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唯一一次在CBS新闻的主管面前哭泣。

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门关着，我正在努力解释为什么我不确定是否要与公司签订一份新的三年合同。是的，我可以继续担任全线通讯员（general-assignment correspondent，指报社或电视新闻中报道、书写不同领域消息，或根据编辑要求完成相应报道的记者），但这意味着我要随时准备着在接到任何突发新闻的通知的时候离开这个城市。我想成为有团队精神的人，我讨厌对任务说不，但是这种角色与我在家里的生活格格不入：我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工作忙碌的丈夫，而且还怀着一个孩子，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

如果要离开孩子，那必须要让我觉得那段时间的牺牲是值得的。于是，我决定申请一份工作，一份既认可我的价值和职业抱负，同时在我的日程表上可以给我一些事先安排的工作。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微不足道，我在新闻行业里已经“浸泡”了15年。然而，在协商中，我基本上被告知一点门儿也没有，而且，能得到一份新的合同，我应该庆幸才是。甚至当我的经理告诉我她很同情一个工作母亲（她自己也是母亲）的挣扎时，她重申这个工作提议已经是最终方案了。

最终我决定不签合同。在职业生涯和成为母亲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虽然我并没有太多选择空间。管理层为什么不让步？他们认为我已经要求太多了吗？当我因为接受试管受精而拒绝出差跑新闻时，我是否就已经用光了所有的筹码？我努力工作才有了现在的专业水准，但我想要个孩子居然也要这样努力。我不知道是我不适合这个行业，还是这个行业的偏见使我被迫离开。

我的经历绝非特例。女性媒体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现在电视观众看到女性报道新闻的可能性比几年前要小。2016年的一个季度里，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美广播公司（NBC）三大电视网75%的晚间新闻由男性报道，女性报道只占25%，比两年前的32%有所下降。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呢？

从法律到金融，再到科技，很多关于反母偏见和所谓的“母职惩罚”的文章已经屡见不鲜。研究显示，一旦女人成为母亲，她可能挣得更少，而一旦男人成为父亲，他们往往会赚得更多，这就是所谓的“父职奖赏”。“当未来的雇主翻阅简历，看到一个女人有成为母亲的迹象，她就不太可能得到工作。”偏见也渗入到工作场所的评估中。例如，当一位母亲上班迟到时，相比没有孩子的女性，她会得到更严厉的批评。

电视新闻行业里这样的工作母亲还有很多。我知道我在CBS的经历并不是特例，和我交谈过的13位母亲，无论在电视新闻界里担任记者、主持人，还是制片人，她们的情况几乎一样。

“在竞争高度激烈的新闻广播行业里，反母偏见仍然存在，即使它是无意识的。”罗宾·斯普鲁尔（Robin Sproul）在ABC新闻工作了25年，其中有21年担任华盛顿分部的总监，她告诉我：“你参加一个会议，和你交谈的人坚信，当他们和你谈话时，他们心里没有‘工作母亲’的想法，但它就在那里。它变成了你的一部分。”

她补充说：“即使这是无意识的偏见，但‘你根本不想分派任务给工作母亲’的情况仍然存在，因为你害怕如果你问她们，她们回答可以，但她们不能像单身男人或单身女人那样完成工作，而且她们会要求通融。”

在NBC的华盛顿分部，没有一个女记者是母亲。最近一次是诺拉·奥唐纳（Norah O’Donnell），她于2011年离开了NBC，加入CBS新闻，现在是《CBS今晨要闻》（CBS This Morning）栏目的联合主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BC华盛顿分部制片人说，想在将来成为母亲的年轻女记者会有“担忧”。“没有人想成为测试用例，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遍受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这里，人们拼了命地工作，因此她们对两头兼顾心存侥幸。”（CBS，NBC，ABC和CNN均未按要求对此事作出回应。）

做一名电视新闻记者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困难，但是它呈现的结构性挑战对母亲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新闻业与新闻的性质牢牢地绑定在一起，新闻是不可预测的，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无处不在。你经常得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任务。母亲们被期望把工作当成唯一的事情，即使她们还有一份“母亲”的轮班工作。报道森林火灾或泥石流与家长返校夜肯定是不能兼得的。

如果你拒绝了一项任务，你可能被贴上有问题的标签或者被认为没有团队精神。管理层会根据记者在线的频率来评估记者。不管你是在电视台还是电视网工作，出镜时间都是一个衡量成功的标志，在这个标尺下，母亲的现实处境首当其冲。“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要付出极大的牺牲，而且永远没有一个终点可以让你停止，”一位前电视网络制片人告诉我，她要求匿名，以免激怒现任或前任雇主，“（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谁工作最努力？谁工作得最多？这是电视新闻行业里胜任一份工作的核心，也是所有人都关心的。否则他们会质疑你的承诺——而你完全可以被替代。”

在这个行业里（也许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明显），远离观众视野无异于扔掉饭碗。

产假，当然，意味着远离摄影机的时间。福克斯商业新闻网主播特里什·里根（Trish Regan）曾广泛谈到她没有充分利用产假的遗憾，但她觉得这是她要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在CNBC时和她的双胞胎相处了6个星期，在彭博电视台（Bloomberg Television）时和儿子只相处了3个星期，尽管公司的政策允许她有更多的休假时间。

“在产假结束前就回归工作，这种压力当然来自我自己，因为我有动力，有雄心，想成功，”里根告诉我，“但同时，我很清楚，如果我真的离开那么久，我可能会被一个胜任这项工作的男人或者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取代。这些是我真正关心的，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一家电视媒体行业的人鼓励我别这么想。”

