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古巴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我们知道的是卡斯特罗、格瓦拉、雪茄烟、社会主义……除此之外，也就是文德斯的电影《乐满哈瓦那》了。2015年，梅二在那里找到了当地的朋克乐队，并拍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2018年，为完成这部纪录片，他再一次来到了古巴。三年的时间好像没能改变什么，古巴还是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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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回中国的飞机上，我的右脚大脚趾开始肿胀、疼痛，到家之后更加严重了，走路生疼，一瘸一拐。去医院一查，医生的诊断是“痛风发作”。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痛风，认识的朋友都说：“在古巴海鲜吃多了吧？”我很无奈地回答：“除了几块炸鱼和一盘虾，我在古巴根本没吃到海鲜，不是不想吃，而是几乎没有。”
三年前，我在哈瓦那的一个著名的国营老饭店点过一次龙虾，一入口就知道，那条龙虾与世长辞很久了。一个加勒比海的岛国竟然没有新鲜的海鲜，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在古巴，我们的翻译哥们儿奥斯卡告诉我，计划经济制度下，海鲜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新鲜的海鲜打捞上来就送进冷库冷冻起来，然后按计划向市场供应，所以，古巴这个海岛上，没有新鲜的海鲜，同样，新鲜水果、土豆、牛肉……也都是少见的东西。
哈瓦那长长的海堤会看到很多钓鱼的人，他们都在做着违法的事情。钓上来的鱼会偷偷送到黑市出售，换些钱来。除了钓鱼，奥斯卡告诉我，在哈瓦那海边游泳也是禁止的，提出这项禁令的是一位上校，但是禁令并没有落实到法律条文上。后果是，下海游泳的人会被抓到警局，但因为没有法律条文明确处罚条款，警局只能再把人放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古巴，三年前，因为拍摄纪录片的缘由，我在这里认识了一群古巴的朋克，回国后众筹出版了一张古巴朋克的合辑，卖出去500张。同时，古巴朋克的纪录片也在翻译校对再翻译再校对中渐渐成型，可是，剪辑的时候我们发现，上次的拍摄太过于蜻蜓点水，不够深入，我们想更多地知道古巴朋克到底在想什么，也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他们。于是，2018年10月，我和几个伙伴决定到古巴进行第二次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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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何塞马蒂机场是晚上8点。从北京到哈瓦那，我们飞了两程，整整20个小时，而后入关又用了整整3个小时。
2015年第一次来古巴的时候，美国正值奥巴马当政，古美关系在蜜月期，没人关注护照上美国签证的事儿。川普上台后，古美关系进入寒冬，我们因为护照上有过美国的签证，被扣了半个小时。一位小领导样子的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去美国都干了什么……总算进了关。之后，行李又被海关拦了下来，用于拍摄的无人机被扣了。又一位工作人员问了一堆关于这个无人机要用来干嘛的问题，然后就是向领导请示、汇报、等待回复、拍照取证、登记、等待领导签字……最后我们被告知无人机要留在海关的仓库里，等离开古巴的时候再来拿，还要收取保管费。两个移动硬盘也经历了同样的问询和登记，所幸最后放行了。
当我们走出机场，感受到哈瓦那潮湿的空气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迎接我们的是上次认识的翻译奥斯卡先生和哈瓦那朋克何塞，见面后大家长出一口气——“终于！”
载我们进城的还是古巴最具特色的破破烂烂的老爷车，发动机轰轰作响，车里弥漫着汽油味儿，所有的仪表盘都是摆设。在向哈瓦那城里奔驰的过程中，前一辆老爷车的后备箱自己开了，只好靠边停车去关；而后一辆开着开着自己打开了车门，幸好没人掉下去。
这是多么熟悉的感觉，古巴，一点儿也没变。
第二天，我们走在哈瓦那的老城，熟悉的感觉更加强烈。上次来时在维修的国会大楼还在维修，翻译奥斯卡说已经修了8年，我觉得可能再修8年也未必会修好。那些西班牙老房子还是年久失修的样子，破败而迷幻，街头卖唱的老艺人还是唱着那些老歌，游客们坐着五颜六色的敞篷老爷车呼啸而过，而路边的黑车里可能连空调都没有，但仍然大音量地放着拉丁舞曲。马路上，连劣质汽油的味道都是熟悉的。
何塞帮我们租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海边公寓，地处哈瓦那的新城，8天总价人民币3500左右。因为有厨房，他自告奋勇地说要做一顿古巴家常菜给我们吃。
