戴上了粉色的丝巾,在马路边蹲下,长长的三排。片刻,一个蓝衬衣、戴毛线帽、戴口罩的瘦高个(同样,如果你是路人,会以为她是男孩)在路口下了车,她慢慢走过来,快速、熟练地接过粉丝的信和卡片,像流水线上的工人。粉丝们蹲着,鸦雀无声,一排排手机和相机在闪烁。身旁的一位阿姨拿着翻盖手机,屏幕很小,画面颗粒极粗,然而专注地跟随着——从这阵仗来看,正在走过的,就是今天的首席男役明日海。气氛安静而躁动,持续了五六分钟,明日海走完了全程,摆一摆手,在众人的目送中进了剧场。

在她之后,没有粉丝会来了。人们站了起来,解下丝巾,现出了朴素的真相。然而她们很欢快,互相鞠躬道别,纷纷离开,一天的生活还在前面。我们也跟着欢快了起来。开票了,我们很幸运,买到了最后几张坐票。

东京宝塚剧场外的海报。摄影:小树。

 

宝塚的入待。

 

两个粉丝也可以入待。

 

首席男役明日海 りお的粉丝在入待。摄影:小树。

 

首席男役明日海 りお的粉丝在入待。

 

 

* * *

 

那天的演出倒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不懂日语,我在人物对话的时候睡了过去,在打打杀杀的时候醒来。我用制作人的话来安慰自己,剧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在那重要的歌舞阶段,我也并不感兴趣,只觉过于老套。我一再想起的,是排队买票时的经历,那种惊人的秩序感,和惊人的沉默,这也让我想到了一直不愿去日本旅行的另一个原因。

这种不情愿,来自台湾的生活经验。最早去台湾时,因为深深厌倦于大陆社会的粗鲁,那种粗鲁不是勇敢者的行动,也并不真的是礼崩乐坏,而是无处不在的权力造就的恃强凌弱,相形之下,台湾社会的温润有礼几乎让我落泪,也让我自惭形秽。但是这么多年过,台湾社会变了。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的变化,深层的善意消失了,另一方面,“礼貌”却还在,甚至越来越细,越来越严格,加诸个人的约束越来越多,也愈加空洞。我原本是好礼之人,渐渐也觉得吃不消了。

和台湾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她们默然——她们同样是台湾的批评者,也永远是我最喜欢的、最友善、最真诚的朋友。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下楼时不小心用力过大,公寓大门在身后“啪”地重重合上。我心想,糟了。果然,第二天出门时,我在门边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大门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善待大门,轻开轻关。这太荒谬了,是不是?住了一年,我从来没有和邻居来往过,第一次来往,是一条善待大门的戒律。这么多“礼”,这么细致的日常生活的规则,内中并没有善意,而且会越来越少善意,它只会让人压抑,扭曲,也让人和人之间更加隔绝。

一位台湾朋友想出了一个原因,她说,我觉得台湾受日本的影响太大了。她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学姐到日本留学,课间拿出一根香蕉,扒掉一半皮之后拿在手里吃——就像我们平常那样,这时日本同学进来了,他们看到这位学姐都吸了一口气,往后退了一步,“不是普通的往后退哦,是往后弹了一下。”朋友说。每个人进来都是这样反应,学姐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奇怪,却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当然,也不会没有人告诉她。

是不是他们想到色情的地方了?有人问。

朋友说,学姐一开始也这么想,可是一年以后,她到一家动物园去玩,才明白是为什么,日本人连喂猴子吃香蕉,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放在饭盒里,再一片一片扔的!

在日本,才亲眼目睹人们对自己的细密管理,所谓“不给别人添麻烦”,似乎可以相当严格。比如,你很难不被周遭的安静而震慑,很少听见小孩哭,他们静静地坐在婴儿车里,双脚冻红了伸在外面。连狗都不叫。是不是把声带割掉了?同行的朋友说。在中国,当主人抱怨狗太吵时,宠物店老板可能会这样建议。

日本人的身体是向内的,手臂折叠在身体前面,绝不乱甩,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领地只有那小小的一块。向内,但又高度敏感,时刻眼观六路,以免妨碍别人,因为不会有人提醒你的,更不会有人吵架,他们只会静静地等待,或是静静地走开。