还有形象的因素。几位现任和前任电视网记者和主持人告诉我，她们的老板对自己怀孕时的外表评头论足：一些老板建议她们减肥；一位记者说她因为穿了显肚子的孕妇装而受到嘲笑。不过最近倒是出现了一些怀孕女性出现在镜头前的画面，比如玛格丽特·布伦南（Margaret Brennan）在分娩前几天对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进行采访，但这些画面仍然很少。

“尽管没有明说出口，但人们的期待非常明确，如果你是女性，就要维持一定的形象，” 前CNN主播兼NBC白宫新闻记者坎贝尔·布朗（Campbell Brown）跟我说，“但当你怀孕的时候，维持形象的能力消失得干干净净。”

分娩之后也是。事实是，当你休完产假回来时，你可能回不到你怀孕前的体重，而且很可能你的孩子整晚都哭闹。“（他们会说）你看起来不太好，”一个有小孩的记者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记者的某种形象了。而一个母亲，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有眼袋，并不符合这个期待。” （正如一位前任高管所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男性管理层和高级制片人会根据“想不想上她” 来评判女性……当你是一个工作母亲时，你就自动不会进入这个范畴。）

最后，在这个行业中，几乎每个人，尤其是需要出镜的人，都是一份合同接着一份合同。只有被选中的少数人才能成为电视明星，这意味着大多数工作母亲在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合同协商时，无法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家庭生活的要求。“在进行合同协商时，工作母亲没有单身女性或男性工作者那么有影响力，” 罗宾·斯普鲁尔说，“她们通常会平衡育儿、时间投入，和工作难度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她们不想让任何事情来扰乱它。”

所以，毫不意外，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女性离开工作岗位。堪萨斯大学新闻学教授斯科特·莱纳迪（Scott Reinardy）一直在研究全国新闻编辑部的工作倦怠率，并发现女性工作倦怠率更高。他表示，管理层似乎对改变不利于母亲的制度偏见不感兴趣，这让不得不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的女性进退两难。

莱纳迪说，许多年轻一代中有理想的人和现在的女记者，都把这个职业看作是短期职业。在一项研究中，他调查了约500名30岁以下从事电视工作的女性，询问她们是否认为自己将在未来五年内离开广播行业，69%的人表示同意或不知道。他说：“有些迹象明确指向了行业的工作负荷和缺乏支持。”

坎贝尔·布朗和我交谈的其他人承认，记者面临的困难是尖锐的，但对制片人（不在镜头前）和主持人（他们更有预知性，节目时间已经指定）来说，情况就没那么严重了。这并不是说当电视新闻主持人能使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变得轻而易举，但这个工作有着更稳定的日程安排和更少的路途时间（对于早间节目的主持人来说，因为其主要收视群体是25至54岁的女性，所以做母亲其实可以是一种优势，与我交谈的一些女性说）。参加这类工作的母亲早上可能会错过见到她的孩子，但她每天可以接孩子放学回家，而有线电视新闻记者可能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现场直播。

为什么这个行业里母亲比父亲更艰难？我采访过的许多从事电视新闻的母亲都说，当男人提出抚养孩子的问题时，管理层会赞赏他们尽到了为人父的职责，并且会竭尽全力去协调相关事宜。一个原因可能是，男人的照顾责任是暂时的，而母亲总是要求特殊的通融。纽约大学研究职场性别动态的社会学家凯瑟琳·格森（Kathleen Gerson）说：“人们仍然认为男人作为均等或主要的监护人是不寻常的，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做到了就仿佛做了好事一样。”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变革呢？广播和有线电视网络中出现更多的女性高层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工作母亲需要那些电视新闻的最高领导层帮助她们促进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她们不会被提出像没有孩子时一样的工作要求。凯瑟琳·戈尔茨坦（Katherine Goldstein）是一位记者，她关注千禧一代工作母亲的播客节目也即将上线，她说：“需要更多拥有同情心、希望提升女性地位、想要变通的女性存在。”

但这不仅仅是让更多的女性成为领导者，而是让合适的女性成为领导者。在工作领域，尽管存在歧视性的障碍，但强大的女性还是在职场中名列前茅，其中一些女性认为，如果她们可以，年轻女性同样也行。反母偏见来源于多种因素，包括女性本身。

另一个因素也可以很快改变：问题的不透明性。黛安娜·皮尔斯·伯吉斯（Dianna Pierce Burgess）是Press Forward——一个致力于让更多女性进入新闻业的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她表示，过去，许多研究组织和女性团体都试图描述美国新闻编辑室里女性状态的全貌，但是遭到了来自新闻网络的抵制。就在上周，Press Forward宣布将与McKinsey和LeanIn.org合作，招募美国新闻机构参加一年一度的“职场女性”研究。“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包括从纸媒、广播到电视等各种媒体的新闻产业的全面分析，” 伯吉斯说，“这将是第一次。”

在电视新闻行业留住母亲不仅关系到她们自身，也关系到观众。从上到下，电视新闻行业里的女性越多，公众就可以阅读到更好和更多样化的故事。几乎所有和我谈话的女性都说，一旦她们成为母亲，就变成了更好的记者。她们是更好的故事讲述者，会用更强的同理心和全新的观点处理工作任务。

并且，今天的故事也需要这样的视角。今年的许多重大新闻报道都涉及女性和家庭，比如反性骚扰运动、家庭分居、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最高法院提名确认听证会，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更多母亲来讲述的电视新闻网能使这些报道正确无误。在这个女性赋权的历史性时刻，随着新闻行业报道反性骚扰运动，甚至一些电视新闻机构完成了自身的性骚扰估算，所有电视新闻机构将能很好地进行内部观察，并重新评估自己为母亲建立的文化。

（翻译：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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