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没有被害人的敲诈勒索案

从2012年11月开始,曹氏夫妇多次进京上访,地方干部轮番进京接访,5年耗费了数十万元,无休止的“捉迷藏”也让官员精疲力尽。2017年10月,曹氏夫妇因上访被抓,今年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决13年有期徒刑。可是,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出现“被害人”的名字。律师说,一审法院认定了一起没有被害人的敲诈勒索案。

2018年12月27日罗洁琪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正午

1

2017年10月9日,阴天。时近冬季,黑龙江省的甘南县夜间气温在零度浮动,距离供暖还有五天。下午,曹锐被通知去县国土资源局参加信访协调会。和往常一样,他开个车就过去了,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前几天是国庆假期,曹锐又连续去了两趟北京。他从2012年开始去北京上访,前前后后大约10次。他的妻子丁凤的上访次数还要多。作为老上访户,曹锐一离开甘南县,负责盯他的政府干部马上就警觉。

最初的上访,是为了出租车过户罚款,成立出租车公司和营运证的事情。到了2017年,又为了申请返还土地出让金50多万元。无论哪个诉求,曹锐都认为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办事不公开,不公正。最后一次上访是2017年10月4号,当时曹锐的态度很坚决,接访的干部在齐齐哈尔机场没能把他拦住,只好陪他一起去了北京。最后,从北京劝返,答应他,回到甘南找国土局的领导解决问题。曹锐相信了。

9号下午的谈判很不顺利。国土局回复说,已经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是不可能退还的。双方又陷入僵局,跟上次一样——那天曹锐关了手机就走,当晚飞北京。

这天下午,曹锐再次愤怒地离开县国土资源局。刚走下楼梯,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冬季日子短,天早就黑了。曹锐的妻子丁凤正在家里带孩子,大儿子4岁,小儿子15个月。 他们住在文明路上,楼下是自己开的锐达客运出租车公司,爬上狭窄的水泥楼梯,就是一家四口生活的厨房、客厅和卧室。

文明路是整个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东北工业凋敝之后,农业撑不起生计,不外出打工的人就在县城做点小买卖。丁凤也开了两家保健品商店,卖一些老人用的血糖仪,拐杖和轮椅等。她雇人看店,自己在家照顾孩子,大儿子身上有病,发育迟缓,走着路,腿会突然没力气,一个踉跄,整个人就栽倒了。

下午五点左右,丁凤接到曹锐弟弟曹启的电话:“我哥怎么了?刚才第一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他在那里呢。”丁凤一头雾水。曹启说他先去派出所看看,再给她回电话。

丁凤刚放下电话,家里就来了不速之客。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妇女过来敲门,莫名其妙地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丁凤心里七上八下,她等不及曹启回电话,穿上衣服,拿起车钥匙下了楼。

几分钟后,曹启到了第一派出所。得知曹锐已经被拘留,他给丁凤回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通。晚上9点多,曹启又接到甘南县第二派出所的电话:“丁凤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回去告诉你妈妈,给孩子的药吃上,照顾好孩子”。

曹锐和丁凤曾经的全家福

 

 

2

曹锐“很犟”,他是在外面闯荡过的人。

曹锐今年34岁,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曹锐的父亲在当地医院做中医,可是也管不了孩子的教育,风气使然,那个年代,一条街看过去,读高中的人是凤毛麟角。在家耍到16岁左右,曹锐去了河北省保定市,在公共澡堂里帮人搓澡,拔火罐,刮痧。他妈妈认为,那是离北京很近的地方,虽然曹锐不认字,也算见过世面了。

20岁左右,曹锐回到家乡,到处物色廉价二手车,用低价买下,平时开车拉客,遇到愿意出高价的买家,就赶紧出手。渐渐地,他家附近的院子里,马路边,停满了各种型号的轿车和面包车。

倒卖汽车让曹锐慢慢地有了积蓄,2005年左右他娶了媳妇。媳妇丁凤是甘南县郊区的,长得白净漂亮,而且比他有文化。丁凤读完高中就离开父母,在亲戚家的照相馆帮忙,算是有一门手艺。后来,她自己开了两家保健品店,卖轮椅,血糖仪,血压计等。她的父母都五十多岁,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由父亲照顾。丁凤父亲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头发和胡须早已变白,严重的糖尿病让他消瘦衰老。丁凤母亲有精神残障人的政府补贴,每个月2000多块钱,这是老两口唯一的收入来源。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前几年搬到了县里的一个平房,丁凤每个月能去看望一两次。