京都的公车上,座位很窄,我坐下来,髋部挨到了旁边的男性,只有那身体最宽处的一点,在中国时,会觉得这已经很好了。突然,他臀部一抽,拼命离开了,我们的身体之间乘隙流入一丝凉凉的空气。我不禁有点佩服,即使在静止的状态下,日本人的身体也如此用力,难怪很少看到胖子。

一次,我们离开居酒屋,服务员小哥在门口鞠躬目送,直到我们转过街角。M讲了一个“目送”的故事。她说,一个朋友曾经到日本某岛玩,住在一家高级酒店,走的时候坐船离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岛上列队,向他们挥手道别。一直挥手,他们坐在船上也觉得很紧张,直到船转过一个小山包,看不见岛了,才松了一口气。突然发现,工作人员登上了那座小山包,继续向他们挥手。

这些“相当日本”的段子,真让人惊叹。有点好奇日本人是如何成长的,什么样的教育,让他们长成了这个样子。生活在丛林化的中国,我羡慕日本人的礼貌和道德感,很希望人们不要那么粗鲁,希望处处如入无人之境的中国男性,也能学习他们对身体的控制,但是这种高度的秩序化实在令人畏惧。尤其是服务业者,卖面包的女孩对所有顾客执行清晰、繁复的服务程序,微笑地点头数次,难以想象人在生活中,要内化这么多规则,太辛苦,也太……顺从了。

另一点很难忽略的,是日常生活里的各种黑科技。有些是好的,比如夜里清理下水道的工人,将探头伸进管道,他们像外科医生一样,看着屏幕,判断管道里的状况。但也有很多时候,你会怀疑技术的必要性,比如,独自缓缓落下、又缓缓升起的马桶盖。举手之劳而已,何必呢?一只手上有必要长第六个、第七个手指吗?

走在秋叶原的人行道上,心想难怪那么多科幻电影都在这里取景。日本高度发达的机械制造业,和高度秩序化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现代社会走到极致时的表现。机器模仿人并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人模仿机器。

秩序感还扎根于严格的等级体系。段子大王M讲了一个宝塚的故事。她说,宝塚剧团按照进团的时间分学姐、学妹,也叫上级生和下级生。下级生见到上级生一定要鞠躬,这不用说了。下级生为了走路的时候不撞到上级生,都要贴着墙根走。有一次,一个上级生对下级生说,昨天我在轻轨上看到你了,你是不是经过了某某天桥底下?从那以后,这个下级生每次在天桥下看到火车经过,都会站住鞠躬,万一学姐在上面呢?

等级制的核心,是性别。宝塚建立起的金字塔结构中,首席男役就是王。那是一个相当浮夸的男性形象,个子一定要高,声音刻意低沉,叉着腿走路,“他”是永恒的主角,所有人仰望的中心。对于这些扮演男性的女演员,剧团说,她们在扮演男人的过程中,了解了男人的心理,结婚之后,会更加懂得如何服侍男人。这令人无言的逻辑,相当有趣,宝塚的戏剧形象看似越界,竟包含着这么保守的内核。但是久而久之,形象的越界,能够改变这一坚硬的内核吗?男役退役之后,大部分恢复女装,结了婚,变成了普通的中年阿姨。她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而那些一生未能越界的女性,比如宝塚的粉丝,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 * *

 

真情实感的善意,我们在日本也碰到过一次,那是在越后妻有,三年一次的乡村艺术祭。

在其中一个艺术现场,川西村,一位笑眯眯的当地老爷爷为我们导游,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衣,下摆束在西裤里,一边用日语解说,一边拿出两张纸,展示给我们这些外国人。纸上的图片和英文告诉我们,这片林间的空地曾经是相扑场,但是1998年之后,因为村里人口太少,相扑场已经废弃了。

那天下着若有若有的细雨,水气中树更绿了,天空是透明的灰色,草地踏上去有微微的泥泞。正是一个美丽乡村的样子。参观之后,老爷爷带我们到旁边的神社休息,几位老奶奶准备了茶和点心。可以想象这是村里的主要人口了。一位老奶奶站在门口,仔细看着一个个年轻人的脸庞,开心地说,卡哇伊内!老爷爷拉着我们,走到一个地球仪旁边,指指上面,询问地看着我们。我们找出了中国。他点点头,像变魔术一样,又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四个毛笔写的汉字:日中友好。我们念出来,点头说,对对。他又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以德报怨。我们仍然点头,却突然想到,老爷爷的年纪,也许是经历了侵华战争的。他放下纸,用双手依次紧紧握着我们每个人的手,用不标准的中文念:日中友好,以德报怨!

