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就中国经济奇迹，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解决主要矛盾依然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改革不止步，发展无止境，如何推动新一路改革的落地，是破解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的关键在于政策的落地与实施，目前整体改革政策落地的难点在哪里?改革过程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关切，推动改革顺利进行?近期，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规划司司长徐林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专访。

徐林表示，从几个必要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要有所回落，比如说从劳动力的条件来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5岁到60岁的这个群体每年是在减少的。

徐林认为：“改革在中国对推动未来经济的平稳增长，使得我们相对高速的增长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觉得是完全有条件的。但是这样的改革确实需要我们学者、官员认真的梳理，把问题找出来，一步一步推动，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规划司司长徐林

徐林认为，面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存在一些改善的空间，比如说把退休年龄后延一点，再比如把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制度打破，特别是把户籍制度打破等等。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包括管理效率提高，技术水平、装备水平提高，这些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以下为实录：

凤凰网财经：在改革的过程中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经济一定会面临着一个改革之后的放缓，要再改革，难度更大了，深化改革的意思就是会触动更多的利益、团体，我们如何看改革过程当中对于利益团体的触动，这个事情面对的挑战我们又如何去看？徐林先生，利益团体在中国再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看？他们也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如何去平衡，如何去关注，如何去对待。

徐林：现在的改革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是一种利益调整。过去的改革，可能一改，所有的人都受益。现在新的改革出来之后，可能会触动一些利益既得者的利益格局，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反对的力量。所以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它需要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去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不至于使得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动过于剧烈，导致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对。

当然我想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重点需要把握的是要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使得更多的弱势群体在改革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受益。这样的改革推行起来受到社会的阻力就比较少。如果让我举一个特别具体的领域，我觉得比如说在深度城市化这个领域是要加快推进改革的，因为目前现在2.7亿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但是他们因为不具备城市的户口，所以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人你仔细去看，他对城市的经济和税收贡献其实和城市居民没有什么区别，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群体里头除了农民工之外，还有大概8、9千万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去就业，这些人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人甚至有很高的学历，有很高的收入，但是因为户口问题，他们得不到公共服务的平等对待。

像这样一种改革，如果我们按照均等化的要求去推进的话，使得这些人能够成为城市居民，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稳定的社会保障，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得很稳定，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去消费。这样的话可以稳定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对我们应对未来国际市场的变化，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也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看起来，我们是一种改革，有一种利益结构的调整，但是受惠的是大多数群体，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徐林：中国经济增长从几个必备条件来看确实要有所回落了。比如说从劳动力的条件来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5岁到60岁的这个群体每年是在减少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特别关注到在过去五年里，中国劳动力的增速也是在回落的，由过去十年的9%左右的增长，回落到了5%左右的增长。

所以你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是相对稳定的，你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回落，你的经济增速是一定要回落的。

当然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空间去改善一些条件，比如说我们如果把退休的年龄往后再延一点，那么你劳动力的供给量相对会增加。如果说我们把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的制度打破，特别是把户籍制度打破，这样的话就可以使那些过去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可能40、50岁他们就得回去了。如果你可以让这些人留在城市里头，成为城市居民的话，或许他们工作的时间差不多可以延长十年左右。所以你这个劳动力的数量又变得更大一些了。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果你的管理效率提高，技术水平、装备水平提高，你的劳动生产率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样的话，从供给侧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改革，通过技术进步，我们是有可能使得我们在一些基本条件所约束的增长率可以变得更高一点。所以我们说，改革在中国对推动未来经济的平稳增长，使得我们相对高速的增长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我觉得是完全有条件的。但是这样的改革确实需要我们学者、官员认真的梳理，把问题找出来，一步一步推动，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