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春天， 泰特美术馆成为了第一家展出街头艺术的主流公共博物馆。他们邀请了6位国际知名艺术家，在展馆里展出了他们抓人眼球的作品。

与此同时，伦敦萨瑟克区河岸边的地区法庭刚刚审理了一起案件。8个伦敦DPM成员因在全国范围内用涂鸦造成近100万镑的损失，共获刑11年。这是英国史上对街头涂鸦最严厉的一次处决。

2003年颁布的《反社会行为法令》将街头涂鸦定义为“无论内容的乱画、乱写、腐蚀、标记或其他损坏外观的行为”。任何违反法令中详细条例的行为可被看做是非法的，涉事艺术家可以被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或起诉。

即使法令中的定义已经相当清晰，但是对于“涂鸦艺术”，双重标准仍然存在。法律一方面惩戒涂鸦行为，一面又为一些艺术家开了小灶。

2013年12月，一个地方官员凭借“下一个班克斯（Banksy）”的论断使得曼彻斯特一位涂鸦艺术家最终避免了牢狱之灾。但在2011年，在对伦敦涂鸦者Daniel “Tox” Halpin的审判中，检察官对陪审团说“他可不是班克斯，他根本就没什么艺术天赋。”最终Halpin获刑27个月。

对于“好的”和“坏的”涂鸦作品的官方定义标准并没有出现在法令书中。

涂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在美国费城之后，城市管理者们都倾向于把涂鸦谴责为愚蠢的故意破坏城市行为。在政策上，他们则认为“破窗理论”适用于涂鸦行为，本是轻微犯罪的涂鸦，如果不加以管理和规定，便会激起更严重的破坏。英国每年都要在移除街头涂鸦上花上约10亿英镑。

城市现在试图“弄干净”这些涂鸦，但想想看，涂鸦这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对于城市环境来说有可能是好的事情吗？

Ben Eine，他的涂鸦作品被卡梅伦当做礼物送给了奥巴马。他认为涂鸦并没有像“破窗理论”那样走向毒品和抢劫犯罪，而是成为了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议会）停止遮掩涂鸦的行为，涂鸦人们就会弄些更好看更正能量的东西上去，最后，这些涂鸦看上去会更好……”Eine说。

Adam Cooper是伦敦市长的文化策略官员，他把涂鸦看作是一种积极力量。他希望大家思考涂鸦艺术家到底是文化破坏者还是“新视觉艺术的先锋”，并且对市长办公室建议提供给涂鸦艺术更多的空间，就像他们曾给过街头艺人支持一样。南岸区最近的“不朽南岸运动（Long Live Southbank）”使得滑板公园成功得以保留，那次运动背后的撑腰人就是市长鲍里斯·约翰逊。Cooper说涂鸦为地下艺术增加了“社区价值”，但是他也指出市长办公室并没有急于对法规做出改变。

好吧，我们暂时是不会看见鲍里斯顶着乱发在墙角拿个罐罐喷漆了。但是在波哥大，市长古斯塔沃·佩德罗却不得不对涂鸦做出让步。因为在警察对一个16岁的涂鸦艺人开枪之后，民众公愤难了。为了缓和艺术家们和警察的矛盾，佩德罗选择了将涂鸦艺术作为文化表达的方式之一进行发扬，并对其进行了去罪化处理。虽然城市中的纪念碑、公共设施仍然“不得进入”，波哥大的街头艺术家们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更大胆地上色，不用担忧被抓或起诉。

接纳涂鸦艺术还会为一座城市的旅游业带来经济价值。

在布里斯托，2012年“非礼勿视（See No Evil）”艺术节迎来了五万人参加；在挪威的斯塔万格市，城市涂鸦墙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NuArt”艺术节的画布，并大获成功。

即使没有大型活动，城市里的涂鸦墙也很容易就能成为一处旅游景点。肖尔迪奇里花上3个小时才看得完的涂鸦墙会让你破费20英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涂鸦墙则需要25英镑。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特别让人着迷的例子，他们那儿的涂鸦墙，会向你诉说这里动荡的过去。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涂鸦已经成为了政治表达的工具，一直以来卷入军事独裁、民主修复、经济崩溃的循环里的民众反抗和激进主义都投射在涂鸦墙上。

