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海:赶出家门

我不清楚别的家庭父子关系如何维持,但我们父子关系是如此这样正常化的。

2018年11月20日张北海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高二那个学期,我有天放学回家,刚进客厅,父亲就对我说,“文艺,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家!”

我收拾了一下书包,带上所有课本,也不知道还应该带什么。出大门之前,母亲上来给了我一叠钱。就这样,我给赶出了家门。

出了我家那条街,上了和平东路,没带自行车,我有公共汽车学生票。

我先去找一个同学,说我给父亲赶出来了,要他先告诉另外两个哥们儿。我叫他不要同别的同学提,我会照常上课,就像没事一样。他问我晚上去哪里睡,我随口说公园、火车站。钱够吗?我说暂时还可以。

我当晚先去西门町吃了碗牛肉面,之后去了新公园,才七点多,已经有人在一排排长椅上睡了。我找了一条,坐在那里胡思乱想。

这半年多,我的生活是有点荒唐。下课之后,也不回家,找瓶酒在新店溪边林中和朋友乱混。周末总有人开party。这些家庭好像没人管,动不动就搞到快天亮我才翻墙回家。上学期还要补考数理化,给学校纪录两大过两小过,留学查看。暑假又给罚去劳军,还打枪,找个乡下姑娘唱“卖饺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给四周的声音吵醒。公共汽车,政府交通车,货车,私人汽车,自行车……都去上班了。新公园里有人在做体操……七点多了,我赶快找个水池擦了把脸,在地摊上吃了碗甜豆浆和一副烧饼油条,就去上学。

我的三个哥们儿都知道了我的事,中午其中一位拉我去他家吃饭。他父亲在上班,母亲很亲切地招待我。他们家我很熟。饭后我去厕所,顺便取了一叠手纸,在外边流浪,我发现大便是件麻烦事。中华路上有公厕,又臭又脏,而且没有手纸,火车站也没有。

我那个星期在他们三家轮流吃了几次午饭。有天,朋友的母亲上了菜就出门了,我赶快在他们家洗了个澡,又向同学借了一条内裤,也把我穿了两个多星期的给洗了。

我不但去上学,而且星期六下午,还去叶嘉莹老师家上课,叶老师肯定知道我的事,介绍她给我补习的那位翟先生肯定跟她说了,可是叶老师从来不问我,我也当然不提。

我在想,纽约有上万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政府有不少收容所,但他们大部分都不肯去那里睡,经常被抢,情愿在街头和地下铁找个床睡。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宗教会办的收容所,也有人睡在那里,但大部分只是每天排队领饭吃。

不知道这些人没潦倒流浪之前是干什么的,看样子他们多半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当年的我,心比较不太恐慌,总觉得早晚会回家。只是钱很快就用光了。

哥们儿毕竟是哥们儿,一个当了他的夹克,一个当了钢笔,一个当了手表。我又靠这笔钱,中午吃了几个摊上的生煎包,晚上一碗牛肉面馄饨面什么的。几个星期下来,我的流浪生活像是有了一个规律。

凡是有风有雨,我就去火车站睡。五十年代台北,火车站从不关门,总有人在那睡,或是等一早火车,或是无家可归的。天好,我就去新公园或植物园,那里也总有人在过夜。但都有些麻烦,火车站候车室长椅臭虫大且多,我经常睡在地上。而公园总不时有人找你说话搭讪。

这天上空一片乌云,我从公园去火车站。突然听见有人叫我。

看起来面熟,好像多年前上板桥中学的高班同学。名字不记得了。他问我去哪里,我犹豫了一下,跟他说我离开家了,现在去火车站过夜。

他看了我一下,叫我跟他走。

我们一路无语,后来忍不住问他去哪里。他说有地方睡。你家?他笑了说没家,一指上头说,我睡那里。我抬头,只看见一个小城门楼,离总统府不远的南门(想是南门),今天有个高架铁擦边而过。

我们走到一个小门,锁像是坏了,绑着麻绳,上了楼,空空的,只在一个角落里有堆棉被。他有两条,一条给了我。我就照他,一半铺在地上,另一半算是被。我们并排躺在那里,问他这里住了多久了,他说两个月,又问他上学还是工作。他半天没说话,然后说早点睡吧。

