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文学青年

时代风向已变,文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已微乎其微。

2015年04月20日王琛 12 minutes

特写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需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呆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有一次在夜宵摊上正喝着,一个朋友尖叫了一声,其他人凑过去看,发现此人刚刚完成射精——女友一直在桌下帮他手淫。

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呆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捱,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 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面的,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刊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

在郑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终没分到工位,要与其他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常常在用着电脑时不得不起身让位,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愤。

无亲无友,艾国柱喜欢在郑州的黄昏里漫无目的地走,路过城中村,期待着想象中的艳遇。但什么都没有,他只能侧耳研究楼上出租屋里偷情的声音。“我一直听着那漫长而销魂的呻吟声,就像江南一场绵绵细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刚刚定下来时,他得到了《上海青年报》的机会,想到自己当初的规划:县城、省会、直辖市,艾国柱没有多少犹豫,跳槽去了上海,没呆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体育》吸引,南下广州。

这期间,一直写作的艾国柱积累了大量如何写烂故事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编辑工作,也天然教会了他如何传递信息给读者,默默写了两年,他自认为渐渐处于“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间”。

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艾国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规划里的前面大半,他一级级通关,终于从洪一乡来到了首都。在随笔里,他提到《聊斋志异》里的贺生,面对色艺双全的瑞云时“紧张、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云,艾国柱始终是自卑的贺生。

在北京,艾国柱用上了警校时取的笔名“阿乙”。很快,阿乙这个名字,以饭局上旁若无人地看书而出名。王小山回忆说,阿乙腼腆,每次出来吃饭都带着书,往座位上一坐,不怎么开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闷头读书,听到饭桌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典型的闷骚男。”

 “在人类的阴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着,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书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时醒来会有口水,但并不感到狼狈。

饭局也带给他了成名的最早契机。一次,仍是王小山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圆桌最外围,和同样晚到的东北人罗永浩坐在一起,离桌子远,两个大男人紧挨着,需要发生交谈,以打破尴尬。两人寒暄着,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老罗就把他的博客要了过去。交谈结束,阿乙拿出书本继续看书。

没想到过了几天,已经忘了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罗永浩电话。老罗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直夸阿乙写得好。

当时的老罗刚做牛博网不久,网罗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写作者。在首页,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阿乙,在最显眼处摆着他的作品。认识阿乙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学青年,他们身处各地,共同特点是,愿意不知疲倦地写。原本属于媒体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学圈。

3月20日,单向街书店。阿乙把头抵在树上,连说好累。

 

对阿乙这一代人来说,文学圈一直充满诱惑力。当初介绍阿乙进京的阿丁,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名字相似,他们俩常被误认是同一人。阿丁来自河北保定,走着和阿乙相似的写作之路,他早先是个麻醉科医生,后来辞职,进入媒体工作,先去重庆,几次跳槽,最后来到北京。

阿丁正式写小说也是在进入媒体后。起初也以模仿博尔赫斯等大师为主。那几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写小说,创作令他兴奋,写出满意东西后惬意无比,“几乎超过了性快感”。写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在天涯、豆瓣等论坛流传,并被网友誉为“王小波之后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强调,讲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本分。他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回归传统,“《聊斋志异》才是世界级的,好的文学家就是蒲松龄和荷马这种会讲故事的人”。在阿丁看来,如今许多写作者背离了讲故事的传统。“短篇小说的话语权基本被主流文学杂志和学院派垄断了,那基本是个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么样的小说会发、会得奖。新人要不变成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觉得,更多来自民间的文学青年,拥有真正的创作热情,以及讲故事的天赋。

但“文学青年”四个字,随着时代变迁,早已偏离了原意,变得轻薄甚至是贬义。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丽。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学青年变成了文艺青年。

网络的兴起仿佛让“文学”变得唾手可得。谁都能成为作家,而且是畅销作家。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使得严肃文学越来越尴尬和艰难,尤其体现在了图书市场上。2010年,媒体统计作家收入榜,王蒙、贾平凹、周国平、麦家四人的总版税,敌不过写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

尽管市场如此,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却坚信,所谓网络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只是个浮躁的伪命题。他认为,相比有着悠久历史的严肃文学,网络虽然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但仍是个不确定概念,“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还是所谓的80年代,时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严肃文学复兴或者衰落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严肃文学期刊的桥头堡。但时代变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转变。2011年4月,《人民文学》开始试水零售市场,他们“要寻找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和想要获得文学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

不过,文学青年们仍试图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无尾狗》。虽然颇受好评,但阿丁发现,即使梦想达成,成了作家,实现了出版,名动江湖,也并不能完全衣食无忧。

企图全职写作是奢侈的。从媒体离职后,阿丁开始思考文学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写作,也能帮助其他文学青年。

2012年,在移动新媒体蜂拥之时,阿丁却做了一本叫做“坚果”的小说杂志,但纸质杂志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杂志就夭折了。阿丁并不甘心,又找朋友牵线投资,次年将杂志改为纯电子版,并更名为“果仁小说”——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为纯文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反哺文学梦。

《果仁小说》开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费,这是严肃小说杂志里罕见的高价。阿丁招来两个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做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咖啡馆开会,一直坚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杂志断了投资,阿丁拿出自己最后的积蓄,给两个编辑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此后杂志断粮。

但他们并不罢休,一边筹钱支付拖欠的稿费,一边想着为果仁续命。2015年3月,原本厌恶抛头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录制视频,为《果仁小说》发起众筹。短短一周,果仁众筹到30万,早早达到预期。这笔钱来得这么快,阿丁感到惊讶,这似乎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想法。他始终认为,富足以后的中国人需要填补心灵的空虚,移动网络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为方便了。