2009年,甘南县政府开始要求拉客的私家车登记出租车的《道路运输证》。可是如果登了记,车龄满8年就要报废;不登记的私家车则能开15年。很多车主觉得亏,不愿意登记。曹锐在外面看到的出租车都挂着顶灯,有公司统一运营牌照,他认为,出租车专营是趋势。嗅到了挣钱的机会,他用手里的十几辆旧车登记了出租车营运证。

可是,曹锐没想到,后来他手里的出租车转售过户时,道路运输管理站(运管站)又要收他的罚款。曹锐被抓后,运管站的工作人员提供证言说,《黑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是当年收取出租车过户罚款的依据,虽然那份文件2016年才颁布实施。

2012年时,曹锐夫妇想不通,在运管站完成的合法手续,为什么还要罚款?那年11月8日,正值十八大会议期间,曹锐和怀孕的丁凤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上访。

甘南县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接到了消息。但是他们没料到,丁凤起得非常早,凌晨两点就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号上访——只要挂上号,就是“划道”,是当地政府化解信访不力的证据。县交管局局长马上安排了运管站的站长、副书记等5个人坐飞机赶到北京劝返。思想工作持续了约一个星期,曹锐夫妇坚持去了5趟国家信访局“划道”。接访的干部说,曹氏夫妇当时的诉求是:出租车过户是合法手续,不应该收取罚款;支付上访费用以及上访期间保健品商店的停业损失。但是,曹氏夫妇否认曾索要8万元。

后来,运管站的干部承认,如果去运管站申请过户,出租车营运手续交易是合法的。最终接访干部承诺曹锐夫妇,以后他们的车辆过户不再收罚款。曹锐夫妇被成功劝返甘南。

甘南运管站召开了班子成员会议,一致认为:为了平息上访,同意给曹锐夫妇4万元。怕以后再找事,最好让他们写个保证书。副书记说,在办公室给了曹锐几捆红色百元钞票,但是曹锐拒绝写收据。而曹锐和丁凤一致否认拿过运管站的四万元。不过,从那以后,曹锐夫妇再也没为罚款的事情上过访。

曹氏夫妇已经停业的锐达公司

 

3

2012年,甘南县的出租车行业要公司化运营。曹氏夫妇早早申请成立出租车公司,但一直没批下来。

政府的人告诉丁凤,成立公司需要200万的注册资金,她凑够了这笔钱。可是,政府已经批了的三个公司中,其中一个的注册资金只有10万,而三个公司中的两个共拿到了约600个出租车运营指标。丁凤认为出租车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应该公开招投标,可政府干部的解释是,成立出租车公司是邀标,不需要招投标。

丁凤觉得“憋气”,又跑去上访。这次她的诉求是,政府要批准她成立出租车公司,而且给她新增23个出租车营运证,她原来已经有10辆出租车。

2013年初的严寒中,丁凤挺着大肚子到了北京。她一去北京,甘南县立刻启动了紧急的接访计划,甚至安排了两个女干部跟着去,担心丁凤万一把孩子生在北京或者有什么意外,造成不良影响。

腊月二十八,丁凤被政府的人接访回去,大年初八就分娩了。孩子出生后,三天都没怎么哭,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长大之后,才慢慢显露,走路和说话都不如同龄的孩子利落。

交管局的接访报告称,2012年12月28日,政府在同一天许可了三家客运出租车公司。交管局原来设计的利益分配局面是,金龙公司和龙腾意达公司获得政府新增的600个营运指标,原有的680台个体车辆挂靠到华龙公司。但是,个体车辆的车主不愿意,多次集体上访。最后,政府决定,保留个体车,成立出租车协会。这意味着,丁凤和曹锐没能分得一杯羹。

政府没对外公布过出租车公司成立所需的资质。2013年3月8日,丁凤从北京回来后,县政府临时开会决定, 必须拥有30台以上的出租车才能成立公司。曹锐夫妇被抓后,交管局的人提供证言说,临时决议是为曹锐夫妇专门设立的,30台出租车数量,刚好达标。

