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涌豪

卡夫卡曾直言对老子思想的无限钦敬，称“老子的哲学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却对我依然紧闭”。这个果核紧紧地封闭着，它是自我圆足不加旁求的；它的成就、它的感觉、它所有的意义都绾聚在一起，收拢在一起；它精光内敛，一般人很难接近它，甚至没有接近它之前，就已经有点目迷五色了。为了向前人汲取智慧，我们需要让它敞开，这就是“打开果核”。

但并不是每个人对着文本就可以打开这个果核的，等打开以后，也未必每个人都进得去。这需要今人和古人在一个平台上有效地交汇。

今天的生活已经很散文化，离人的精神越来越远。我们都说接受过去的熏陶，广义上说是接受人文的熏陶，但是“人文”是什么呢？对“人文”的解释有很多。其实，人文处理的是人的日常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关系问题。

我们日渐沉沦在生活的底层，变得越来越机械、固定，我们所有的向往、追求、喜怒哀乐都统统被格式化了。尽管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世界上独一份的，我就是我，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追求、向往、心底的那些梦都和别人一样，以至我们的打扮和装修出来的环境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雷同，雷同以后就非常乏味。当我自己做学问的时候，乃至于读《老子》《庄子》的时候，总希望在打开这个果壳的时候能发现里面有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每个人读一个文本，都可以读出自己的东西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古代注《老子》的不下千家。后来不断地散失掉了，今天才留下三百五十四家。

我今天谈老子，是谈我所看到的老子，并不是教科书式的、权威性的，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会投射出一道特殊的光束，它照见的老子可以是别人所没有看见的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经典，人们可以胡乱解释，纯粹根据个人的感受。但经典的生命要延续，就必须和当代交互连通。而且因经典自身内容非常深广，它自带光环，是一个发光体，在这种交互连通中，它的思想足以光照当下人的生活。在读《老子》的时候，我自己感到最愉快的，是能真切感受到老子的思想不是过去时的，它不断在生长，不是站在遥远的古代，透过遥远的时空告诉我们真理，而是非常贴合当代人生活的可以身体力行的智慧之源。

一 

老子几乎是和孔子同时代的人。一般认为老子在前，孔子在后，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教训他不要多说话，太喜欢说话必然多说多败。孔子听了老子的教训后安静了很多，回去三天没给学生开课，因为他觉得自己碰到了真龙一样的人物。老子的高明让为人师的孔子一下子安静下来。当然，也有人不这样认为，比如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就认为孔子在前，老子在后。

众所周知，道家哲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两个人作为代表。一般认为，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学问，就像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学问一样。其实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因为老子和庄子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不说他们言语方式很不一样——老子的语言是警句式、格言式、箴言式的，不多展开；而庄子则多用寓言、重言和卮言，展开得很丰盛。他们两个人的为人风格就不完全一样，一个老成持重，一个更近青年才俊；一个是史官或档案馆馆长，一个则为小吏。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趣味也不一样，后世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老子的学说非常沉稳，非常凝实，每一句话都有多重性的意思，许多帝王引用其为执政的依据；而庄子的学说被许多读书人、艺术家欣赏，因为他讲得浪漫，讲得机敏，讲得汪洋恣肆。

如果要对道家的学说有根本的体认，必须从老子开始。当然我还要补充一句话，要对道家的思想有包罗万象的体认，可能光读老庄还不够，还要加上《列子》。

总的来说，道家的学说是由老子奠基的，老子的思想是道家哲学的核心部分。这也使得我们今天谈道家哲学，必须非常重视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也即《老子》。说起《道德经》，本应该叫《德道经》，因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就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指一物之所以成其为一物者，“道”指万物变化发展之规律。先讲一物，再讲万物，所以叫“德道”。只是现在约定俗成叫《道德经》。

老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个叫柏矩的人从其学，曾请求老子同意其游历天下，老子称算了，天下就像这里一样，因为其时世道已经不行了，亟需要人拯救。春秋末年的时候，天下分崩离析，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已经不存在了。那时没有拢系各个邦国的力量，各诸侯国都想重新聚拢天下，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是为韩非子所说的“大争之世”。因为当时社会乱了之后，每个人要重新上岗，所以绞尽脑汁地发挥聪明才智，使自己的东西形成一套学说，有的留下来了，就成为诸子百家。