“我很乐观。”阿丁说,“网络不会冲击严肃文学,反而是助力。”

 

2008年,在罗永浩的热心联络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录了他挑选的31则短篇小说。出书后,自然被更多人认识。这年冬天,回乡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标准的普通话像是电台里的广播。

广播声问,是阿乙吗?阿乙答,我是。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北岛。山上信号差,电话断断续续通了四十分钟。北岛叮嘱他珍惜才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在北岛的推荐下,《灰故事》的几个短篇以专题方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今天》。李敬泽因此也读到了阿乙,他称阿乙的小说令自己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随后《人民文学》刊登了《意外杀人事件》。小说里的文学青年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意外毙命,在现实里结束了流放,复活在文学期刊里,登堂入室。

但李敬泽并不认为自己对阿乙有文学上的助力。他说,阿乙写博客获得市场认可,直到在期刊发表作品,都是文学公道的体现。“一个文学青年写得好,渐渐走到更大的圈子,从小县城来到北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明时代没有变过。”

发表与出版变得更为顺利。2010年,磨铁图书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在书的封底,北岛对阿乙不吝赞美:“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此后荣誉不停。2010年,《意外杀人事件》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次年,阿乙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阿乙当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这是一长串令文学青年们羡慕的奖项,对阿乙这一代作家来说,几乎意味着在文学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阿乙还只是个小镇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却有点悲观——对大多数文学青年来说,他像个例外。

阿乙并不看好文学青年的命运。从洪一乡到北京,他见到了许多个和自己相似的文学青年倒下去,忘掉了普通话,乡音逐渐地道,再也不会去田野听蛙声寻找灵感。

在非虚构中篇作品《模范青年》里,阿乙回忆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厂子弟,与阿乙同年进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后,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在阿乙还厮混于县城夜宵摊时,周琪源已经笔耕不辍,早早在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令阿乙羡慕而嫉妒。但因为早已成家,周没有勇气出走,只能挣扎在县城的泥潭里,虽像万事俱备的勾践,却最终抑郁地死于鼻咽癌。

阿乙曾经拿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镇上的王彩玲热爱美声,向往北京,不甘于平庸的教师生涯,穷尽办法出走县城,却始终碰壁。阿乙相信,在中国的县城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王彩玲,在菜市场和超市,他们并不作声,回到家里才偷偷拉起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的诗歌。

但即便阿乙实现了王彩玲的梦想,他时不时也会焦虑。有段时间,他得了广场恐惧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里。之前经常熬夜,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热衷向旧交展示自己。起初从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别姬》、《世界第一等》、《红日》和《好汉歌》,在酒桌上听旧同事赞美他出走的勇气,表达对城市的羡慕。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同学喝多了,才吐了真话。他用瑞昌方言说,艾国柱你这个傻逼,放着机关里的皇帝日子不过,居然跑出去做流寇。

他曾梦见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县纪委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阿乙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

“无疑是噩梦。”他醒来写道。阿乙始终觉得,自己并无文学天分可言,“燃烧的文学激情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离开瑞昌定居北京,依靠的是“傻逼式的勇气以及狗屎运气”。

但在王小山看来,阿乙有着充足的文学天分,他的焦虑和悲观,来自小镇青年无法摆脱的不自信。“我特别明白这种状态,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这是阿乙,也是所有小镇文学青年的羁绊,也许需要时间来解决。

自2004年来到北京,阿乙换了好几次工作。他在报纸做过体育编辑,在杂志担任过文学编辑,还去一家出版社干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工作到最后似乎都是为了写作而存在。然后他得了一场大病。2012年,他决定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每月靠着前几年的积蓄和几本书的版税过日子。“现在的收入与工作时相比,好像也没怎么下降。”他说,“我愿意继续在家呆着。”

王小山曾担心名气会给阿乙带来压力。但他最后发现,“真正的作家是纯净的,而阿乙是纯之又纯的写作者。”

在2009年的一篇随笔中,阿乙描述了他生病之后某个无聊的一天。他拿到了一份体检报告,打算看场电影,闲逛之中到了一家书店。“写作是我修炼到今天几乎唯一的理想。”阿乙写道,“我曾以为我喜欢打仗、喜欢体育,喜欢新闻,最终发现还是喜欢写作。”

 

2015年,阿乙获得纽约书展的邀请,将于5月份第一次前往纽约。阿乙还上了艾国柱在洪一乡发过的愿:去纽约,去人类的首都。

离行程还有几个月,父亲艾宏松病了。这是父亲近年第二次重病,上次是五年前,艾宏松洗澡时中风,偏瘫在床。他握住矿泉水瓶,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旋转出圆圈,在锻炼中等待康复。病中有一天,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是自己用左手写的诗:“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一色黄。”

艾宏松羞惭地告诉儿子,自己想打印出来,寄到一家诗词杂志。作家阿乙这才想起父亲衣柜上画过的画,以及家里早年被老鼠咬坏的《诗刊》,他终于确信,父亲也曾是一名“强悍的文学青年”。

小学时,艾国柱给上海的《小主人报》投过一篇几百字的文摘稿,题为“汉字知多少”。这是写作带给他的第一次欢喜。第二次就是转眼八年后,艾国柱在洪一乡派出所做警员,给县报写了破案通讯,六七百个字,标题他至今仍记得清楚:“山庙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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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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