我在南门睡了好几天。头一天他没说什么,之后几天,他又说个不停。我这才知道他是个东北流亡学生。板桥念了两年退学打工。这种临时散工也都是短期的。东北同学会只帮他几个月就停了,他去当了三年兵,才退伍。

我突然感到,不管怎样,我多半有家可归。外面像他这种不幸的人可太多了。

像是五天后一早,我说有个朋友要我去他家去睡,感谢他收了我这几天。我就这样照常去公园或火车站过夜。我已经够烦的了,实在没精神再去听像他这种更多的麻烦和伤心事。

第二天放学,天有乌云,还有风。我走向火车站,上了和平东路,正要找个摊子吃点什么,突然身后有人叫我“文艺!”是我大姐。她也没问我什么,只说“上我家去。”

姐夫张桐还没下班。我先好好洗了个澡。穿上姐夫的睡裤汗衫。大姐把我的衣服全交给女佣去洗。她在炸酱,切面条。我已经闻到了很熟悉的香味。

我在大姐家住了五天。那天晚饭之后,我们坐着闲聊。这几天,他们从不问我这一个多月来是怎么过的。我也不主动提。

电话响了,大姐去接,听了几句挂上了。回来跟我说,“带上书包,走。”问她去哪里,她说“回家。”

我问她刚刚那个电话是妈打给你的?她说是。是爸爸叫妈妈打的吗?不是,是翟先生和齐先生。他们二人从重庆到台北,一直跟我父亲做事。他们这几天都在和爸爸说你的事。最后他们和父亲说,让文艺回来吧。爸爸没言语。他们就叫妈给我打那个电话。

进了家门,进了客厅。齐先生说,“三弟,好久没见了。”那位介绍叶老师给我的翟先生也跟了一句“大鹏问你好。”大鹏是他儿子,重庆那会儿刚出生。我们两家和齐家住在重庆同一条弄堂。

我爸没看我一眼,母亲也没说话,大姐坐下同他们说话。我进了我的房间。

就这样,浪子回家了。

高三那年,我开始准备台湾公立大学五院校联合招生。这可是一道大关。过不了,就要去当三年的二等充员兵。

我倒是考上了。大学四年,教书一年,金门服役一年。人也比较懂事了。直到我1962年出国,父亲母亲都没有提我给赶出家门这回事。

回想我这一代和下一代在一个那么严的管教之下,皮肉之苦可吃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不敢说下一代侄儿侄女如何看他们的祖父,但就我和尤其是二哥来说,我们可给父亲打的很惨。可是二哥有料,中学勉强念完,就独自逃离家庭,只身从天津去了重庆,考上了空军官校。只是抗战期间,杭州笕桥空军官校给日军占领,结果他是美国空军官校毕业的。

他有这个料,我有我的料,只是不包括逃离家庭,而是,说来丢脸,给赶出了家门。

我后来没有和二哥谈过这些事。只是他回国之后,看到他如何照顾我们全家。我就知道,我们两个都不责怪父亲。

我们都明白,无论父亲政治上多么前进,十八岁就参与了反清起义,但他究竟生在清朝。再加上去日本上大学。传统的保守儒家思想,加上日本的大男人父权意识,父亲只能,也只知道如此管教子女。

后来我进了纽约的联合国,请爸妈来美国看看。他们住了三个多月,我除了带他们在东部几个大城市跑了一趟,还开车去了趟中西部,拜访我妈一位堂弟。无论在纽约家中,还是沿路说话,我发现这还是第一次和父亲有了一个真正的父子交谈。

我不清楚别的家庭父子关系如何维持,但我们父子关系是如此这样正常化的。过去的事,无论好坏,谁对谁错,都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电影那种戏剧化。可是我们父子二人最后可以像一般家庭父子那样,我觉得这样也好。

就像莎士比亚那部话剧,All’s Well That Ends Well(梁实秋译为“皆大欢喜”。我这里直译),“结尾好,什么都好。”

2015年02月05日,台北,西门町。西门红楼紧邻西门町徒步区。共两层高的这栋红砖洋楼为1908年所建的台湾三级古迹,而该古迹建筑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其外观为每正立面8m。也因此,该建物于日治时期通常被称为八角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完——

 

题图:莎士比亚话剧《皆大欢喜》剧照。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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