那么孔孟的学说为什么不能被人君执行呢？因为孔孟老爱说何必曰利，亦有德在，有仁义在，这种迂阔不周事情的主张根本不适合当时“大争”的世道。老子当然也是反对争的，但他想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关乎人性的问题，非自己一个人所能，所以他对人世是很绝望的，所以对柏矩说，天下已经这样了，就算了吧。

我们知道，老子的趣味和孔子是不一样的。孔子心系的是日用伦常中的人生，而老子心心念念的是天地大化中的人生。他觉得争权夺利，乃至心系日用伦常，现实世界、此岸世界的功业，是不行的，这样会把自己的格局做小了，应该脱开出去，追求天地大化中的人生。儒家总是把人放在社会生活的秩序里面，所以说要人正心诚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不这样，他常把一个人放在宇宙的生命秩序里面，所以不讲正心，而讲静心。沉浸在生活秩序里面的人，如果一下子被超拔到宇宙大化当中，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在历史长河中是何其渺小，这样就会觉得争名夺利毫无意思，就会看开。

还有，儒家讲的是为人之道，它告诉你怎样才是好人，怎样做一个君子。而道家讲的是为生之道，是怎样维持一个好的合理的生命。好人涉及道德评价，但道德很多时候是一种负累，随着对道德不断地强调，其反面的东西会越来越浮现出来。儒家的为人之道的确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显得非常深厚；但是老子的为生之道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显得更加超迈。

老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这些智慧对当代生活仍然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来看他对生与死的论说。生与死的问题，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不值得讨论的。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说：“死与我们活着的人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死并不存在，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又不存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曾说，“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任何一个事件”，因为“我们不会活着学会死亡”。所以，生和死分途，活着的时候谈论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死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又何以谈论死？但是中国人不这样认为，中国人觉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且生死问题，主要落实在“死”，“死”才是个真问题。因为“生”不是人能掌控的，而“死”才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重要功课。

但中国人对死很是畏惧，中国哲学大都回避谈论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只能把它悬置起来。而老子哲学是“出生入死”的，经常涉及生死问题，并能够公开地充分地谈论。在老子看来，一个人应该以平常心看待生死，生的时候好好“卫生”，死的时候则要“顺死”。“卫生”就是保护生命，“顺死”就是顺应生命的节律，安然地走向死亡。

如何做到“卫生”与“顺死”？儒家重孝道，主张厚葬；墨家重节俭，主张薄葬，因为墨家代表的是底层小人物；老庄很干脆，主张不葬，顺其自然。生死既然是自然的事情，就不必过分悲喜，不要厚葬，也不要薄葬，就自自然然地来去。《庄子·列御寇》曾说：死后陈尸地上，会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埋到地下，会被蝼蛄和蚂蚁吃掉，如此从乌鸦和老鹰口中夺食而送给蝼蛄和蚂蚁，不是太偏心了吗？大意如此。老子更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身体是很柔软的。人活着时身体也是柔软的，而死后身体就僵硬了。民间说“这个人死翘翘了”，其实就是说人死的时候是直挺挺的，很硬很重，搬都搬不动。草木刚长出来的时候，一株小苗柔软地随风摆动，枯黄的时候则直挺挺地倒在田埂上。万物活着的时候是柔软的，而死后却是枯槁僵硬的。所以，应该柔软自己的身段，柔软自己的生活态度，包括自己的处世方式和生活准则，如此才能保持长生。如果遇事一味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代表，固守既有原则而不知变通，不懂事急从权，那必然是要吃大亏的。

这个“贵柔”的道理是老子的老师常枞教给他的。常枞曾在临死前问过老子三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张开嘴巴问老子舌头还在吗，老子看了说还在。又问牙齿还在吗，老子说没有了。常枞说，你看那些软的东西还在，硬的东西都没有了，这让老子印象深刻。

