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王琛 郭玉洁
我们见到李敬泽的时候，他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正给烟斗装烟丝。他一边小心地用手指捻压烟丝，一边听对面的工作人员汇报工作，间或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最后以签字结束谈话。过了一会儿，有个老头敲门，送进一个蓝色推车，放了两摞一米高的杂志、信件。李敬泽说，根本看不完，拆都来不及。
李敬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热情洋溢的评论家。他出身于“传统”的文学体制，却对新的文学力量非常敏感。他曾受邀作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也不吝推介从网络、市场媒体现身的新作家。
和很多年长的作家、批评家不同，李敬泽不喜欢谈论八十年代，他认为八十年代文学的兴盛是不正常的，像今天这样冷落边缘，也许是文学合适的位置。另一个原因是，在八十年代，文学期刊掌握了作家的命运，而今天的文学机制更为复杂，有互联网，也有传统的文学期刊，还有国际的影响，作家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
复杂，是李敬泽谈到最多的词。长时间的阅读和评论，使他默认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过于简单，不值一提。他本能地反对互联网的欢歌，反对“文学死了”的论调。他说，文学可以带来深长的判断，以理解复杂的世界，但他又觉得悲观，也许碎片化的生活、没有思考的时间，就是科技进步之因带来的果。
访谈：
正午：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文学状况、文学机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是见证了这些变化的编辑、评论家，从大学一毕业就去了《小说选刊》，那时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文学期刊的工作应该挺抢手吧？
李敬泽：不好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那个时候文学热，现在好像不热了。我们已经成了习惯了，动不动一谈文学就拿八十年代来对照。实际上这种对照没什么意思。就像我不能一谈我的人生，就拿我爷爷来对照。那我爷爷本身也活过也享受过也死了，是吧，我天天回忆我的爷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一谈文学，就是拿八十年代说事儿。而且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如果要拿八十年代的文学作为兴盛的标准，那么其他大部分时间文学都是衰落的。
正午：从文学体制来说，至少在那个年代，文学期刊是发现、筛选作品和作家的重要机制，今天很明显已经发生了变化。
李敬泽：在八十年代，期刊甚至是进行文学筛选的唯一机制，那个年代的作家，很少有不经过期刊就能出来的。直到现在，文学期刊发现人的机制，还是非常强大的。其它新兴机制到底有多强大，那还要走着瞧。
正午：互联网呢？它有没有形成新的筛选机制？
李敬泽：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过于乐观，就是我们忘了文化是什么东西。不是说有一百个人开口说话，这一百个声音加在一起就成了文化。在历史上看，文化是一百个人说话，最后留下一个人的声音。我现在只知道春秋有孔子老子，并不是那个时代只有这几个人，其他人也发出声音，但是经过甄别，经过遗忘，排除掉了。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筛选机制，而不是经过时间和人的简单记忆来维系。
所以说到互联网，我认为也不是说每一个上网的人发出声音，就要被记住。互联网也有自己的选择机制，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时间。网站每年有各种文学奖的评选，这就是他们的选择和判断。在这些选择和判断中，才能看出文化的连续性和发展。
有些问题我们太着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轻浮就是我们太敢断言了，我们喜欢说什么要完蛋了，什么要开始了，咱才经过多少事儿啊？说从此文化也不一样了，人性也不一样了，人类也不一样了，哪有不一样？以前有286，现在有苹果，咱们就敢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开天辟地了吗？也许一百年后，这也都是小小不言的事儿。我们现在确实有一种新快症，容易亢奋，喜欢说新的时代，今天说文学要灭亡了，明天说新的时代来临了。我们会看到变化，但是不要动不动就去预言。
我们只说眼前能说的事儿。的确，互联网带来了发表权利的均等化，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绝不等于，一万个人写，一万个人都能出现在你眼前。即使在所谓的均等化下，依然存在复杂的选择机制。阿乙就是个例子，既有互联网的作用，也有所谓的传统选择机制，也有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对话的作用。实际上阿乙有这个明显的特点，他比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更快地得到了国外文学市场的认可。对他的一部分评价，甚至是在国外反馈回来到国内的。
正是因为这些越来越复杂的机制，才能确保一个有才能的人，不至于在一个简单的选择机制中被埋没掉。如果只有一种选择，那可能一个作家因为我不喜欢，他就被彻底否定了，永无出头之日。在一个复杂的机制里，会有各种因素导致不同类型的作家不断涌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传统的文学期刊、文学评论，还是大众媒体，互联网，比如像豆瓣这样的兴趣化社区，它们形成的交互作用，我认为是特别好的一点。这些交互作用会让一些特点鲜明、以前不可能被选择的作家，能够出来。
为什么我不喜欢老讲八十年代呢，因为八十年代的文学状态是不正常的，往前比往后比，它的文学选择机制都是非常单一单调的，所以没有参考意义。你要讲复杂化，那么三十年代的文学选择机制也很复杂，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互联网，但是它并不单一。