我们跟着何塞去菜市场买菜。那是一个路边的小菜市，顶棚下用石头砌起来的摊位上放着一些蔬菜和肉。菜市场里的人看到相机和我们亚洲人的脸，就紧张起来，连连摆手，请我们出去。
我们站在菜场外面抽烟，等何塞。过了一会儿，等来了一个小个子。小个子前半个头是寸头，脑袋后面则是长发。他拎着一袋子菜，用流利的英语跟我们聊起来了，原来是何塞的朋友恩内斯托。恩内斯托的英语好得让我们非常吃惊。在古巴，会英语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去小商店买瓶水都很困难。
恩内斯托在一所师范学院当教授，主教英语和历史，这又让我们很吃惊，因为他也就是三十出头的样子，可已经当上大学教授了。我们向他表达敬佩，他说这没什么，在古巴，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差不多一个月200块人民币，完全不够花，而出租车司机往往能挣到每月1000以上。好多大学教授都改行了。
教授恩内斯托指着买的菜抱怨说：“就这点钱，我们只能说是在生存，不是生活。”
教授是个金属党，自己有一支金属乐队，他是主唱，但最近和乐队的人又突发奇想做起了哥特朋克，这一点很古巴特色，金属和朋克之间绝不会相互看不上，地下的乐队都特别团结，不分门类。
教授的乐队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酒吧里排练。我们到达的时候，酒吧的主人突然大发雷霆。教授跟他争执了几句，告诉我们，这里不让拍摄——酒吧主人是个很好的人，今天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如果要拍摄，就只能让一个摄影师偷偷进去。
教授乐队的成员一个个地到了。鼓手是个特别帅的小伙子，留了一圈胡子，两个胳膊上都是漂亮的纹身。他看着很年轻，说话轻声轻气的，特别斯文，一点不像金属和朋克乐队的鼓手。他努力用英语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告诉我们他是个鞋匠。后来我们发现，和朋友们在一起嘻嘻哈哈时，他的音量就会变得很大——英语频道的他和西班牙语频道的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教授说，在古巴做乐队缺这缺那，从乐器到琴弦都很珍贵，这跟我上次在古巴了解到的一样，三年的时间没造成什么改变。哈瓦那的朋克原来有一个演出场地，是一家画廊赞助的，现在因为在维修而停止使用，所以只能在朋友家里办演出，或者跑到外地去。教授的乐队是古巴唯一一支唱英语的朋克乐队，在演出中不受观众待见。在教授看来，这跟长期以来政府对美国的态度有关，这种态度也导致古巴的英语教育一塌糊涂。业余时间，教授给一些学生免费教英语，那些孩子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让他很苦恼。
教授的家在哈瓦那新城几栋高层建筑内。这几座楼据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播电视系统的职工宿舍，现在外观已经非常破旧。他家在7楼，但是电梯只停双数层，我们坐到8楼，又往下走了一层。
教授家里很干净整洁，他弄了个能跟音箱联动的灯，放歌的时候不停闪烁，有点像中国八十年代的迪厅。窗外，是蓝色的大海，一街之隔则是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里维拉。酒店的游泳池里，时髦的男女在享受日光浴，街的这边，教授家的楼又旧又破，楼下有一群孩子在杂草中踢着足球。
拍摄完毕，我们回到住处，在阳台上喝啤酒看海。夜晚的大海一片漆黑，大浪不时击到海堤上。大约200公里之外，海的斜对面就是美国迈阿密——这200公里可能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了。古巴革命后，只有三个人成功地游到了那边。
看着这片海，容易让人沉默。奥斯卡告诉我：古巴百分之八十五的年轻人其实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他们觉得没有希望。
每天傍晚，都有慢跑的人沿着海堤跑步。这倒是三年前很少见的，看来健身确实是全球性的潮流。在哈瓦那的那几天，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浑身肌肉的慢跑者，何塞说那是个速度金属乐队的乐手。乐手经过的时候，何塞就会远远地大喊一声：“傻逼！”
周末的海边，有时会有年轻人三五一群地在海边弹琴喝酒唱歌，玩到天亮才散去。我们住的小楼下还有几间特别时髦的餐厅。每天晚上，各种游客和本地的有钱人都会来这里。本地有钱人很好认，男人穿花哨的紧身T恤，大金链子大金表；身边的姑娘穿着露背小礼服裙，细高跟，夹着小包，一扭一扭地进入餐厅。周末的时候，这些餐厅还需要等很久的位。我们看海看腻了，就看楼下这些熙熙攘攘的人。当然，人群有不少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女性，她们中有的年纪非常小，看上去就像高中生，但见了人就跟人要火点烟，然后问要不要人陪；年长一些的，有时候会在楼下向我们的阳台挥手，喊着“China！China！”，我们则摆着手喊：“No！”