再说动与静。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守“虚”，虚到极点；守“静”，静到极点，然后万物并作以观复。何为“观复”？即看到事物发展的起点，看到万物从哪里来，又归向哪里。万物是从静到动，从静当中来；万物又是由动而静，最后归向于静。可见动是一个充满偶然的过程，静是永恒的起点和终点。既如此，那么人应该守动还是守静呢？当然应该守静。此所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我们可以想一想静的重要，以及它带给人的好处，譬如静可以益智，因为静下来了就可以读书思考，增加智慧，正如古人所说，“万物静观皆自得”。静还可以制动致远，因为一个人如果每临大事必有静气，就能不急躁、不虚怯，平稳妥帖地处理好事情，是谓“思深谋远”。静还可以养生，七情伤身，一个人心不静的话，就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毛病。另一方面，人的心里难免有欲望，有的人虽是平凡的肉身，却常怀成仙的梦想。如何做到静？对此，老子的回答是“不欲以静”。当然，一个人没有欲念是很难的，故“不欲”就是欲望不要超过自身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但是很多人都怀有超过自己能力和环境水平的大愿，有了这种欲就不能静了。所以老子主张人应该“心如死灰”。其意不同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而是说内心平静到无可复燃的状态，即静寂的状态。

再说巧与拙。中国人自古就反对弄巧，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只是能说会道，甚至言过其实，是中国人素来讨厌的。不仅孔子讨厌，韩非子也讨厌，《吕氏春秋》对这种人也有否定。当然，老子也讨厌巧心、巧舌、巧伎，对这些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向往“大巧”，即真正的巧，它看上去平实敦朴，其实含藏着深不可测的智慧。是谓“大巧若拙”，其情形一如“大辩若讷”。一个人其实辩才无碍，但他平时说话常常讷讷于言，好像讲不出什么东西。老子提醒你，对此千万不要小瞧了，这正是他所崇尚的“大辩”。“大巧”也如此，表面看似拙，其实“拙中见巧”。具体表现为，一个人在讲问题的时候能抓住中心，不展开其余；看人的时候能取一个人的根本，而不为其他外在的东西所迷惑；做一件事的时候也是同样。

除了巧与拙之外，还有虚与实。老子重虚甚于重实。一般人觉得实更重要，老子恰恰认为虚是很重要的，为此曾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一个人要填饱肚子，强健体魄，但心志要虚、要弱。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出生后，不断接受教育，有了许多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这些都积累在人脑子里，构成哲学上所谓的“前见”。但如果脑子里塞满了前见，就吸收不了别人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性、否定性的意见，那么前见就会变成偏见和成见。老子重虚，是要人敞开胸怀，始终虚一部分，这样才可以接受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虚，才能容，既能容物之生，也能容人之长，这样才能涵养生机，发展无穷。就像山谷是中空的，中空才能集贮雨水，凝蓄阳光，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就生长起来了，鸟兽就飞来了，人也可以在山谷里找到吃的，或打猎或采集果子了。

做人也是这样。古代有个器物，叫欹器。“欹”就是歪斜的意思。这个欹器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平台，上面有两个杠子顶起一个铜罐，铜罐有两个耳，两个杠子把它固定住。铜罐是空的，可以盛水。但如果盛满了水，就会倾覆；如果是全空的，也会倾覆；只有半满的时候，罐口才稳稳地朝上。这个东西最早见诸《荀子》的《宥坐》篇，“宥”即“右”，可见它是被古人当作座右铭看待的，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之，曾由此感叹“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明白点出了“虚”的道理。那什么时候是你半满的时候呢？这就要拿捏，就要靠修养了，需要人认识自己，找到自己。老子主张虚重于实，所以教导人要处下、不争、包容。不要十全十美，避免走到极点，以至走向事物的反面。

