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新华社日前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要遏制过度逐利行为，民办幼儿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不准民办园上市，被一些舆论认为是民办教育开放的“倒退”，而其实，这是遏制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过度逐利，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性的选择。在禁止营利性民办园上市后，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缓解入园难、入园贵，应该进一步降低学前教育准入门槛，并加大对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从开放角度说，降低学前教育准入门槛，才是更大程度的开放。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79.6%，比2010年时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但是，学前教育还是我国整体基础教育的短板，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地的公办园比例普遍较低，2017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只占所有入园幼儿的44%。这次颁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园比例达到80%。因此，国家在提高公办园比例的同时，需要大力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建设为高质量的普惠园。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学前教育阶段可设立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但是，国家鼓励、扶持非营利民办幼儿园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是由学前教育的普惠和公益属性决定的。毋庸置疑，不准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上市，会对少数以上市为目标的幼儿园举办者有影响，但是，由于以上市为目标的幼儿园举办者只是少数，这对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不会有根本性影响，不能上市的营利性幼儿园，照样可以分红、获得投资回报。

民办幼儿园上市，为何可能冲击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这是由资本的逐利属性所致。观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很多国家的国民教育、学历教育都没有营利性的私立学校，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是非营利性。这和这些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有关，私人（机构）出钱办学校，主要是为了慈善，而非牟利。

我国的现实情况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调查显示，大部分出钱举办民办学校者，都有获得投资回报的诉求，正是基于此，我国禁止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允许非义务教育阶段设置营利性民办学校。也就是说，允许举办营利性幼儿园，这方面的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如果进一步允许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上市，这对大资本是利好，也在短期内可以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但对学前教育的长远发展却有很大弊端，上市的幼儿园集团可以利用资本的优势，垄断一地的民办幼儿园，导致其他社会力量难以进入，由此可制定更高的保教费标准。

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学前教育领域，而非大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并扩张，这才是更有价值的开放。我国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公办园少；准入门槛高，导致民办园供给不足，进而使监管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失灵——在我国有的地方，还有为数不少的不合格幼儿园，但监管部门无法取缔，取缔之后幼儿无园可上；而有的已经上市的幼儿园集团，虽然收的保教费很高，可是却不重视办园质量，甚至出现虐童事件，因为家长没有其他选择。

解决这一困境，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同时降低准入门槛，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能举办幼儿园，与此同时，对选择非营利的幼儿园给予财政扶持，这样，学前教育的供给会大大增加，这比激励大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更有利于发展学前教育。事实上，只有增加公办园和民办普惠园的供给，也才能让天价园的保教费降下来。目前天价园的费用之所以居高不下，这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去年，北京就调整了社区办园点的标准，比如，教育部规定，各地新设的全日制幼儿园，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到1：5～1：7，而北京要求办园点保教人员与办园点幼儿比例控制在1：10-12。这就把一些原来“不合格”的幼儿园纳入规范管理，并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让原来不合格的幼儿园，变为合格的幼儿园办园点，还获得政府扶持。

要求政府部门在增加投入的同时，降低准入门槛，这就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明晰政府发展教育的权责边界，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下放权利，转变监管思路。在依法保障教育方面，我国还有必要进一步制订《学前教育法》，明确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而在转变监管思路方面，应该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准入门槛，变前置审批，为备案制与过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