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 张红阳

如果一个人能活一百岁，请问该如何生活呢?进而需要我们去思考，如果一个社会进入了全新的长寿时代，请问该如何应对呢？ 对此，《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一书给出了我们一些不错的回答。英文版《百岁人生》2016年刚一上市便成为亚马逊全网最畅销图书之一，并受到商界、政界、学界力捧。简体中文版去年2018年7月出版，在国内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长寿时代的来临，引发了就业、人际交往、社会规则、价值取向等全方位的变革，正如阿莫西格鲁所言，《百岁人生》所描绘的“将来的世界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会迥然不同”。本书所探讨的话题具有预言色彩，在其中蕴藏着社会演化的方向和趋势。

《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信出版社

从1840年开始，人类的寿命就以平均每年增加三个月的速度延长，这样基本上每过十年，人类寿命就可以延长两到三岁。以我国为例，人均寿命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到四十岁，至2016年整整多出三十六年，突破了七十六岁。

预计未来，一个2007年出生的零零后将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活到一百零四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身边每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零零后孩子，就有一个可能是百岁寿星。“福兮祸之所伏”，随着人类寿命延长，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难题，也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恒久的常态。

毫无疑问，长寿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将会进入全新的社会格局，《百岁人生》提醒我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国家、企业、个体都会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养老、休闲以及相应的社会体系都将发生系列性的调整。但正如《经济学人》评论此书所言：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做好准备，长寿这个天赐大礼就会成为一个诅咒。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长寿作为幸福社会的象征，在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日本，却成为许多老人的噩梦，“老后破产”现象正在蔓延，甚至很多老人发出“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长命百岁”。也就是说，幸福的晚年是有前提保证的，长寿并非直接意味着幸福。

《百岁人生》具有说服力地断言：长寿时代正在遭受贫富分化、人工智能、养不起孩子、萎缩的劳动力、不靠谱的退休金的威胁。

例如，《老后破产》就谈及，虽然独居老人可以选择花钱购买护理服务，从而确保即便行动不便也能安心生活，但是金钱中断之日就是服务中断之时。

一旦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经济上捉襟见肘，就只能为了省钱而艰难度日或者等待死亡的降临。《新科学家》书评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富人比穷人活得更久，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让长寿成为他们的祝福而非诅咒。

《百岁人生》充满了令人折服的洞见，直言过去的人生是三阶段式的，第一阶段20年用来学习，第二阶段40年用来工作，最后的第三阶段20年养老，不同阶段之间的衔接与过渡很直接，缺乏缓冲的空间。而且，各个阶段的目的也很明确：学习为了找工作，工作攒钱为了退休后养老。

而一旦人活到100岁，整个人生的内容与安排就会重新发生整合，因为第一阶段20年的学习无法为后面80年的人生奠定稳固的基础，仅仅20年的学习还远远不够，必须习惯终身学习。而且，如果等到60岁退休，40年的工作也无法确保未来40年的养老顺利。

另外，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情况下，必须学习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领域，即高精尖工作，如果一不小心无法掌握高精尖技术，就只能滑向底层服务行业。在工作前则需要增加探索环节，因为这样才能为搜索、准备适合自己的工作做好前期适应，还可以增加工作的自由度，而且有更多的时间熟练地掌握改善生活、增加收入的一些小技能，例如烹饪或吉他技能。而在一段长时间的工作之后，还有机会去尝试其他行业，为人生的成功创造更多的机会。

当然，整个过程需要加以合理的规划，那种得过且过、走一步看一步的老办法，只会在长寿时代扩大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尝试更多的工作机会，掌握更多的生活技能，就是为安享晚年做更为充足的准备，如积累养老金或投资健康。道理很简单，既然三阶段时期的养老时段已经延长，相应的工作时间也要予以延长，而且还会出现为工作做准备的探索阶段，为转型做准备的过渡阶段，这样一来，整个人生所要面对的命题就丰满起来。

一句话，即便在长寿时代，如果攒不够养老金，到了晚年还是会很悲惨，那种幻想着无所付出而直接躺在新时代里就能安享晚年的人，必将为自己的天真付出沉重的代价。

《百岁人生》便聪明地提醒读者，必须学会更多地运用无形资产，投资空闲时间，经营有效人脉。这样才能抵御养老所带来的巨大负担。时代虽然变了，但时代背后的规律没有变，如果攒不住钱，活的再久也是过“苦日子”；如果穷困潦倒，年龄再长，也很难自由潇洒地过“好日子”。

二、行业分化的加剧

长寿时代对人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科技变革便是人工智能的崛起。人工智能将会对当前的行业领域、就业形势进行地毯式的洗牌。《百岁人生》指出，社会分工将在未来出现严重的两级分化，中间行业会逐渐被压缩以至于最后由人工智能取代，而大量具有科技含量的原创性工作以及极少需要科技的服务行业会得以保留。