最后是关于美与丑的问题。儒家说美善相兼，如果不善，光有外在的美也是不可取的，只有美善相兼，才是真美。老子别有理解，他承认美是有独立性的，为一客观存在，曾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即美好的言词可以换来人们的尊重，美好的行为可以感化众人。可见老子是承认美具有独立的本位与价值的，但尽管如此，他对美仍存有戒惕之心，为其常被人错认与误信。他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正好的话，不是那种甘言、美言，相反是很朴实的话。所以他经常喜欢用“朴”和“素”来界定自己所说的美。认为好的美最后都走向“朴”，此即所谓“复归于朴”。以后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主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真正的大美是一种朴素之美。“朴”是什么？就是一段原木，上面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素”是什么？就是一块白色的丝绸，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生命真正的原始状态是最美的东西。对原始状态的东西加以修饰，目的是要使原始本真的美更充分地展示出来，而不是把它掩盖掉。

所以，老子不赞成世俗所追求的美，而世俗认为丑的那种朴素之美恰恰是他所崇尚的。老子的这个观点，后来由庄子生发开去，讲得更彻底。庄子说，卫国有个很有名的丑人叫哀骀它，他皮色很不好，跛脚驼背，还哭丧着一张脸，反正很难看。但他德行好、学问大，所以男人一看到他就想和他做朋友，女人一看到他就想嫁给他，鲁哀公一看到他就想把国政交给他。庄子通过这个极端的例子是要告诉人，千万不要看一个人的形貌，而要看这个人的德行，所以说“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当这个人德行有所长，就应该忘记他外在容貌的缺陷。但很可悲的是，人不能忘掉他所应该忘掉的那个形，而忘掉了他所不应该忘掉的那个德，“此谓诚忘”，即这才是真正的忘性大呀！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从老子、孔子开始，包括许多高僧大德，似乎长得都不怎么好看。难道中国古代的伟人贤人真都长得不好看，甚至很难看吗？不是的。古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人，应该重视他们了不起的德行和事功，而不应该太在乎他们的容貌。但是世人就是不懂得美丽只如皮肤之浅，只重视外在的包装，而不在意内在的美质。这种浅识让老子很痛心，所以在美丑的问题上，他要突出丑。

通过辨析这些概念，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的学说经常是和一般人反着来的，这是因为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正面和表层，而老子看到了事物的背面和底层。一个人应该从事物的外在看到事物的内里，哪怕这个内里提供给你的信息和你原来的知识是相反的。越是相反，越会让你思考。当你去思考何以相反的原因时，会获得一份阻抑性的驱动力，因此长一份见识，增一份修养。所以我们看问题，需要经常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在你耳边不断提醒。如果一个人耳边没有不一样的声音，他是很容易走错的。

那个耳边的声音，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提供的，通过读书或阅历；有的时候是你的亲人、朋友提供的。当别人提供给你这种声音时，你要谦虚地倾听。许多的错误都在于你不注意倾听来自别人或自己内心的声音。老子哲学就是提供给你的另一种声音，其实是提供给你观察事物的另一道光束。一个人看问题，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经常会从一个熟悉的角度出发。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平常人。如果你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一个非凡的人。举一个例子，比如女孩子梳妆，小户人家有一面镜子就不错了，穷人家的只能河边打水时照照脸，但大户人家的小姐不同，不仅前面一面镜子，后面还有两个甚至三个丫鬟，拿着镜子站在两侧与背后，这个时候，她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自己。一个人要看透问题也如此，需要多边互镜，有不同的参照系环衬在你人生的四周，这样你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看清真正的自我。道家就是这样，经常站在你不了解的角度提醒你，让你认识事物的多个方面。正是它对一个事物投出了别样的光束，才照亮了你平时不留意的地方。

二 

今天，《论语》和《孟子》讲的道理，国人耳熟能详，因为它们是讲人怎样在一个社会秩序里面生活。道家老庄无意在社会秩序里面安顿人心，而是希望在一个更广大的自然秩序里面安顿人心，所以有些话今人略感陌生，甚至费解。还有，儒家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讨论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道德问题，但道家是在形而上的层面讨论人的问题，且这种讨论更彻底，常常超越了社会的领域，进入到哲学，甚至审美的领域。所以，道家老子哲学有一种独特的思想魅力。