2013年4月17日,曹锐夫妇的锐达客运出租公司终于成功获批。

公司营业了3个月之后,曹锐夫妇又去北京上访了。这一次,他们要求再给100个出租车名额,理由是其他两家各有300台指标,他们家只有33个,不公平。他们还希望政府把680台个体出租车挂靠到锐达公司。

2014年1月初,曹氏夫妇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劝返后,他们应约去运管站解决上访问题,随即被行政拘留。由于曹锐有开放性肺结核,丁凤在哺乳期,所以“暂缓执行”。4天后,曹氏夫妇写了诉状,打算起诉甘南县公安局和交通运输局。丁凤认为,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去北京上访是因为正常信访无果,对上访人行政拘留是违法的,是打击迫害上访人之举。 她要求撤销治安处罚决定书,公开道歉,恢复名誉。 

这个案子没有下文。

2014年,齐齐哈尔市通报进京上访情况:“坚决遏制规模性进京聚访反弹态势,坚决把我省进京非正常上访高发态势控制住、降下来。”在这份通报中,甘南县非访总量全市排名第二。

2013到2014年,曹锐夫妇被列为“长期滞留在京的非正常上访人员”——他们连续十余次到北京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在黑龙江省驻京工作组、齐齐哈尔市等政府机关的各类信访文件和会议上,曹锐和丁凤次次上名单。他们被定性为“诉求无理”。对此,甘南县提出的方案是,对于曹氏夫妇要求个体车辆挂靠,责令运管站征求车主意见,逐级上报。该信访案件由副县长担任“包案化解领导干部” ,交管局局长担任“稳控单位负责人”,对曹氏夫妇进行24小时监控,保证信息沟通。

2015年,曹氏夫妇消停了一年。

2016年1月10日,丁凤又去了北京,那时她肚子里怀着第二个孩子。甘南县驻京办的干部在宾馆找到了丁凤,做她的思想工作。齐齐哈尔市到北京不是每天都有航班,运管站的副书记等人坐火车赶到了北京。见面后,丁凤提出,要增加出租车指标,个体出租车要挂靠锐达公司,而且还要批一块土地给锐达公司盖停车场。

后来丁凤同意回甘南。回去的第二天,交通局局长接待了丁凤,承诺按照信访条例,会在一个月内给她回复。她要求7天内回复,可她没等满7天,1月19日就又去了北京。运管站的工作人员再次追随到北京。这次,丁凤每天都换宾馆,行踪不定,和家乡的官员捉迷藏。

紧接着,县长和交通局的局长也再次奔赴北京。到了北京后,领导们和丁凤反复电话沟通,他们愿意承诺,只要个体出租车的车主同意,就可以挂靠到锐达公司。但丁凤躲着不见领导们。领导们随即决定冷处理,不再紧盯丁凤。2月4日,丁凤给甘南县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请对方给她买回甘南的飞机票。工作人员拒绝了,丁凤自己买了票回甘南。

6天后,丁凤再次去了北京,接访的人再次奔赴北京。3月2日,他们和丁凤约定在天坛公园南门见面。从早上九点多开始,谈了约四个小时,交管局局长为了将丁凤劝返,手写了一份协议,承诺“在车主自愿的前提下,支持个体出租车挂靠锐达出租车公司; 为锐达出租车公司争取30台出租车指标;为锐达申请1000平方米的停车场地”。 

当天下午,众人陆续回去甘南。

次月,丁凤又买了飞北京的机票,运管站的干部赶到了机场。丁凤被抓后,接访干部们称,当时丁凤提出了两个要求:1、把30个出租车指标诉求改为,2020年,锐达与龙腾意达和金龙公司均分后二者正在占用的600台出租车指标,并且要求在2016年4月15日前,由交管局出具协议书;2、4月15日前,把1000平方米的土地手续办结交给丁凤。而且,丁凤说,如果不答应,她要继续上访,一直到孩子出生。