即使有法律禁止涂鸦，这座城市依然以都市艺术闻名世界。如今，新的法令已经下达，涂鸦艺术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自己的定制区域可以创作，这样也能减少涂鸦出现在不必要的地方。

多伦多最近也采用了类似的行动。

新的“涂鸦管理计划（Graffiti Management Plan）”认为“乱涂乱画”已经被城市管理人员消除，同时“增添了城市活力的涂鸦艺术和其他的街头艺术”可以得以保留，只要被涂鸦的建筑的主人同意。多伦多地方议会还派出了专家们去鉴定这些涂鸦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看看那儿是不是有一块可能会被搬进博物馆的砖头。

伦敦交通局的工作人员2007年在老街区移除班克斯的涂鸦时可不会管这么多。“我们的涂鸦清除小组是专业的清洁工，可不是什么专业的艺术评论员。”伦敦交通局的发言人说。多伦多的专家组则可以帮助减少这样尴尬的遗憾。

在墨尔本，一个建筑工曾不小心把班克斯的作品钻穿了，那个作品被估值5万美元以上。在伦敦哈克尼区，地方议会曾在一个录音棚的老板的请求下要求清除在录音棚外墙上的涂鸦，这份涂鸦来自比利时艺术家ROA。这一举动引起超过2000人请愿，他们让议会离那个涂鸦远点。

英国法律清楚地指出，即使财产所有人愿意保留，议会只要认为艺术作品破坏了环境，该作品就可以被移除。于是，现在很多城市都选择划出一块“合法地”给他们来创作了。但是，对于涂鸦者来说，这种“隔离区”其实违背了他们涂鸦的天性——在法外之地寻欢作乐。

这种合法性毁了他们的乐趣吗？

 “合法乱画？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Glynn Judd说，这位前作家现涂鸦人现在只在合法区域创作，他曾因为涂鸦坐过牢。“涂鸦一直都带点不守规矩的感觉……合法乱画则是另一种感觉。”

合法涂鸦墙也许会让些艺术家兴趣缺缺，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区别就像“笼子里的老虎和丛林里的老虎”。但是社会干预同时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艺术家可以像导师一样，用涂鸦增添社区凝聚力，教导拥挤社区里的孩子们。自从从监狱里出来后，Judd经常被地方议会请去工作坊，激励孩子们“发现自己的潜能”。

无论合法与否，涂鸦已经渗入到了社区中，变成了城市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在正常不过的事，变成了受到年轻城市居民追捧和赞赏的文化行为。与此同时，这也被城市管理者和业主看作是文化品牌扩张的途径之一，以便创造称之为“贫穷但性感（“poor but sexy）”的社区形态，柏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城市绅士化（类似于我国旧城改造）街头涂鸦”是当今世界上很多城市进行改造的代表模式，卷入很多艺术家进行改造。当谈到自己早期作为非法艺术家的日子，Eine说他“大概在那时就用自己在肖尔迪奇和哈克尼的涂鸦开始了‘城市绅士化’”。

所以，议会们到底是真的在乎要培育涂鸦艺术家们的创造力还是把他们当做加速“城市绅士化”的推动剂？

作家 Feargus O’Sullivan认为这些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的存在只是为了给改造增添一份光彩，他将这个过程称为“艺术洗涤（artwashing）”。被灌输了类似涂鸦的创造性生产的地方被当做是“为新一类消费群体和投资做好准备”，因此艺术家的贡献就以推进城市发展的名义被消除了，或者说他们还被榨取了经济利益出来。

从一开始的非法的、创作人还得躲躲藏藏的视觉表达，到现在的善意合法的、对经济、文化、社会都有益处的艺术形式，街头涂鸦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街头涂鸦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争论也许会在议会里绵绵不断持续下去，不过就如Eine说的那样，公众早就不关心了。

“整个世界都布满了涂鸦，没人关心这个。这不过是乱糟糟的城市的一部分而已。”

 

关于涂鸦界神一般存在的班克斯（Banksy），你可以戳这里，看看他开挂的人生——戳我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