它首先表现为好对一切存在作最彻底的反思与批判。老子是一切存在最彻底的反思者与批判者，是中国历史上对既有文明作认真反思的第一人。他能够超越一切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用一种超拔的高度，站在人生的边上反思人生，用冷峻的眼光来怀疑一切。德国哲学家赫伯特·曼纽什（Herbert Mainusch）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涉及范围广泛的怀疑论著作，其要旨是阐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以及人类种种价值和道德的相对性。林语堂也曾说过，如果说孔子的哲学是一大肯定的话，那么老子的哲学就是一大否定。

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里面，批判者是要有勇气的，是了不起的；在一个欠完善的社会里，怀疑论者通常是最具智慧，也是最冷静的。那么老子如何是一切存在最彻底的反思者和批判者？首先他有一种反智的诉求。他的五千言对既有文明是抱着审慎的怀疑态度的，以至于主张“绝圣弃知”“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认为如果做到这样，老百姓就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他甚至还说民难治是因为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从表面上看，这近乎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统治者，意思是说统治者太聪明了，整天直接间接地教百姓那些诈伪不诚的东西，把人性都搞坏了。所以他才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并认为人最应该做的是“绝学无忧”。显然，这不是一种愚民政策，而是一种观念上的反智。这个反智和西方的反智主义是不一样的，但也有共通的地方，就是有鉴于文明的诈伪，对知识进行审视、提出质疑，而不是说要推倒文明本身。其诉求里面，包含的是对已有文明的反思和批判。

其次有反道德的指向。关于道德，儒家谈论得非常多，墨子、法家也讲，而老子很少讲。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什么东西讲太多，就说明什么东西缺乏，乃或压根儿没有。老子甚至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一个在上者不老把道德放在嘴上，这个在上者才是真正有德的人。“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一个在下位的人整天把道德挂在嘴上，反而会变成一个无德的人。“道之华，愚之始”。道德被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恰恰是老百姓变愚昧的开始。

老子对道德的批判是很有道理的，他甚至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即礼教的设置不仅恰恰说明忠信已经非常不足了，而且还是祸乱社会的罪魁祸首。这让我想起哲学家爱默生说的那句话：“社会的道德乃圣者之恶。”道德其实是一种个人的修行，但是那些圣者往往热衷把道德推展为一个运动。道德固然可以推展为运动，但那应该是一个关乎个人的运动，当道德成为一种社会化的集体性的运动时，道德必定会走向反面，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道德绑架。爱默生的话真可以和老子对道德的批判互相呼应。

老子还反对一切有为。《道德经》五千言几乎全在说无为。“道常无为”，所谓道的本体是无为的，它的属性是无为的；“上德无为”，最好的德行是无为的；“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所以可知无为才是最有利于人的；“无为者无不治”，如果无为的话，就可以平治天下；“无为故无败”，如果无为的话，就不会失败。以后，庄子把话讲得更彻底，认为有为反而会坏事。圣人就经常有为，所以“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从来没有谁这样堂而皇之地将伟大的人物和强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老子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或者“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是一个意思。

老子哲学的魅力还表现在对现实人生的热忱究问和践行上。老子可称是现实人生最热忱的究问者和践行者。庄子曾经讲过一句蛮有意思的话：“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说的是孔子，“中国”古汉语指“国中”，他说孔子对仁义礼智信这些大道理很精通，可称人所共知，但是对人性之精微就搞不大清楚。老子不这样。老子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非常广阔，非常深入，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是基于人安身立命的角度的。

首先谈谈他对自由的确认。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具有无需证明自己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对自由的任何限制却需要证明其合法性，而且证明的标准只有一点，就是它出台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保障每个人的个体自由，这是世所公认的认知。

道家所推崇的自由比较彻底，比较接近这个认知。为了确保个体的自由，他主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所谓“自化”即自我运化，自我改化。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如果在上的统治者没有那么多苛严的死规定，老百姓就会自己向善的方向去改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如果统治者好清静守正，老百姓的行为自然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我无事，而民自富”，如果统治者不折腾，老百姓自然会走向富裕。“我无欲，而民自朴”，而当统治者不是充满物欲、权念乃至色欲，老百姓自然就会归于淳朴。