晚上10点多,飞机起飞了,思想工作还在做。运管站承诺安排一个工作人员陪丁凤跑停车场土地审批手续,她才答应回甘南。

2016年夏天,丁凤又添了小儿子,仍然不省心。小儿子患疝气,一哭闹,睾丸就往下掉。2017年,她带着孩子在齐齐哈尔市和哈尔滨市求诊,医生叮嘱要尽快治疗。 如果10月9号不被抓,丁凤本打算10月10号就去办理住院手续,大儿子做康复治疗,小儿子做疝气手术。丁凤和曹锐上访的事情不怎么和家人说。在家时,丁凤雇人看保健品店,自己呆在家看孩子。婆婆住在街对面,平常只是过来溜达。有时候丁凤要去上访了,出门前才打电话给婆婆,让她“过来看几天孩子”,然后就走了。

丁凤从小很独立,脾气也犟,她生气的时候,就算亲戚上门,她也不掩饰。为曹锐辩护的二审律师说,曹锐也容易激动,一激动,说话就会跑题。所以,夫妇俩爱“打仗”,最后一般都是曹锐听丁凤的。2008年,丁凤和曹锐又吵起来了,一气之下,9月18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9月24日又复婚了。丁凤的婆婆说,都十年了,她才知道儿子和儿媳妇竟然离过婚。

曹锐的弟弟曹启说,“嫂子特别有主见,她要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

2018年12月19日,甘南县城,在超市门口排队候客的出租车

 

曹氏夫妇买下的荒地,欲盖停车场,远处是天然气站

 

2018年12月19日下午四点的甘南县城,弥漫着煤炭的味道

 

 

4

为了接访曹氏夫妇,甘南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2014年,原甘南运管站站长要调离职位,对他的离任审计发现,运管站对罚款的使用混乱,不但私立小金库,违规发放奖金,还让职工对罚款提成。而运管站声称给了曹锐的4万元,也成为他的违纪行为之一。

原站长向组织解释了基层的困境。作为运管站当家的领导,他为了鼓励职工积极性,运管站给晨检,夜查的稽查人员按照罚款额的20%提成,另外还给职工每年发精神文明奖的奖金,发有机大米作为福利。他因此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

下任站长,也就是本案的报案人,对警察诉说了接访带来的财务压力,从2014年2月到2017年10月,甘南运管站接访曹氏夫妇的交通费,住宿费,出差补助费的费用总计40多万元。

2017年6月26日,锐达出租车公司拿到了停车场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使用权是40年,用地面积2433平方米,位置在天然气站西侧。 国土资源局证明,这是按照正常流程走的审批,最后成交价格是58万元左右 。

可是曹锐认为,他的地块和天然气站的地相邻,但他的是二类地,气站是三类地,在缴款时,他发现对方的价格是他的一半。他怀疑,甘南县财政给气站退还土地款了。

2017年10月1日,曹锐从齐齐哈尔市坐飞机到北京。飞机落地时,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的干部已经在机场等着他。曹锐说,那次去北京,是想去医院咨询大儿子的病,可是他被接访人员直接带走了。10月4日,曹氏夫妇又去北京,再次被劝返。

——那是曹氏夫妇最后一次被接访。

10月7日早晨8时,甘南县运管站站长去派出所报案,声称“曹锐和丁凤自2012年11月开始,数十次到北京的国家重要单位,敏感部位非法上访滋事,并以上访不达到要求则持续上访为要挟,向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索要人民币4万元及出租车营运手续和营运指标。” 

10月9日下午,曹锐应约去国土局参加信访协调会时被警察带走。同一天的下午6点左右,丁凤在自家楼下被警察带走,直接被刑事拘留。十天后,曹锐也从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中,曹锐对警察说,“在我律师没来之前,我拒绝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曹氏夫妇的表现,多数是“沉默不语,不签字”。

侦查机关又找了曾参与接访的政府工作人员谈。曹锐被刑拘后三天,警方宣称破案。

 

5

2018年7月10日上午,穿着制服的公诉人端着茶杯走进法庭。丁凤和曹锐戴着镣铐,被押上法庭,成为敲诈勒索罪的被告。

公诉人指控,曹锐和丁凤采取到北京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的手段,以不答应其要求,不回当地,继续上访为要挟,索要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是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可是,在这个案子的法庭上,没有被害人,甚至连《起诉书》也没有明确被害人是谁。

运管局的站长,副站长,交管局的副局长等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过接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却成了检方的主要证人。他们在侦查机关做了文字雷同的证言,证明曹锐夫妇多次去北京上访,“向政府施加压力,给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

