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水木

2008年，干超导演的《红跑道》刚刚获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等14个国际奖项。当时有记者问他，“过去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完成一部纪录片。”“未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下一部片子。”

但即使到大学毕业时的干超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纪录片。

新世纪之初，刚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干超进了上海电视台总编室。“开始也没打算做纪录片，不爱往外跑，跟人打交道”。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念戏剧电影专业时，看着上世纪30年代的黑白纪录片，他只觉得枯燥，无法理解其中妙处。

后来恰逢上海电视台改革，就因为时任台长对他说了一句：“我看你这个气质适合做纪录片。”干超就懵懂地踏上了纪录片之路。

刚开始在纪实频道做编导的日子并不轻松，制片人嫌他“整天白白净净，不像个纪录片人的样子”。干超问什么是“纪录片人的样子”，制片人回答：“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15天没洗澡，胡子拉碴地趿拉一双鞋。”

这句话对那时的干超来说像一道突然的光，“有原始动力，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他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寂寞入口》，影片中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大学毕业生放着好端端的工作不做，要去干摇滚，或者去远方流浪。这部片子算初次亮相。

后来干超接二连三地拍了讲述上海一个“老克勒”故事的《房东蒋先生》，以及孩子探究知青父母离异原因的《刚开始的旅程》……他找到了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感觉。他在英国时也学过一些社会学理论，借着纪录片的“局外旁观”，干超释读着一个个小人物，也透过他们反观着这个世界。

《房东蒋先生》

他职业人生里几乎全部的快乐都围绕着纪录片。他说每回开始拍摄时，动机往往非常单纯，也没有太多设计，最后片子却呈现出了很复杂的内容——“这样的过程让我兴奋，也让我困惑”。

2014年，干超成了SMG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当时有人质疑他年轻，他似乎也没有太多把握，但事情也就这么一件件做起来了。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总是比周围人快两步，所以到不惑之年的干超，几乎时常被道“年轻”。因为在很多个公开的场合，人们都几乎会惊叹这个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是上海纪录片频道的总监。

当他在国内外以编导的身份拿大奖时才20出头，当他以董事长、总监的身份出入各种论坛时是三十几岁，此时“年轻”更像是一种对比，不止生理上的形容，而是一种后生可畏的感叹。

2015年4月，SMG投资控股的云集将来传媒成立，干超任董事长，专注精品纪录片制作与运营。在此后的三年间，云集将来接连推出了《跟着贝尔去冒险》《本草》系列《伟大的一餐》《水果传》等作品。除了作品，云集将来也创造了自身独特的价值，80%的项目都处于盈利状态，在云集举行的大型仪式上，投资集团、大资本方纷纷现身，寻求纪录片中资本的解决方案。

要让一个导演具备商业敏感和商业思维其实是一件难事。干超曾提出《本草中华》的背后是中医药市场，《水果传》的背后是巨大的果饮市场，《中国美》的背后庞大的化妆品市场……真正去挖掘纪录片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又不让它影响，甚至操控到具体的创作，他其实有自己一根很纯粹的标尺。

光看内容本身，或许不能一眼看尽。重要的是，它们与当下纪录片产业化的路径息息相关，甚至成为突破的关键节点。

《跟着贝尔去冒险》是第一部由纪录片团队打造的大型真人秀，全网播出突破8亿次。《本草中国》成为首部登陆一线卫视周末黄金档的纪录片，首播时收视率达到0.83%，超过同时段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水果传》成为互联网上年轻观众比例最高的纪录片，35岁以下用户达到96%。《火星计划》则是第一部同时涵盖纪录片、真人秀、科幻剧样式的节目。计划中的《六个团子》将是一档播出时间长达6个月的准直播式纪录片。

在成立之初，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合转型的“试验田”，干超带领的云集将来一方面有着“电视台”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也更迫切的是，他们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和压力，想要破“纪录片是赔本买卖”的局。“正因为没人成功过，大家反而把负担都扔掉了。所以为什么第一个片子就要‘跟着贝尔去冒险’，当时整个团队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但纪录片要赚钱谈何容易？干超面临的问题也几乎就是整个行业的困境。

云集将来的总经理龚卫和干超是老搭档，他曾经是《红跑道》的摄影指导，“我和干超都经历过纪录片行业的鼎盛时期，对纪录片情怀很深。新媒体时代，纪录片人的回报一路走低，生存永远奔跑在发展的前面。”

他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上海的纪录片文化沿着历史和文化轨道存在下去，以一种创新的形式，回归本源和初心。

 “纪录片不能商业化，但应该兑现商业价值。”干超说。

《红跑道》

有人会觉得干超矛盾，似艺术家一样对纪录片怀有纯粹的想象，但又像商人一样为纪录片的出路摇旗呐喊。

但懂他的人才知道，正是有着对纪录片创作最基本的敬畏，才会竭尽可能地为它好。

从纪录片中走出来的人，始终带着对生命的疑惑，对社会的审视。但作为商人的他似乎又有着很多不适应。没有人能在残酷中永远站立不倒，干超说他很像拍过的那些人物，包括《红跑道》里那个坚持不住，从单杠上掉下来的小女孩邓彤。

这种姿态从他拍摄《房东蒋先生》和《红跑道》，延续到了今天。

只是他似乎变得更通透了。在《本草中华》这样严肃的文化专题片里，他一点都不忌惮地加入一些看似主观性极强的解说词，他说人生如本草，“相遇者众，知遇者寡”。

 “过去，大家不觉得纪录片会赚钱，《舌尖上的中国》做到了；过去，大家也不觉得纪录片会有年轻人爱看，《我在故宫修文物》做到了。很多客观的机缘推着我们向前走，这是相辅相成的。”干超说的这段话曾被很多媒体引用，因为他倡导的正是对纪录片行业一种合理的想象。

事实上，很多评价对他都是不公允的，尽管他的身份很多，对世人而言是商人，是领导，是上海市的领军人才；但对他自己来说，这些都只是做出更好纪录片的路径而已。

他至始至终没有被已有的框架，或者行业的偏见所束缚。干超说，“我们关心观众的需求，关心社会柔软的地方，关心国家和民族每一次的脉搏振动。让我们一起做时代的记录者，为我们的观众，特别是为下一代年轻人，创造更多生命的价值和精彩。”

同时，他也希望有一天能重回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追求，完成团队使命后，我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三年前，他对记者说：“我写了个纪录片剧本，改了25稿，连老外看了都很感动。我一定要把它拍出来。”但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时间圆梦。

“我很想对这些东西/昨天的记忆，说再见/却害怕它们醒来/对我说再见。”干超曾在他博客的最中央写下这几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