行业分化最直接地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行业分化会使城市在竞争中的优势更加明显，造成日益严重的地域差异，主要是指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行业分化会使一部分人滑向底层行业，就此形成棘手的阶层差距。

行业两级分化之后，大城市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更能吸引人才聚集，事实上，无论是何种行业都需要依托于为其提供支撑的城市产业与经济基础。智慧型城市和超级大城市在人才吸引竞争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所向披靡的优势地位，就此而言，毋宁说行业间的分化、差距将会愈发明显，就是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会出现日益扩大的差距。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小城市有可能面临着当前只有偏远落后农村才会遭遇的空心化风险，而事实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清华大学龙瀛所言的城市收缩的现象。而在笔者调研的一些乡镇，由于无法为当地青年提供稳定就业，大量人口开始向县城聚集，也就是说，乡镇的空心化与县城的空心化是小城镇空心化趋势的现实体现。

这些地区人口上外流、空间上退却，长寿时代的人工智能革命只会加速这一进程，这与大城市的扩张同样不可逆转，而社会个体所面临的选择便是如何在历史的浪潮中觅得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另外，很多人因为在长寿时代未能做好闲暇时间的管理，将长寿所带来的富余时间用在了消耗大量精力的娱乐休闲上，以至于无法掌握生存竞争中所需的关键技能。人工智能崛起后，大量“中间行业”会出现规模性的萎缩，留下来的行业要么是技术含量极高的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高端行业，要么是技术含量极低人工智能不屑于取代的低端行业。

《百岁人生》作者明确提出“再创造比娱乐更重要”，应该更少地关注消费和娱乐，更加注重投入和再创造。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需要极强的自控力与环境支撑，如果天生处在“贫困文化”当中，就非常容易陷在贫困的“死循环”中难以自拔。

如果不能掌握新技能和获取新职业，就极有可能在职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众所周知，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都会直接决定其社会地位与财富积累，一旦无法进入“高端行业”，在“低端行业”劳心费力地勤奋工作也可能只是解决温饱而无法过上体面的、滋润的生活。

中国文化讲究过上“好日子”，虽然长寿时代的“好日子”定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追求“好日子”的努力不会止步。因此，规避人工智能的“威胁”，对于每一个人，尤其是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落于下风的从业者，都具有现实价值。

三、长寿时代的冤魂

长寿时代还存在着一批早逝的冤魂，他们正在上演一幕幕人生悲剧。《百岁人生》揭示出，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生命长度与质量的城乡差距，而身处其中的农民却因为往往只关心收入、教育、职业的差异而对此浑然不觉。

在微观层面，根据我的调研发现，由于饮食、生活方式、对待疾病态度等方面同城市居民不同，农村发生了不少50岁左右便患病死亡的早逝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在这个年龄患上如脑萎缩、脑溢血的重症，以至于生命的质量大打折扣。这种现象很值得警惕，在城市居民尚未退休的年龄，一部分农民却已经去世了，长寿对这群人而言，简直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通过观察发现，过早离世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如食用盐量过大；二是恶性疾病的突发，如各类癌症；三是对个人健康的忽视程度令人发指，如常年不做检查或已经生病也不去医院处理，自行服用镇痛类药物。

当然还有很多可能性的因素，在此只是列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较为普遍的情况。在一些恶性疾病所引发的死亡案例中，经济上的贫困一般会成为耽误治疗或放弃治疗的主因。但奇怪的是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了令人非常惋惜的经济条件尚可但却因私自用药不去医院检查而最终贻误治疗的案例。

这名去世的农民当已经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和家人到城里的医院检查身体，最终被诊断为胆囊癌晚期，事实上他的疼痛在两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他只是选择在痛的时候吃点“安乃近”。

而且，这名如此对待自己身体的农民是村里的大社员，是村民公认的聪明人，不仅修车手艺好，会赚钱，而且他本人还是在很多农民看来都羡慕的凤毛麟角的在正式企业退休后领养老金的人。种种条件都表明，他不应该过早离世，甚至应该比其他人寿命更长，但最终却不到60岁就在痛苦的折磨中去世了，他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农村和城市居民寿命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个别农村居民预期寿命不增反降的现象值得引起关注。这类在农村虽然并不多见却异常残酷的事实表明，长寿时代的广大农村社会，还面临着早逝的巨大风险。

新时代严峻的寿命差距警示我们，在健康中国战略中，有力地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激活农民的健康意识非常关键。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依旧是极为迫切的任务。

虽说长寿时代已经到来，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平等享受百岁人生带来的福利，而解决这个公平性的问题，也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所以在将来，自我更新、自我革命、拥抱新事物，是未来人生格局对我们的必然要求。上文已经提及，对于低收入阶层的一部分人而言，预期寿命实际上并没有与我们所预料的趋势同步，甚至还有所下降。