老爷爷放开手,又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明眸皓齿。他顽皮地笑了一下,又依次握着我们的手,对着每一个人念:明眸皓齿!不知道为什么,他略过了我。

很多人批评说,艺术祭没有能真正改变乡村。在我看来,越后妻有已经非常好了,尽管很多所谓艺术品莫名其妙,但艺术祭的设计和组织能力,实在超越中国的同类活动太多太多,亲切、细致,诱使游客缓慢行进,深入各个乡村。艺术祭无法改变的是举世的难题,城市化造成的乡村凋零,已经势难挽回了。同样,老爷爷老奶奶的热情,那种基于农业社会的人情味,也是我们非常熟悉而正在丢弃的。我们怀念这种人情味,却又无能无力,家族、农村都在解体中,社会和人已经变了。

2010年,NHK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无缘社会》,从无人认领的尸体入手,探讨日本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个人与周遭的社会失去了联系,变成孤独的个体。最早启发节目组的,是主持人采访过的一个公园流浪汉,他失业了一段时间,一直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只能住在公园里,晚上太冷睡不着,他就一直走路。主持人看到,他的鞋尖已经破了,露出了脚趾。当问到为什么不去领救济金,他说,怕领了救济金之后,就再也不想找工作了。“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啊”,他说,这也是片中很多孤独老人的生活原则。过了一段时间,节目组再也找不到这位流浪汉了。纪录片编辑而成的书里,制作人感叹,日本社会怎么变成这样了?人和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互相麻烦吗?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中国的年轻人也正在传播这样的信条,大概人们不会意识到,它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从家族、原有的社会中解离出来,城市里以个人为单位,成为著名的“原子化”社会。不错,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界限,可是界限到哪里为止?弹性多大?新的生活形态在建立中,需要新的哲学。

越后妻有,指新潟县南部十日町市和津南町在内的760平方公里土地,古代曾有“越后国”与“妻有庄”的通称。这里人口稀少、老龄化严重,冬季豪雪有3米多高,是川端康成笔下著名的“雪国”。

 

村里的相扑场,因为人少,已经弃用。

 

里山当代美术馆,水池的设计原本是想造成蓝天的镜像,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作品《梯田》。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作品。

 

 

* * *

 

高园寺算是东京的郊区了,那里并不是景点。钻进胡同一样的窄巷,走到深处,看到一家二手商店,里面堆了很多家具、日用品,那不够整齐的味道,就是“素人之乱”。

“素人之乱”,从日语里直接挪用,看起来很古雅,有时候觉得说是穷光蛋的造反,更像那么回事。“素人之乱”的创办者松本哉,1970年代出生在贫民区,有一对“乱七八糟”的父母。妈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他高中时就离了婚,到日本各地流浪,后来住在深山里,自己耕田种菜。有一天爸爸说,我要当作家!然后就辞掉工作,大白天回到家里。从那时起,爸爸偶尔会说出“我们是穷人家,所以今天没饭吃!”之类的话。有这样的父母,松本哉从来没有梦想过“考个好大学,进个好公司”,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好好打拼,获得物质上的成功。

上大学之后,松本哉开始搞事。他所在的东京法政大学,还有全共斗的尾声。但是对那种传统的、严肃的学生运动,他不是很感兴趣,他所做的,简直就是捣乱。有同学投诉食堂的饭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松本哉就组织同学发传单,冲餐厅,向管理者抗议。最绝的是,他们向老家种田的朋友要了米和蔬菜,熬夜煮咖喱,偷偷从教室接电煮饭,造成全校停电。第二天中午,他们在食堂外面卖了四百份咖喱饭,一份只卖一百日元,让餐厅少赚了很多钱。

学校的领导宣称,学生来学校就是上课,下课就该回家。为了抗议这种说法,让学生尽可能留在学校里,参与学校的事务,松本哉和朋友们在广场上煮火锅,烤秋刀鱼,招呼路过的同学来吃火锅。结果广场上人来人往,连扫地的阿伯、教授也加入了。一到傍晚,就会看见煮火锅或是烤肉的景象,一经过就会有人问,要不要喝一杯再走?松本哉说,走在路上就能交到朋友,真是好大学哪!