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中国移动在古巴有了套餐，60元一天，流量不限，网络是3G，但是已经比古巴本地的网络快多了。三年前，我要在全城找WIFI，花16块人民币才能上一个小时。翻译奥斯卡说，现在上网的价格也降到了8块左右。看来，古巴还是在缓慢地往前发展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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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瓦那的8天时间中，除了教授的排练，我们没有看到一场演出。在古巴的第三大城市，圣克拉拉，当地朋克特地帮我们组织了一场有两支乐队的演出，我们对此格外期待。
去圣克拉拉的路上，我们租了两辆相对比较好的车，其中一辆是白色的现代。司机小哥告诉我，他父亲在国外，所以花天价（大约40万人民币）买了一辆二手车让他讨生活。在古巴，进口汽车要有指标，有外国专家来古巴，政府会给专家汽车指标，专家有的时候把车廉价卖给政府，政府又作为福利分配给本国的高级医生，医生不要了就卖给老百姓。资源缺乏，导致一辆二手的进口车要卖40万。在古巴，这样的计划指标政策导致小小的打火机都会成为紧俏商品——这让古巴人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向别人借火之后，一定会把打火机还回去。
司机小哥在并不那么勤奋的情况下一个月也能挣到8000块人民币。在古巴，有车的开出租，有房的办民宿，这些是致富的捷径。另外一个高收入职业，就是会英语的餐厅服务员。
跟上次一样，圣克拉拉城里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马车，只是没了上次满城的马粪味。到达之后，我们听到坏消息，其中一支乐队原本要从另一个小镇赶到这里，但是吉他手和主唱得了登革热，来不了了，而他们原本也会带来的一套鼓也就来不了了，晚上的演出要泡汤。我们失望至极。当地主办演出的老大姐看到我们这样子，就不停地打电话，从另一支乐队那里租了一套鼓，由何塞客串一下吉他兼主唱，于是，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起来。
鼓来了，天却下起了大雨。场地是露天的，调音在阵雨的间歇里进行。晚饭后演出正要开始，暴雨再次降临，所有人站在屋檐下等雨停。老大姐说：“每次你们来，都会出奇怪的事情。“
三年前，我们到达圣克拉拉那天，全城的朋克都来了，可是，其中一支乐队当天下午要去加拿大巡演，他们带走了大家共享的一个鼓手，于是整场演出变成了混乱不堪的大型即兴——而那支去加拿大巡演的乐队再也没有回到古巴。有不少古巴的乐队都是这样消失掉的。
晚上10点，雨终于停了，像变魔术一样，场地里来了一百多号城里的年轻人，眼看一场朋克party就要来了，可是，吉他的效果器坏了，一直发出啸叫，何塞和那支主唱得了登革热的乐队剩下的两个人勉强唱了两首，效果一塌糊涂。第二支乐队KAOS（混乱）上台，效果器已经完全失控，没法正常工作，他们绝望地摇了摇头，通知大家演出取消。
DJ放起了各种金属名曲，年轻人跟着乐曲蹦跳、喝酒，开始嗨起来，其实他们当中大部分并不是来看朋克演出的，只是来蹦迪。我在场地门口看着昏黄的路灯，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设备永远是笼罩在古巴朋克们头上的一朵乌云，随时会带来一场暴雨，浇湿每一场演出。
演出第二天，KAOS的贝斯手卡洛斯来找我们。三年前认识卡洛斯的时候，他不停地喝着朗姆酒，最后完全喝醉了，在大街上犯浑。这三年里，他跟一个意大利女孩结了婚，去意大利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也想过要组一个乐队，但是他发现意大利的朋克每天都过得太快乐，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根源和理由，所以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古巴，回到了圣克拉拉，继续做他的古巴朋克。
卡洛斯说，他现在完全戒酒了，以身作则地成了老大哥。因为乐队里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孩一起玩，他不想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坏榜样。卡洛斯的排练室就在他租的房子里，他们乐队的鼓是一套东德的鼓，鼓皮坏了，卡洛斯就用印刷用的塑胶板或X光片自己做。他平时的工作就是维修乐器和设备。
卡洛斯在戒酒以后变成了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让我很感动。
卡洛斯的乐队是很标准的街头朋克风格，又燥又硬，17岁的小鼓手打得又狠又快，时不时炫技似的来几下双踩。在卡洛斯的指挥调动下，排练有完整的曲目单，一首接一首不停，乐手们也不说话，每个人都很投入，半个小时，排练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排练的时候，房东老大爷和小鼓手的高中生女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很习以为常的样子。
卡洛斯还带着我们去了圣克拉拉的墓地，给当地老一代的朋克威廉扫墓。
威廉的乐队“矿渣”是第二代古巴朋克里最有影响的乐队，他们的歌在古巴，每个朋克乐队都会弹会唱，尤其是那首《Eres tu》（《是你》），每次演出都少不了翻唱，这首歌是古巴朋克的国歌。