博斯沃斯等人的研究表明，总的来看，富人的预期寿命比穷人多了12年以上。《百岁人生》作者希望出台旨在把资源投向穷人的重大政策，以及旨在缩小健康差距的公共教育措施。但是许多人，尤其是处在资源极度匮乏环境中的人，很容易进入一种追求财富的状态中无法自拔，甚至将挣钱缓解生活压力作为所有的生命内容。

梁鸿的作品《中国在梁庄》就讲述过一个农村妇女，因为爱人常年在外打工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先是精神不正常，继而最后自杀了，而她的老公料理完她的后事马上又外出打工。

《百岁人生》便提醒我们反思，如果进入一种状态太久，往往会忽略生活中其他的无形资产——知识、声誉、友谊、家庭、健康、对不同生活圈的好奇和热情，都很容易消耗殆尽。

应该注意资本的多元化，在过去的三段式人生中，仅仅依靠生产资本就可以确保生活的顺利，但是随着寿命的延长，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实现资本的转型和变化，就很容易陷入危机之中。《百岁人生》还提醒读者，收入较低的人在消除三阶段人生所需的灵活性和技能方面都处于不利位置，因此他们面临的挑战将是生活的“讨厌、残酷与漫长”。

事实上，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有更多的、更灵活的闲暇时间，但是再创造（Re-creation）要比娱乐休闲（Recreation）更重要，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客观的规律，成功的关键是如何在闲暇之余合理规划，以学习和成长为重，而非消耗时间在单纯的放松上，人们应该选择用闲暇时间用来构建自己的无形资产。

“质量为王”，不掌握扎实的生存技能，生命质量便会大打折扣，而且如果心理年龄不能相应地提升，活的再久，也只能一事无成、昏昏沉沉。

四、不确定性的扩张

变化可能来的比较温和，更慢或者更具试探性，但是就像温水煮青蛙，结果总是难于控制。在社会急剧转变中，老龄化速度在时间的流逝中并不是稳固不变的，而很有可能越来越快。甚至能够保证终身财务安全的企业退休金和政府退休金时代终将过去，所以人们要做好准备应对突变的社会。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田里耕作，人们主要是在较为稳定的、封闭的场域内进行活动，尚可以相对轻松地选择安于现状。

而一旦社会的开放度越来越高，封闭的生活方式在竞争中不堪一击，那种保留原有生活方式的努力就会严重地阻碍生活的改善，甚至造成家庭经济状况的被动。即便在长寿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亡羊补牢，但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还是会让错误的影响持续较长时间。

所以要尝试找出自己倾向的、适合的东西，并予以理解方可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喜欢、看重的东西，让它们和自己的性格与个性产生共鸣，贯穿生命的一部分线索，正是这种实践与探索的感觉，其目的就是及早地发现自己的特长进而掌握长寿时代的生存技能。

过去可能依靠有形资本生产无形资本，现在却要无形资本保证与再造有形资本。再去简单地依靠有形资产（养老金、退休储蓄、住房贷款等）而忽略了无形资产（例如怎样利用闲暇时间，怎样跟合作伙伴互动等）往往会造成潜在的收益不足。

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开始保持机警地希望建立一种投资组合，掌握在工作中的主动权，而不是简单地被用工单位所主导，靠灵活合理的诉求与相应的权力来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虽然我们可以选择抱怨企业或社会的安排，但最终的谈判筹码还是个人所拥有的才华的稀缺性，惟其如此，才能在谈判中占据主动，有更多的选择来建构自己的百岁人生。

但并非人人都拥有这样的优势，也可能因为筹码的稀缺而丧失掉选择权。由此可见，在长寿时代的社会分工机制发生了改变，但是社会分层机制却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那些能够在长寿时代更积极、更主动、更勤奋、更灵活的人，那些能够在长寿时代掌握更多无形资产，更能巧妙地沟通合作的人无论在前长寿时代，还是长寿时代，都更能“混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

《百岁人生》指出，政府也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回顾历史，政府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而进行了数十年的立法过程，为迎接长寿时代，也需要为这种变化而不断完善立法。对于政府来说，长寿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不平等：

一是寿命个体差距的产生，不是每个人都能长寿；二是即便每个人都能长寿，也需要整体采取合理的行动予以调适。

笔者认为，政府可以选择的向低收入者提供支持方式其实很多，但是如果当事人置若罔闻、一如既往、我行我素，所有尝试改善局面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往往会在诸多可能性的行动中选择最不合理的方式去实践，造成严重的消耗以至于无法生活的更好。

