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信出版·见识城邦

雅典比斯巴达晚一个多世纪才开始实施名为“改革”的国体改造。

什么原因呢？理由有两个：一、在这一个多世纪里，雅典人热衷于向海外开展殖民运动。二、雅典已有贵族政体存在，只是寡头政体不再适合雅典，因此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存在本身却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我想用奥林匹克运动会做比喻，来说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不同。

斯巴达：吕库古的个人赛跑，自始至终他一个人独自往前跑。雅典：参加的是接力赛，由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5人团队完成。当一种法律成为宗教，人类就不会允许对其进行修改。

但是，如果法律始终是法律，则人们可以随时对其进行修改。公元前638年生于雅典的梭伦出身名门，当时叫贵族。虽然血统高贵，但是其财力却只属于“中产”。原因大概在于他父亲。他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我想很可能他借出去的钱很多时候都收不回来吧。当梭伦继承家业的时候，家里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

于是，年轻的梭伦决定去海外闯荡。

当然，说是去海外，并非移民，只是奔走于海外各地，一门心思地做生意挣钱。吕库古在“改革”之前也遍访各国。他旅行的目的是调查和考察，以便回国后着手进行改革。梭伦和吕库古一样，足迹踏遍各国，但他只是为了做生意。当时的梭伦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改革者。

40岁时，梭伦回到祖国雅典。他好像很有经商才能，此时的资产已经达到上流水平。不知为何，除了斯巴达人，希腊人大多擅长经商。梭伦的好友、哲学家泰勒斯也在某一年预计第二年橄榄会大丰收，于是早早备好榨油机器，狠狠地赚了一笔钱。

梭伦觉得通过经商使家产置身上流水平已经足够，而泰勒斯也没有再进行此类投机。大概两人都很自律吧。梭伦回到国内，发现在雅典，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比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对立。梭伦出身前者，但是贵族气并不浓，又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没有加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

贵族阶层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消除阶层之间的对立，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危机感，而是因为贵族有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认识到了消除对立的必要性。他们开始注意梭伦，因为梭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公元前594年，44岁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任期一年。执政官每年选出9人，这9人组成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内阁。作为内阁成员，执政官有提议法案的权力。有资格参选这一公职的只有贵族，因此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很容易选出自己派系中的人。

也就是说，梭伦是经既得利益者推荐当上执政官的，是贵族们推选了他，给了他实施改革的职位。梭伦似乎很有政治才能。他首先针对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进行立法，然后再实施全面改革。这是一种冲击疗法。毕竟任期只有1年，他不能保证自己会再次当选。

由梭伦提出、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法律如下：

废除以往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用身体偿还、债务人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的法律。城邦国家雅典的公民大会由贵族和平民构成。

在那个时代，平民没有资格担任国家要职，但是他们有选举权，而且人数占大多数。

因为这一法律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贵族很可能并不满意。但是，既然意识到有必要消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他们的视野自然更长远更宽广。于是，梭伦改革稳健地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梭伦为什么会想到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呢？

按现代的说法，梭伦的这一法案不是为了帮助债主（银行），而是旨在减轻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古代历史学家说到梭伦出身名门却财力不济的原因，只说是他父亲同情弱者，对于上门求助的人来者不拒，慷慨施援。因此我推测，他父亲借出去的钱大多没有收回来。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但却有据可依。首先，如果梭伦的父亲忠于以前的法律，让债务人成为自己的奴隶并出售他们，梭伦家的资产绝不可能日渐减少。其次，如果父亲死后继承家业的梭伦一改父亲温和的做法，和大多数贵族一样把无力偿还债务的人收为奴隶并出售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跑到海外去经商。但是，年轻的梭伦选择闯荡海外，通过经商来增加自己的资产。

不管怎样，梭伦提出并成功确立的这条法律，在古代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站在人性的角度看，这是破天荒的一项举措。

从活跃经济的角度看，更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律。说到借款，人们往往认为那是因为穷得吃不上饭，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想法有失偏颇，因为借款还有前期投资的意思。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前期投资。前期投资往往伴随着风险。

例如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货船遭遇暴风雨沉入海底，商品进口国和雅典爆发战争，使商品只能闲置于仓库等，各种风险都有可能出现。

接着，梭伦又提出了关于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借款的方法。

他没有提出有人欢喜有人恨的方案，即借款一笔勾销的方案。他的方案自始至终没有提“借款”两字，他提出的是降低货币的价值。雅典的流通货币是银币，重量单位为“米娜”。改革前，1米娜的价值为73德拉克马，改革后，变成100德拉克马。

不用说，这是使货币贬值的做法。一旦这个方案通过，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可以减轻四分之一。公民大会对这项提议进行了投票。人口占多数的平民自然投了赞成票，就连富人也有不少投了赞成票。

因为对于无力偿还借款的人，不能逼其为奴的法律已经实施，所以，富人担心债务人因此不愿还钱。他们宁愿选择牺牲四分之一的债权，从而保证债务人还款的可能性。这一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是那些其他城邦国家的说希腊语的人，得知德拉克马银币贬值后，对移居雅典经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此，梭伦很快做出反应。他对这些人表示出高度的热情，欢迎他们来到雅典。但是，他们不享有雅典本国公民的权利。

首先，无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久，都不会被授予公民权，因此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

其次，国家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住宅和办公楼。外国人只能向雅典公民租赁。

最后，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因为在雅典得到了利益，所以他们有保护雅典安全的义务。雅典公民不会允许他们只在雅典获取利益而没有付出。

话虽如此，组建正规军是雅典公民的义务。住在城邦国家雅典的外国人只是危急时刻被临时征集的后备军事力量，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后方支援。

移居雅典的外国人，可以期待得到相应的利益。当然，“利益”不只是物质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例如得到他人的认可、容易找到工作等。对于这种无形利益，人的嗅觉也是相当灵敏的。

后来，有人问梭伦，你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吗？对此，梭伦的回答是：“在当今雅典公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

随后，他又开始游历各国。当然，他选择自我放逐并非担心遭到反对派的暗杀，而是担心自己一旦被杀，实施的所有改革都将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