可见，老子崇尚自由，崇尚那种具有“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能力的自由主体。后来庄子把话讲得更为彻底，甚至要人为了维护个体自由，不被任何人所用，甚至不做千里马。伯乐相马的故事为人所熟知，伯乐名孙阳，曾经替秦穆公相马。所谓挑千里马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先挑出一百匹马，烧掉杂毛，理剪鬃须，修脚钉掌，火印打号，这么一折腾，二三十匹马死掉了，然后对剩下的马再作考核，譬如奔跑能力或耐力如何等等，再刷掉一批，最后剩下十匹马。当它们被戴上千里马的桂冠，和主人相遇的时候，庄子说它的不幸开始了，因为它从此再也见不到广阔的世界，失去了驰骋的自由。

庄子继续说，人不能“丧己于物”，在外物中丧失了自己，不能“失性于俗”，在世俗中迷失了自己的个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是什么人？是“倒置之民”，就是用头走路，而不是用脚走路的那种笨伯。

所以老庄的自由观念很了不起。在儒家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中，人很难有真正的自由。儒家的繁文缛节很多，它要削弱人的个性以适应社会，不像老庄哲学，是要求社会以最大的善意和包容来照顾个人。儒家有“五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固然是必须的，但它还要求人“食不言，寝不语”，乃或规范人手眼声法的“九容”等等。道家从来没有这些死规定。

与崇尚自由相联系，老子还努力破解功利。先秦时，士人因为社会变乱须重新上岗，纷纷兜售自己的主张以邀主人的赏识，这就是诸子百家的争鸣。孔子、孟子周游列国都是为了求得岗位，在没有求得之前，难免被人讥为 “丧家犬”。因此儒家讲“三不朽”，立德、立功和立言，都不脱功利。当然，所谓的功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用。但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度。你不能太求有用，因为如果太求功利，就会违心违理，就会虚伪不诚。故为了破解功利，道家提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老子更为说明过求有用的不当，举例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车毂通常有一个车轴，车轴有空的地方可以把辐条塞进去，然后转起来，而辐条之间也须是空的，这样小石子可以从辐条当中穿过去。如果车轮是一块平板的话，水、泥与石头一撞击，这个车轮就变形了。制作一个陶器，当中也必须是空的，这才是个罐子，才可以用。所以你以为没用的空，恰恰成就了你所谓的有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要把这个“有”化为效益，不能光惦记着有用，有时候恰恰是无用的东西才给你大用。更何况，现实生活中许多东西不是以“有用”与“无用”来衡量的。有些东西离实用很远，但是离人的情趣很近。“有用”与“无用”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到底要发展生活中开疆拓土的实力，还是重视在心里开疆拓土，以使心灵宽广且安宁。

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说得更彻底了。他说有一只鼻孔上翻的猪，有一头额头发白的牛，有一个身上生疮的人，这些动物和人因为长得丑，才活到天年。一棵歪脖子树，不是好木料，但可以太太平平地生长着；一棵挺拔的树，非常不错，但难免被砍倒的命运。所以庄子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就是只有领悟到无用的妙处，才可以适当考虑有用。你心里的基调与底色必须是无用，然后才可以适当地根据环境的不同，求取有用，这样你就知道不必老是去跟别人比，老是去开拓你的外在，一个人再怎么开拓外在都是有限的。

于此可见道家对世道人心的拯救。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词，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说老子言语里颇多愤激之词，说的是无为，其实想平治天下，所以从根本上说是想无不为的。鲁迅的话当然是深刻的，老子的书确曾被人当作兵书，更被许多统治者用作治国的宝典。他的学说里面也确实有救世的用心。暂且不说兵书、治国，至少老子学说是要人懂得调适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还特别注意要人调适人与自身的关系。人怎样处理和自身的关系是最难的，只有保护自己既不为外物所伤，又不为自己所伤，这样才能身心平和，得享太平。

