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世纪的中国诗人陆机在《文赋》里写道：“诗缘情以绮靡”。这并非意指诗歌应该追求六朝宫体诗那样词藻靡丽，而是说诗歌根源于感情，其语言永远以美感为第一追求，绝不应同于日常俗语。

同样的看法也在1932年形成的反对新诗运动中被强调。这年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直言不讳批评了郭沫若的新诗创作，郭沫若诗作中的一些欧式词句使用得相当随意，音调流于散乱无章。闻一多认为，一首好的诗必须是做出来的，并且要显得“做”出来的。精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德国人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在阐述闻一多这一观点时指出，没有哪位合格的诗人能够任由他的语言被随意摆布。

从这个角度来看，活跃在1990年代诗歌领域的汪国真很难作为一位合格的诗人被认真对待。闻一多所提出的“诗歌三美”，在汪国真的诗中难以寻觅——简易音律的朗朗上口并不能说是具备“音乐美”，而“建筑美”和“画面美”在汪的作品中基本不存在。

汪国真在4月26日的凌晨因肝癌去世，这位59岁的当代诗人的死讯将许多曾在校园中接触过其作品的人拉回了“汪国真热”流行的年代，同时也诗歌这一几乎被大众遗忘的文学体裁重新被纳入焦点话题讨论。 

在许多1970年代出生的群体的校园时代，他们集体接受了汪国真诗句的洗礼。汪国真成名自1990年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的出版，这本书发行超过60万册，甚至在打工群体中依然拥有大批读者。汪诗中“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之类的警句成了青年人自我励志的箴言。在社交网络上，怀念汪国真作品、追忆读诗时期往事的大多数是这个年龄段人群。

然而誉满天下，未必不是乡愿。读者的众多绝不能掩盖汪国真诗歌作品饱受诟病的过于空泛的抒情。在汪去世后，曾经校园读者群体的集体怀念和主流诗坛的沉默之间的对比即是例证。

在文化伪繁荣的1980年代，看似繁花似锦的阅读市场背后，是大众贫乏的人文知识和更为赤贫的审美鉴赏。汪国真的诗歌以其动听的、流行歌曲式的佳句脍炙人口、风行校园，而他创作手法稚嫩、内容飘浮苍白的缺点往往被年轻的读者们忽视。

平心而论，汪国真在短句造句上的语感很好，他在诗歌里表达普适化的情绪口号，抒发大众共同拥有的情感，这只能让读者意识到诗人缺乏自我的独立特征。在汪诗里，人们能够读出理想、读出善良、读出一切正确价值观所试图引导的价值取向，唯独读不到诗人本该具有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诗心。正因此，汪国真作品中散发出的浓烈匠气与低龄化抒情方式使得不少脱离校园的原读者在多年后重新翻开时发现难以入眼。

在汪国真去世当天，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正在举办“当代中国新诗30年研讨会”。诗人欧阳江河直截了当称汪国真的诗为“假诗”，其他人则拒绝评论。在不少人看来，汪国真诗歌在1990年代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社会风气的改变，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海子的死去为汪国真的诞生开辟了血的道路”。

汪国真的诗，同林清玄、刘墉的散文一样，近于心灵鸡汤式的佳句集锦。就诗歌本身而言，自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以来，中国现代诗整体被引上散文化的发展方向，尽管中间一度出现过数批没有韵脚、不讲平仄、长短不一致的自由诗运动，但由于新诗有别于传统国诗，对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方式大多存在激烈争议。而汪国真那些肤浅直白的作品，在诗歌群体中罕有认为其拥有美学意义的支持者。在严肃的诗歌爱好者看了，这些高产的作品并无讨论的必要。这是因为汪国真的诗歌实在太没有难度了，读者在铿锵壮丽的语句中读到的情感过于狭窄，它们既不沉郁也不深邃，更经不起思想淬炼。而这些意味着他与好诗是绝缘的。

诗歌水准的争议，无妨于汪国真作为一个亲切厚道的写作者。在湖南卫视2012年的一期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中，汪国真受邀到台读诗，现场台下的90后对其作品已不感兴趣，节目举办方也仅留给他几分钟时间。汪国真在寥落的掌声里匆匆读完诗句后便走向场下，在整场节目里，汪国真始终态度谦和达观，令人印象深刻。

今生已矣，人们悼念英年早逝的诗人，自然是出于对生时的追念、对无常的敬畏。然而我们同样无须籍此对逝者的文学成就过度拔高，诗是语言的语言，是自由的艺术，并不会被社会一时之喜恶绑架。造业者所成就的遗珠还是尘垢，时间会告诉人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