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不论年龄大小都去看看《金瓶梅》，逐渐去看出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金瓶梅版本图鉴》一书的新书座谈会上，作家石一枫谈到，每一次阅读《金瓶梅》都能够看出新的价值，这也是这本书的伟大之处。

兰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词话》到2017年已经有四百年的历史。它一直是世人眼中的“奇书”，作者展现了上至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市井地痞、帮闲的世界，展现出了市井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善恶、明代社会的黑暗；与此同时，此书又因恣肆铺陈的性描写而一直被视为“淫书”。由于内容特殊，《金瓶梅》在历史上屡屡遭到禁毁，而读者需求又推动了盗版和翻印横行。据《金瓶梅版本图鉴》一书前言的说法，海外读者对《金瓶梅》的喜爱，远超中国人最推崇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在海外学者眼中，它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以来都是翻译、改编和研究的热门。

《金瓶梅》在国内流传过程中盗版翻译混乱，加之海外翻译改编受到追捧，因而产生了诸多版本，亟待梳理。作家邱华栋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员、学者张青松编著的《金瓶梅版本图鉴》一书因此诞生，记录了《金瓶梅》在四百年中流传、刊刻、印刷和翻译的过程，堪称一部“金瓶梅购买指南”。

在中国：每个人读《金瓶梅》都有一个故事

在座谈会上，石一枫称，每个中国人读《金瓶梅》都有一个故事，因为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代表着禁忌。石一枫说，他最早读的《金瓶梅》是洁本，每一处关键描写都被删掉了，变成“遂成好事”，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上了大学之后，他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翻找过，但也只找到了洁本。直到工作之后，他才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足本，但只有副高职称才能买来读。

“最早看《金瓶梅》，看的都是禁忌；年纪再大一点，看的才是文学性；第三遍是看中国人的气质。”石一枫称，从文学性角度来说，过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不是百分百的原创小说，都有从话本脱胎而来的痕迹，而“《金瓶梅》是中国文人主体创作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古代作家百分百的原创写作”。再从文学性深入下去，他看到了书中对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传神描述、对中国人待人接物的细腻描写，除此之外，《金瓶梅》还“自带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带着日常生活当中的悲凉气质”。石一枫将《金瓶梅》与《红楼梦》做比较：“红楼梦是一个抽象出来、另造的世界，是绚烂美好的，但不太像典型的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而《金瓶梅》写的是日常饮食男女，“在蝇营狗苟的日子里面，一点一点地透出悲凉，而这种悲凉的感觉是中国人内心的底色。”正因如此，他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更加接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邱华栋读《金瓶梅》也有一个故事，他在两个大柜子里收藏了20种语言、120个版本的《金瓶梅》，曾有媒体报道这件事，给文章起的标题是：“邱华栋：拥有这两大柜子《金瓶梅》，就像帅哥拥有美女，”读起来颇有些耸人听闻。他说自己爱读《金瓶梅》是因为身为小说家，对另外一个小说家写的伟大小说很感兴趣，“《金瓶梅》对社会观察的丰富程度是值得学习的，写人性的丰富度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达到的境界。”邱华栋指出了一个细节，在西门庆去世之后，作者写树倒猢狲散的状态写了20多回，让人从中看尽世态炎凉。可是，“表面上看着觉得很冷，却又让人热爱生活，非常复杂。”

在海外：从色情小说到获得认可

邱华栋在那次采访中提到，《红楼梦》在国外的影响不如《金瓶梅》。在西方国家，《金瓶梅》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做得更好，究其缘由，一是问世得早，二是它身背着“黄书”的标签。“此外我估计，描写明代生活还是《金瓶梅》更细致。《红楼梦》诗词歌赋太复杂，《金瓶梅》就是蝇营狗苟的那些故事，很好懂。”

《金瓶梅版本图鉴》一书中指出，《金瓶梅》在欧洲一开始也是被当做淫秽色情小说被接受的。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在1930年翻译了《金瓶梅》的节译本，题为《金瓶梅——西门庆和他的六妻妾的故事》，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他把西门庆与六个女人以外的故事全部删掉了。不仅如此，还有德国评论指出，他对书中的性描写添油加醋。这个译本给欧洲人留下了一个扭曲的印象。直到奥托·祁拔和阿尔图·祁拔六卷《金瓶梅》全译本到1983年出齐，人们才意识到《金瓶梅》真正的价值。

“德国之声”中国编辑部的编辑安德里亚斯·多纳特为《金瓶梅》全译本写了一篇题为《<金瓶梅>——中国的一部四百年的小说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报道。多纳特认为，这部作品纠正了库恩译本中所歪曲的形象，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金瓶梅》能够让欧洲的读者认识到中国为何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之内落后于欧洲。

多纳特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他指出：“如果说这个在明朝还那么光辉灿烂的中央帝国突然崩溃不是历史的不幸，那么，《金瓶梅》这部小说已经揭露了明朝社会生活中后来没落的根源并使之清晰可见。”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多纳特邀请读者观察西门庆这个人物。“他被刻画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业主，在他所在的小城中，他是一个暴发户。他经营生药买卖，但他对自己经营的东西却不感兴趣。他不是一个药物学家，不搞药物研究，相反，他却被一个和尚引诱，买下他的春药奇丸，既不开处方，也不对药丸进行分析，以便自己进行大量生产。他有一群酒肉朋友，但却不喜欢和医生及药剂师来往，也不在开处方和出售药物的人中间保保持并扩大药材的销路。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投入与本行不相干的地方去了：他用钱买了一个提刑职位，他压根儿就不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他却敢公然接受贿赂，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财富。在那里，权力与法律不是被当作一种公共的准则，而是被当成用来投机的商品。这就是没落的萌芽，在中国富裕而繁华的明代它就已经产生了。

金学：各有各的研究方向，比红学研究风气好

在《金瓶梅》的海外研究热闹非凡之时，邱华栋也对比了国内《金瓶梅》研究和《红楼梦》研究的现状。在中国，《红楼梦》家喻户晓，人手一套，红学研究也蔚然成风。“红学家观点都是相反的，坐在一起就打架。”他指出，如今在红学研究里，会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说法。“有一天我看一本书，证明脂砚斋是伪造的，是民国的人造出来的，”邱华栋说，自己看了这个之后“世界观都变了”。除了脂砚斋是虚构的，还有不少学者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了各种猜测，比如有学者指出，曹寅的舅舅顾景星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如此等等，“十分奇怪，不足采信。”

除此之外，关于《红楼梦》也有很多影射说。王梦阮、沈瓶庵著的《红楼梦索隐》就指出，《红楼梦》讲的是顺治帝和董小宛的故事。索隐派是红学研究的重要派别，在发掘小说本事的时候，往往有牵强附会之嫌，其观点也有荒诞离奇之处。邱华栋对此不以为然，“很多红学家花半辈子写80万字证明这本书影射了清史上的谁，”而他作为小说家想告诉读者的是，“虚构就是虚构。完全虚构的东西，像红学家一样研究得这么瓷实，就是偏执了。”

邱华栋称，除了收藏《金瓶梅》的各种版本，他家里还有一柜子红学家的书，读到最后“整个人都崩溃了”，“这些人坐在一起肯定互相打架。”与之对比，他感觉金学研究专家当中有很好的风气。他提到，王世襄研究的是明式家具；作家李舒研究明代食物，写成了《潘金莲的饺子》；而自己研究的是版本流变……“金学研究没有互相攻击，开了几次国际研讨会，基本上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邱华栋认为，这是因为《金瓶梅》里面包含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信息量特别大，他也乐于看到，各位学者的研究能够让这本名著呈现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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