毕业之后,松本哉继续捣乱。他把自己做的事拍成了纪录片《素人之乱》,也出版了同名书籍。书里的口吻就像他做的事一样,有点搞怪,滑稽,都是大白话,并没有板起脸来讲道理,但是背后的道理又很深刻。他说,现代的社会趋势就是制造越来越多的罚则,抽烟要罚,乱丢纸屑要罚,玩滑板和骑自行车都要罚,这样下去,恐怕连在公厕用卫生纸超过四十公分都要罚,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超荒谬的社会。

同时,这又是一个“格差社会”,“一个大家一听到,就马上紧张地拼命往上爬的词”。“当个不上不下的上班族,用三十年的贷款买房,想跑也跑不掉,跟无聊的男人结婚,过着百无聊赖的家庭生活,最后又受不了压力掐死自己的小孩?向公司宣誓效忠,想象自己将被提拔成高级主管,接过却发现自己只被当成耐操的廉价劳工,最后还得忧郁症然后翘辫子,还有比这更笨的事吗?”

这样的人,松本哉称为“模范受刑人”,日本社会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模范受刑人。

在《素人之乱》里,松本哉介绍了很多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制的实践,其中之一是,他在高园寺开了二手商店,吸引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家伙”,把原来萧条的街区变成了日本“最自由的解放区”,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右翼作家雨宫处凛所说)。

对一个浅层次的游客来说,高园寺的秋日下午并不危险。松本哉不在,看店的女孩一直在忙出忙进,一个阿姨在里面流连,一直在端详一个旧的电饭锅。我看中了一个旧皮箱,才2000日元,最后还是放弃了,买了一本中文繁体版的《素人之乱》。

在去京都的新干线上阅读《素人之乱》,是日本之行中最愉快的事了。甚至可以说,还好有松本哉。我一向认为,每个地方,最可爱的人,都是它自身的叛徒。为它所滋养,由它塑形,却也反叛它,变形它,为它生长新的枝桠。松本哉就是今天日本的叛徒。试图在高度秩序化的、为政府和财团绑架的社会里,制造一点空间,在严格的日本社会,作出一个乱来。

很多人质疑说,这种捣乱无法带来整体的改变。没错,整体的改变是很难的,但是,松本哉的革命,至少能让大家生活得自在一点——更好的生活,这不正是一切改变的目的吗?从这点上,松本哉的捣乱,恰恰是非常激进的。他说,回到江户时代也不错啊,过了中午没事就在街上晃,看到浮世绘还会兴奋地呼朋引伴!当人们慵懒地生活时,地球还不是在照样转!

松本哉常常提到童年的贫民窟生活,他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认为,这样的生活很开心,因为穷人之间必须得团结起来,才能生存下去。大学的时候他到中国,发现这里跟自己成长的地方很像,大家都没什么钱,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小孩们很开心地在外面跑来跑去,阿伯在屋檐下睡午觉,到了晚上,还会有人在路边拉起银幕,开始放电影,他说,看起来比日本快乐多了。

现在的中国早就不是这样了,而是在追随日本(当然是在那些糟糕的层面),变成“格差社会”。人们似乎富足起来,事实上却是为房子、为想象中的成功受刑,争取“不给别人造成麻烦”的自由,骄傲地奔向灰暗的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新需要松本哉的智慧,过去的智慧,也许现在就是。

我渐渐觉得,无论旅行,还是阅读,都是有关可能性。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还可以那样,原来人曾经是另一个样子。一个悲哀的社会,是单一的、不提供其他可能性的社会,一个悲哀的个人,是没有选择的人,更是没有想象的人。反过来,希望就在于,看到了众多的可能性,让我们试试,这样生活,那样生活,说不定,就会试出新的可能性来。也许会的。

中文繁体版《素人之乱》插图。

 

—— 完——

 

题图: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作品。

除署名外,图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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