威廉在街头被一个疯子刺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据说他死的那天圣克拉拉全城轰动，所有喜欢摇滚的人都聚到了一起哀悼他。卡洛斯是威廉带出来的朋克小子之一。威廉带着他听朋克音乐，教他演奏乐器，同时也保护着他，怕他感染艾滋病，每次演出都不让他接近女观众。
威廉的墓很简单，一块大石板上刻着一把GIBSON的Les Pual吉他，卡洛斯说威廉一辈子用的都是捷克产的高仿GIBSON，只能死后在墓上刻一把真的了。
在墓地，卡洛斯打听到了威廉生前乐队的鼓手和贝斯手的住处，我们坐着马车在城里穿梭，寻找这两个老朋克。天又开始下雨。鼓手没有在家，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去贝斯手家。
马车行驶到了郊区，村子在泥泞的小路边，像贫民窟一样的一片破房子，砖头垒起来的墙，屋顶就是瓦楞板。
女贝斯手穿着一条棉质的睡裙和拖鞋，染了棕色的短发，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妇女。一开始，她对我们的到来很紧张，要求采访时不能提到她的艾滋病人身份和政治话题，我们答应了。
贝斯手四十多岁，在一家公司里做清洁工，当年被威廉拉进乐队里弹贝斯的时候，她还是个中学生，现在生活虽然拮据，但是还想继续做音乐。她的妈妈打断她，说，哪来的钱买乐器啊。女贝斯手的母亲是个健谈的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她小时候也有过做音乐的梦，但她父亲认为女孩就只要会生孩子会做饭就可以了，所以当她自己的女儿要做乐队的时候，她很支持，跟着女儿一起听摇滚乐——但是说起她女儿的朋克乐队，老太太觉得那简直是发疯。
卧室的墙上有一张女贝斯手年轻时候的照片，一头黑色长发，特别漂亮。
古巴最早的朋克乐队V.I.H就是在治疗艾滋病的封闭式医院成立的。古巴第一代第二代的朋克乐手很大部分都感染了艾滋病。卡洛斯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古巴开始出现艾滋病人，国家为了控制疫情，就将感染者统一送进医院封闭治疗，医院条件相当好，有吃有喝。有些年轻人为了跟自己患病的恋人或朋友团聚，就自己主动感染艾滋病。
三年前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很震撼。但是这次，卡洛斯又告诉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古巴的政府认为艾滋病会像癌症一样在几年内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那些年轻人才会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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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真正拍到一场朋克的演出，我们赶往下一个更小的城市，圣斯皮里图斯。
三年前，我曾在圣斯皮里图斯呆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幸地赶上了一场朋克演出。在市中心广场边的骑楼下，当地的老大哥“铸铁”乐队和另两支乐队一起演了一场。铸铁的贝斯手外号大脑袋，跟当地的政府文化部门关系不错，能得到一些资源，他还会在圣斯皮里图斯办音乐节。
我们住在大脑袋朋友家的民宿，就在市中心广场边上。这栋西班牙式的老房子应该有上百年的历史，当年一定属于一个大富翁。
大脑袋带着我们坐上三蹦子一路“突突突”地开进了一个村里，他们从当地的电视台要了一个旧摄影棚充作排练和演出的场地，虽然设备还是很破旧，但是总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我指着那片裂得很像蝙蝠侠LOGO一样的镲片问他：“还是这块啊？”大脑袋摇着头说：“是啊，这块彻底碎了，我们乐队就要解散了！”
吉他手用了一套荧光绿的琴弦，那是他姐姐从美国给他带回来的，只有每次演出的时候用一下，用完再拆下来，换回便宜的琴弦。
第二天，教授穿了个大皮靴，带着乐队从哈瓦那赶来。卡洛斯也从圣克拉拉赶来帮忙调音。晚上，小村来了二十多个观众，对面村民的房门口还有两个小女孩跟着音乐又扭又跳。旧摄影棚里又闷又热，演出气氛不错，虽然观众不多，但是都跳得很热闹。
乐手们传着朗姆酒不停地喝着。大脑袋乐队的吉他手喝多了，演着演着裤子都掉了。现场越来越亢奋，酒和汗水撒了一地，所有人都会合唱所有的歌，因为没有舞台，每个人都会冲到乐队中间去唱几句，而乐队也会冲进观众里，连蹦带跳，只有大脑袋跟在后面面带着笑容弹着贝斯，看着前面热闹的人们。
场地对面，村民们坐在自家房门口，悠闲地看着手机或者聊天。一条街道分割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仿佛相互没有任何关系。
演出的欢乐过去之后，大脑袋他们也得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大脑袋今年42岁，家里的6个孩子跟他们夫妻俩挤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他是一个锄草工，工作非常辛苦，但他还是在主办各种演出和音乐节。当我们问起关于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和他的吉他手只会摊手手，摇摇头，什么都不能说。