我们要“获取新知识，探索新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这是个好主意。当意识到我们能有一个“百岁人生”的时候，就应该立刻想到：我们的日子必将面临着多种不确定性。必须设置具有挑战的目标，然后集中精力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才能有所突破。个人往往是靠不住的，所以还要尝试重新培育社会，激活共同体功能。局部的、小型的志愿者服务团体，更能实现与基层社会的对接，发挥增加生活乐趣的日常功能。

五、严峻的老龄化趋势

我国2017年年末从年龄构成看，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要知道在1953年，整个老龄人口（65岁以上）还只是5%。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当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就此而言，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达到国际标准的1.7倍。

横向对比来看，现在老龄化公认非常严重的日本老龄化率从5%到10%用了35年，意大利从5%到10%至少用了100年时间，时间非常长。中国则只用了30年，比日本还要短5年，可见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甚至要比日本还要严重。国际上还有其他通用的指标反映社会的老化程度，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7%，就是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还包括，如果达到14%被认为是老龄社会（aged society）；再往上达到21%就是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

中国从2000年开始65岁以上及以上人口占比就超过7%，也就是说，18年前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有数据显示，如果未来老龄化的速度延续过去的高速度，到2027年，中国就会进入老龄社会，2047年就会进入超老龄社会，更为值得担忧的是如果速度加快，达到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的时间还要继续提前。事实上，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扭转老龄化态势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而关于生育基金的争论更是说明，有效激励生育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还极为匮乏。这也警醒我们，待到21世纪中叶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时候，整个国家将会面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正在逐渐从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这一过程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进一步削弱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使社会在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方面无法做到“开源”。

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加重社会整体的养老负担，而在长寿时代，养老负担将会在时间上延长，程度上加重，未来第二段人生（第一阶段为上学，第二阶段为工作，第三阶段为养老）里积累的财富，可能很难再支撑第三阶段的养老。

随着老年人健康问题的恶化，慢性病、老年病的高发，都会导致花费高昂的成本和无限的精力，这就造成社会在服务老年群体过程中无法做到“节流”。

在“开源”与“节流”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自然会愈演愈烈。而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当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则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负担，因为现实社会已经失去了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支撑，这甚至逼迫老年人不得不转变传统的对子女赡养的依靠与期望的观念，也就是南京大学风笑天教授所建议的由“依赖养老”转为“独立养老”，由“靠家人”转向“靠自己”，这实属一种无奈之举。

北京大学袁方教授认为解决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单靠哪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各方努力，需国家、社会和家庭相互结合。但事实上很难说国家能够靠得住，政府所寄希望的养老金其实困难重重，一旦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养老金就会变得捉襟见肘。

比如日本，1960年，每10个劳动力就要抚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老年抚养比为10%；预计到2050年，每10个劳动力就要抚养7个养老金领取者，老年抚养比高达70%。在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中，一定会有一部分离开城市，选择到生活节奏更慢、生态环境更田园的农村生活，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这一部分也会是数量庞大的人群。

因此，乡镇的未来趋势是会出现特色鲜明的养老小镇。我并不认为在长寿时代初期市民老人将来会大量地下乡进镇养老，但是进城就业者在无法定居城市却很有可能返乡养老。老年人回到乡村或小镇上，一方面为农村带来了人气，缓解了农村的人力荒，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城乡平衡；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并没有被扭转，农村社会在老年农民工返乡之后会可能会进一步陷入严重的衰老化。

而且，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迁，“4-2-1”“4-2-2”家庭模式越来越主流化，即四个老人，夫妻双方，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这就意味着当下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是一个夫妇不仅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育一到两个孩子，养老负担便会非常沉重。

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现代文化冲击之后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并没有发生急剧的淡化，但是由于占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中下阶层在养老问题上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家庭观念比较稳固，也由于现实的困难而造成家庭养老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尤其是在转型期中国老人要不断地向子女予以各种形式的生活支援，更加重了老年人本就严重的生活负担。

为了改变这种家庭结构的萎缩带来的社会养老压力，国家正在寄希望于多生孩子。但生孩子在现代社会并不是简单的人口问题，而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其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在于人口所嵌入的社会属性。在农业社会，农民并不从事全职工作，能够将大量的闲暇时间用于抚育子女；而且农业生产的特性也决定了增加人口数量与家庭规模，以规模求效益，而现代社会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决定财富的积累程度，家庭发展也与社会一样进入了以质量求效益的新时代；

同时，由于社会本身尚未被予以彻底激活，相应的促进人口增长的配套服务体系与功能并没有被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尤其是对物质化的政绩景观的偏好严重冲击了非物质化的社会服务的发育与升级。

据此，应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增加用于生育的可投入时间，也就是要延长产假，还要确保不为此付出过高成本；扩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以此增强家庭在承担生育成本中的能力；完善社会配套服务，社会如果能提供生育各个阶段的支持，才能有力地降低生育成本，缓解具备生育意愿群体的后顾之忧。事实上，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社会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