三 

再说说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此所谓“反者道之动”。所以他说，天地从来不努力追求长久而自能长久，这是关于自然的辩证法。水本来是柔弱的，但是能把最坚强的东西冲垮的也是水，这也是自然的辩证法。生活当中也处处有辩证法。如“甚爱必大费”，你太热衷名位，或财货美色，就肯定会耗费许多的心智，可能还耗费许多的善良。又如“甚积必厚亡”，你积累了许多财富，你不断地想占取，以为可以保存下来，传递下去，结果你不成器的孩子就把它们“厚亡”掉了。因为如果你的孩子是个好孩子，所谓贤而其才，这样会折损他的志向。我父亲是巴菲特，是比尔·盖茨，我为什么还要考大学，还要这么辛苦？我坐吃还山不空呢。如果你的孩子不长进，所谓愚而多财，则会益其过，就是加重他的罪恶，他一定会拿这些钱财去为非作歹。所以你积累财富越多，败亡得就越多，这个“亡”还包括精神上的失望。

老子还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只有把自己放到后面，才有可能真正走到众人的前面；只能外其身，把个人的嗜好和享受排开，他的身体才能保全。即圣人只有做到无私，才能成其私，这又可视作君王的辩证法。其实每个人都有私心，但为了实现你的私心，你首先要做到无私。治理国家的国君不要有自己的私心，要以天下人的心为心，这样才能俘获天下人的心。像这样的君王辩证法，以后被胡适称为“革命的哲学”，章太炎也因此认为老子的学说可以引出自由平等的观念，严复甚至认为老子的学说可以为民主治国之所用。

要之，老子总是很辩证地看问题，试图在根本上解决人的迷失。看破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还会争权夺利吗？自然不会了。所以老子总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他的许多命题和概念都是形而上的，关连着宇宙观和自然观，而不仅仅是形而下的、伦理的、道德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人对道家哲学的评价好过对儒家哲学的评价。他们认为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干，没有特别的高低之分。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显然道家更纯正，因为它有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儒家至多只能算道德哲学。

最后说老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体认和开拓。老子是人精神世界最积极的体认者和开拓者，他让人舍弃身边的生活，特别是舍弃身边正在流行的生活，而过纯粹的精神生活。人需要隔开现实的烟火，在某一个时段，把自己交给一个神圣的时刻。所以，他教你建立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从而进入平静。

为此，老子特别讲究相对性。老子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唯”是下面的人对上面人的应诺。“阿”是上面的人对下面人的呵斥。这个怎么会没有区别呢？一个是赞同的声音，一个是否定的声音，这两者之间没有差别吗？但老子告诉你，这两者没什么差别。“美之与恶”，好看和不好看，没有差别吗？但老子认为也没什么差别，他这样说其实是想告诉人，这种种的差别关乎人所取的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都是相对形成的，并会随环境而改变。庄子发挥了老子的说法，称“厉与西施，道通为一”，厉是古代恐龙级的丑女，西施是我们所知道的大美女。庄子说这两者是一样的，并认为天下万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皆一”。

要之，老庄齐一是非，是要使人明白，人应承认事物之间的区别，而不要轻易更动这种区别。不要为了更动这种区别就另立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是外来的，是强加到对象身上的。这看似有点近于相对主义，却可以让人把问题看得更超脱，让人摆脱利益或道德的考究，更客观冷静。所以这种反对一家一姓的是非和礼仪等差给人带来的差别的想法，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老子还特别能体认人的表达的局限性。人的认知规律是这样的，脑子里面什么想法都有，一团乱麻，无法梳理。真要说清楚，就必须用线性思维，首先、其次到最后，依次展开。尽管在此过程中你可以插叙、倒叙，但有语文水准的人会把你的话重新捋一捋。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是立体网状多维的，而我们的语言必须是一维的、线性的。要一维的线性的语言去追索立体网状多维的思想，能不能？自然很难。