正午：编辑这个角色，在传统的文学期刊中曾经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角色还重要吗？
李敬泽：实际上网络文学的编辑也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可能不这么说，他们会说这是靠大家自发的点击量，是大家选择的。其实哪有啊，还是编辑在互联网上发现作者，策划，想办法，把他们推出来，帮作者进行各种联系，这一大套的东西。如果这些不重要，那为什么盛大文学的编辑一走，能带走一大批作者？那不是江湖义气，那是编辑和作者深度的合作。
无论是传统的文学期刊还是互联网时代，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没变。特别是中国，作者也好作家也好，通常没有经纪人，没有这种商业意识。编辑某种程度上充当的就是经纪人的角色。我们的作家，无论大小，大部分就像一个杂货铺老板，进货、开店、收钱谈买卖，都是一个人经营。但是作家不管有没有时间，不可能同时是一个精明的买卖人，这也不现实，所以编辑的角色更显得重要。
我以前当编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的写作者，我也会主动四处帮他联络，去推销一下他，希望他被人知道。编辑的功能、判断力还是至关重要的。
正午：网络文学的出现，似乎又模糊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您觉得这种界限是什么呢？
李敬泽：这个界线是一个现代界线。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它体现的是一个现代志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晚清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影响了我们的写作方式，我们说话的方式，最后形成了严肃文学的志向。文学是不是好的，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我们能不能成为现代的人，都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严肃文学、纯文学都是没意思的，是非常无知和轻浮的。我反对这种说法，不能说中国只需要有穿越文学、玄幻文学、言情文学就够了。
当然要承认，中国的通俗文学一直被压抑，到了九十年代，市场化之后，通俗文学越来越有市场。到现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不是水火不容的，某些程度上甚至是互相转化的。许多好的文学作品里，也会出现通俗作品的影子，而我们认为的通俗文学作品中，某些地方也达到了严肃文学的标准，比如人性的描写，水准并不差。
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从鲁迅胡适那个年代到现在，纯文学的志向是一直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那就是文学的责任。文学承担着民族语言和精神的根本责任，这就是严肃文学的现代志向。
正午：关于文学的责任，我想到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人认为他没有承担起作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李敬泽：当时所谓的公知不就是在质问莫言为什么不骂政府吗？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任何一个作家都要骂政府？这不是比白色恐怖更可怕了吗？
我们需要一个每天在微博上骂人、用140个字胡说八道的莫言，还是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元气充沛、强大的文学世界的作家？我不认为政治环境和作家中间，存在这么简单的关系。
一个严肃文学的作家，一定有文学关怀、政治诉求，但是不意味他每天要喊这些。如果他每天像个大V一样，泡在微博上，起床就开始批奏折，对各种热点发表意见，他还写什么？他还搞什么文学？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轻浮的表态和意见。任何事情，都有一大帮人跳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恰恰更需要文学。我们生活在一个零散的、碎片化的世界里，所有判断和决定都是一分钟内做出来的。你无法在几秒钟的判断里理解世界的复杂。而文学提供的不是即时的、一分钟三分钟做出来的决定，而是一个深长的判断，深思熟虑的考量，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复杂，时代多复杂，人最终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人要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说，一个人每天在微博上观察世界，发表看法，从早晨到晚上，他就完成了一天的生活。这是虚幻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信息吗？从这一点上我是悲观的，可能就像佛教里所说的因果吧，这些都是“业”，种下什么因，结出什么果。科技进步了发达了，但是人的思考时间也少了。信息多了，生活都是碎片化的。
正午：您用微信吗？刷朋友圈吗？
李敬泽：我觉得从人性上说，这个就是令人烦吧。朋友圈，我起初也刷，最近已经不怎么看了。久了就觉得没意思，浪费时间，说来说去，每次都是那么点事儿。一点事出来，许多人说三道四，你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归根结底是无聊的。而且很多事情正说着，还没什么结论，已经过去了，新的热点又出来了。再比如说微博，前两年还那么火，两年过去，现在我看已经半死不活了，没多人再盯着了。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到底能带来什么改变，都还在未定之间，都要时间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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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摄影：贾睿。图片来源于GQ 2013年10月刊肖像 《黑暗时代的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