而曹锐夫妇认为,无论哪次上访,都是因为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不公开,不公平,暗箱操作,偏袒裙带关系,“要有个说法,不上访就憋气”。为此,政府官员也软硬兼施,写书面承诺,召开协调会,可是,又多次对他们以“非法上访”之名行政拘留,每次只能关十天。在对曹氏夫妇以刑法入罪之前,上访和接访,像没有尽头的躲猫猫游戏。

在2018年7月的一审法庭上,辩护律师说, 导致政府人员有压力的直接原因并非上访,而是考核制度的不合理。上访会让公务员受到纪律处分。“本案所谓的被害人是国家机关单位,不具有恐惧,害怕等感性特征。政府作为国家机关,并不享有人身权利,更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10月12日,甘南县法院一审判决,曹氏夫妇敲诈勒索罪成立,判处1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曹氏夫妇上诉,目前等待二审程序。

曹锐的二审辩护律师李仲伟称,他们所谓的“威胁”无非就是上访,而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行使权利的行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威胁他们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他越级上访,最多只是违反信访秩序,与犯罪无关。

丁凤的二审律师冯延强认为,“一审判决有重大错误,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本案没有被害人,即一审法院认定了一起没有被害人(即被敲诈人)的敲诈勒索案。”

这个案子的审判长是张法官。曹锐的姐姐曹敏说,张法官人很好,开庭时,无论曹锐还是丁凤想说话,就算公诉人反对,她都让他们把话说完,让书记员记录下来。曹锐要求打开镣铐受审,中途想喝水,张法官都对法警说“让被告喝上水”。曹敏去张法官办公室提交上诉状,忍不住哭诉家里两个幼儿的可怜,她还问她,“是很闹心吧”。

曹敏说,她并不恨法官,尽管判决书上有法官的名字。“真正要把曹氏夫妇关进牢里的人不是法官”。

2018年12月19日下午四点,甘南县城已经暮色深沉,供暖加重,白雾缭绕,全城笼罩在浓郁的煤炭味道里。很多出租车在超市,学校门口排起长队等客,一个县城有一千多辆出租车,是当地的奇观。

甘南县城的主要街道很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只要不去远途,单程都是5元。很多司机就在等着这种5元钱一单的业务。他们每年的收入,除去给出租车公司的租金和各种保养费用,最后只剩2万元左右。可是当地没工业,做买卖又怕赔本,很多司机都愿意守着这份至少能维持温饱的工作。

曹氏夫妇被抓后,锐达公司已经停业,家里的电脑和书桌都蒙了厚厚的灰尘。曹锐以前唱卡拉OK的麦克风被扭到墙边去了,一楼鱼缸里原来养的三条鱼也只有一条幸存,屋子里杂七杂八地堆满了杂物。

19号中午11点多,曹锐的母亲在家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没多久,她血压上升,躺在床上休息,请了医生过来急诊。曹氏夫妇被抓后,60多岁的奶奶负责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害怕孩子在夜里突然生病,发高烧,孙子们一流鼻涕,她就开始喂他们小儿感冒药和头孢氨苄抗生素。喂了这些药,她才觉得安心。

曹家的厨房桌子上摆满各种调味瓶,还有散落的各种药。奶奶说,家里经济过得去,不缺钱,她也不乐意儿子和媳妇折腾上访。大孙子生病,估计就是丁凤怀孕,快生了还去北京上访,憋气,上火了。

下午四点多,孩子们坐着幼儿园的校车回家。曹锐和丁凤被抓时,小儿子哲哲才15个月,每天夜里都哭着找妈妈,家人和老师小心翼翼地不在他面前提起父母。现在他已经忘记了爸爸和妈妈,再没找过。大儿子明明虽然发育迟缓,说话不够清晰,可是仍然能听懂邻居的闲言碎语。明明问奶奶:“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奶奶告诉他,爸爸妈妈去打工了,“挣够了钱,他们就回来”。

丁凤思念儿子,曾请律师把孩子照片送进看守所

 

丁凤生病的母亲,炕里烧的是丁凤父亲白天寻回来的柴火

 

丁凤和曹锐的两个儿子

 

—— 完——

题图:2018年12月19日,曹锐的母亲和两个儿子。

所有图片由罗洁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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