所以有时候语言是追不上思想的，非常的苍白无力，故多说不如少说，甚至不说。道家说，视而可见的，是形和色；听而可闻的，是名和声。而形色和名声都不足以判定事物的本真。而且，可以言论的都是物之粗，精致的东西只可以意致，即用意念去接近，语言表达不出来。更有一种东西，语言不能表达，意念也不能接近，即用粗和精都不能指及，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人脑子里的那团乱麻了。“道”从某种意义上正与之类似，它性“冲”，而且“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是一种“无状之状”，很难言说。所以，道家对人类认知局限的表述，正是在为打开认识精微的精神世界造势。还有，它当然不是专门针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说的，但自然会对后世不满儒家那套主张的人构成一种号召。

仁义礼智信有什么效用呢？能全部概括人的道德原则，或是人和人、国家和国家的相处之道吗？不一定，它们不仅可能是粗浅的，在实际运用中还会被用来为某种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还会走样，所以与其如此，不如不说为好。所以，老子启发人要批判地、怀疑地看待所有的事物。这个世界没有语录，也没有经典。所谓的语录、经典，可能只不过是人思维的一些渣滓而已，而只有“非常道”的那个“道”才最具本原意义。所以老子的学说是根本性的。

有了这样的观念才能探索心智，人才能无限度地拓展人的视野，达到未曾达到的新的认识，所以老子的学说又是开放性的。他不是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于老庄来说，他前面的不是河，而是海，是更广大的宇宙。

中国文化讲河很多，尤其是黄河，但很少讲海。尽管孔孟都生在滨海之地，但是《孟子》一句都不谈海，《论语》也只有一句话谈到海，而且只是一个比喻，如果我的主张不被采用，那我就自放于海，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跟你们玩了。因此说到底，儒家对海是没有认定的，以至中国文化对海的描述很少。晋朝的时候木华写了一篇《海赋》，也只是讲天下的万水汇聚于海，此外，就是物产丰富而已。它没有像黑格尔《历史哲学》一样，体认到海能给人一种茫茫无定、浩浩无际的观念。在我们的语境中，海可以给你海盐、海产，让你赶海、讨海，怎么会给你带来观念？而在西方的语言文化背景里，海就是一个观念。

但老庄学说有海纳百川的恢阔境界。它始终从根源处发现问题，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哲学上，要从根本上解决，就要确立万事万物的本原与初始，即“道”。那么“道”是什么？这个恰恰是很难解说的，因为它存在于任何事物当中，没办法用语言框限和固定。老子用包括“玄”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情状比喻它，是希望人能够多少领悟到这一点。

最后谈谈老子哲学对于当代人身心健康的拯救意义。

用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表述，当代人处在一种“四不挂搭”的困境中，首先是“上不在天”，其次是“下不在地”，再次是“外不在人”，再次是“内不在己”。

什么叫“上不在天”？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世俗化了，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众神引退。世俗社会发展起来，西方人失去了引以为傲的神圣世界的庇护。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本来就不发达，不抬头看天，只低头走路。少了宗教信仰，又少了道德的监管，还放弃了自律，精神寄托就成了问题。所谓“下不在地”，指文艺复兴以来，数学、物理学高度发展，科技理性一枝独秀，自然的世界越来越沦为科技征服的对象，甚至仅仅具有工具理性，而不再是人诗意的栖居地，即这个世界已经异化。“外不在人”是指工业革命以后，产业经济发达，都市文明崛起，一下子改变了城市的结构，人际关系也随之改变，人间守望之情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权利、义务和法律，没有了温情脉脉，人际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乃至说到钱，便无缘，晴天有人借伞给你，雨天又急着要回去。由此造成这个世界最严重的“内不在己”，即你原本宁静自足的内心被彻底打破了，成了纷扰不安的战场，常常不仅跟别人斗，还跟自己斗，精神焦虑增加，幸福指数下降，心态失衡频发，成就意识严重匮乏。这个时候，如何安处自然、知足常乐、逍遥自在、不与人争，这些老子讲过的东西就开始发挥作用。

《老子》让你从根底上看清自己，看清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救世之书”。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让人不仅能处理好和社会的关系，更能处理好和他人及自己的关系。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儒家说得更深刻、更到位、更有涵盖力和普遍性。

（本文系作者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在新华·知本读书会所作演讲的录音整理稿，原文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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