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长银，系中国农业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目前财税部门正在大力推广电子发票，宣传用语之一就是“方便纳税人抵扣个税”，用行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点赞同时，我也在推测：这电子发票是不是也快让抵扣增值税了？官方在很多场合发布的“还有更多大规模的降税措施即将实施”，是不是就包括“将增值税普通发票纳入抵扣范围”呢？

我国的增值税发票分为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两类，专用发票可以抵扣增值税，普通发票目前尚不能抵扣增值税；电子发票是“电子化”的普通发票，同样不能抵扣增值税。依据增值税“上家交税下家抵税”的基本规则，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让抵扣，既违背了增值税的设计原理，又增加了歧视性执法，关键是严重影响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小规模纳税人没有资格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不了可供抵扣的票据，有些客户就不跟他们做生意了，这就等于堵住了他们的“主要生路”。

增值税普通发票是在财税部门借鉴法国增值税体系的同时，结合我国税收的征管实践，发明创造的一个监管手段，于2005年8月1日起陆续在全国的企业端开票系统启用，并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估计当时是忽略了对发票基本功能的理论研究，只注重防伪了，放松了“真发票也能假开”的警惕，结果税收的大网被不法分子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发票的主要功能是抵减企业所得税，即用发票上证明的支出，抵减企业的收入，降低利润额，从而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发票的特殊性在于除了抵减企业所得税外，专用发票还能抵减增值税，属于“一箭双雕”的发票；而且在实践中，专用发票抵减增值税的作用十分抢眼，几乎成了它的主要功能，也多少掩盖了它抵减企业所得税的功能。正是这种“掩盖”，掩护了增值税普通发票抵减企业所得税的作用，征管部门就放松了对普通发票的严格监管，比如没有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比对（核实）开票方和收票方的一致性。这个“缝隙”很快就被不法分子找到了，也利用了，跟以前开“大头票”一样，大肆虚开、贩卖增值税普通发票，比如跟税局上报的发票留底联开100元，开票企业按100元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也就几块钱或十几块钱；但开出去的发票联可能就是100万元，拿到这张票据的企业就可以据此抵扣2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100万x25%）。因为普通发票没有纳入比对系统，也核查不出来。这中间的漏洞有多大，可想而知。

直到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6号），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这才把口子堵上，而这时增值税普通发票启用已12年。

增值税普通发票产生的“缝隙”也告诉我们三个事实：一是财税部门在征收管理方面确实狠下功夫，创新不断，业绩也有目共睹；二是在借鉴资本主义税收文明时，要尊重其体系的科学性，科学性就是“道”，过分偏离这个“道”，纳税人不服，就有可能“失道寡助”，产生不良的买票风气，影响大局；三是要注重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政策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增值税普通发票被虚开12年，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怎么说也是失察。

增值税普通发票是基于国情，为防止增值税发票乱开而创造出的一种监管手段，但也带来了“乱开”，“乱开”的主要原因是监管不到位。现在监管到位了，发票都电子化了，不乱了，时局之下企业也不敢乱了，就该归于“道”了，让增值税普通发票纳入抵扣范围，结束增值税发票“一票两制“的历史局面。这样做意义有三：

一、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坚决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切实为企业降税减负。

为企业减负不是口号，也不是运动，是抓主要矛盾，是通过修改完善增值税法规为企业降税。目前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让抵扣，是企业税负重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大量的小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他们没有资格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也有局限性），只能提供普通发票，但客户往往需要专用发票抵扣税额，这个矛盾成了制约小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甚至大于资金紧张的影响。允许增值税普通发票抵扣，可以针对性地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病灶”，有力促进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发展。

二、统一增值税发票，可以有效地降低我国的税收征管成本。

业界都清楚我国的税收征管成本高，因为税收政策限制多，监管成本当然高；但很多限制政策都是在监管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为保证国家税收完成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现在监管手段到位了，那些影响监管成本的限制性政策就该调整了。过去政策“收紧”，是为了收上税；现在政策“放水养鱼”，是为了收好税，这就是紧跟时代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增值税普通发票纳入抵扣范围，无需区别专票和普票，最后都统一为电子发票，会大大降低税收的征管成本。税务、公安、社保、市场监管部门的联手，信息比对的完善，监管手段的不断升级，大数据的应用，可以确保我国税收的足额征收。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由企业决定，企业不松绑，经济受影响。所以，落后的税收条款不能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三、尊重增值税原理的科学性，恢复增值税的“原貌”。

增值税系统是一个科学体系，最初在法国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其基本理论就是“上家交税下家抵税”，目的是消除重复纳税的弊端；尽管法国对增值税的抵扣也有限制，比如属于私人性质的费用，不属于必要经营费用的商品和劳务，等等，都不让抵扣，但我们借鉴过来后，明显加大了限制范围和程度，一是一些经营支出也不让抵扣，比如企业银行贷款利息的进项税额至今不能抵扣；二是必须凭专用发票抵扣，只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认证比对后，确认销售方和购买方一致才可以抵扣；三是限制企业抵扣，允许一般纳税人按规定抵扣，不允许小规模纳税人抵扣。

尽管有“国情决定论”，但过分背离增值税基本理论，不利于消除重复纳税；随着监管手段升级，更会导致税收高速增长，让税收增速过分大于经济发展增速，影响国家分配格局。作为发明创造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被不法分子利用偷逃企业所得税，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教训，值得我们反思。总之，现在不论是税收征管手段，还是法制环境，都到了让增值税普通发票抵扣、恢复增值税“原貌“的时候了。

恢复增值税原貌是第一步，在新的发展理念倡导下，依据税收监管手段的升级，我国增值税征收体系最后应该跟企业所得税征收体系合二为一，都用企业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按中间差额和相应税率纳税，这会大大简化征纳双方工作，降低社会成本，富民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