三年前大脑袋从我这里拷走了不少中国朋克的歌，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中国也有朋克乐队，他对中国的印象是电视台里放的中国国家宣传片，高铁飞驰，高楼林立，人民都安居乐业。他很想邀请中国的朋克乐队来古巴参加音乐节，我告诉他，中国的朋克也负担不起机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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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斯皮里图斯，朋克演出的前一天，广场上办了一场纪念古巴文化日的晚会。晚会似曾相识，有字正腔圆穿着礼服裙的主持人；有拉丁舞表演，现场伴奏的乐队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特别加勒比海风情；有小学生们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上台规规矩矩地表演小合唱；还有小朋友表演艺术体操和古典吉他大合奏……台前挤满了观众，孩子们的家长都伸着手用手机拍视频，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直到半夜才散场。
与三年前相比，圣斯皮里图斯完全没有变化，小镇还是那么安静祥和。傍晚，孩子们在踢球，老人在散步。到了夜里，人们都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喝酒聊天，热闹到凌晨才散去。
哈瓦那则有了很大的变化，高档的餐厅越来越多，有钱人也多了起来，物价渐渐上涨，对于翻译奥斯卡这样的普通人，生活似乎更加艰难，所幸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还是让古巴人有着安全感。
三年前，我曾拍摄了一支年轻的朋克乐队。乐队的前主唱告诉我，大脑袋像是他的另一个父亲，他教他了解朋克文化，将他培养成铸铁乐队的主唱，带着他去巡演，直到后来他成熟了，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可是，我这次来，那支乐队已经解散了。
说到音乐，古巴从来就没有落后于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离美国很近，当”甲壳虫“和”滚石“席卷美利坚的时候，古巴也开始有年轻人拿起乐器，开始摇滚。80年代，古巴政府对摇滚乐全面解禁，巴西的金属乐队”埋葬“、美国的”Air Supply“都来古巴办过大型的演唱会。随着全世界朋克运动的兴起，朋克音乐和文化也在古巴诞生。当留着鸡冠头，戴着铁链，衣服上带钉子的朋克青年出现在古巴街头的时候，人们震惊了，最初，看到奇装异服者，还有人报警。
三十年过去了，古巴人对朋克已经渐渐习以为常，但这种小众的音乐形式始终没有走进主流。古巴朋克很难进入官方的场地演出，也得不到官方唱片公司的资助，他们不愿意妥协。当老一代的朋克渐渐被艾滋病带去了另一个世界，年轻一代学会了保护自己，如今的古巴朋克音乐听起来跟其他国家的朋克音乐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古巴朋克出生在这个国家，天生自带敏感话题，也自带了经济上的困窘。他们的创作当然存在反抗制度的成分，但大部分还是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大剂量的对现实的不满。
我想到了威廉和卡洛斯。在古巴各处，朋克们就是这样由老带新地把朋克文化延续下去。每当我跟他们聊起现实困难，他们最后总是无奈地苦笑着，用这样一句话结束抱怨：“Esto es cuba！”
“Esto es cuba！”是我在古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意思是“这里是古巴！”当酒店没有热水的时候，当演出没法正常进行的时候，当饭店上菜巨慢的时候，当菜场不让拍摄的时候，当海关要扣无人机的时候，当你问到年轻人觉得未来会不会有所改变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给出这句话作为答案。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次来到古巴，再见到这些朋克。我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像卡洛斯这样自律又实干的人，而不是总听到这句无奈的“这里是古巴”。
圣斯皮里图斯的那个夜晚，演出完的朋克们喝酒喝到了凌晨两点，滴酒未沾的卡洛斯要赶回圣克拉拉去了。他身上穿的T恤属于那支去了加拿大再也没有回来的乐队，在古巴可能只有几件。告别的时候，卡洛斯把T恤脱下来跟我交换，他跟我说：“兄弟，感谢你能再次来到这里，我们都在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努力，我会在古巴继续坚持下去，不要管那些破事儿，我们是朋克！”
—— 完——
全部图片由作者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