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到巴黎之后,我反而能写更纯正的中文

张佳玮被称为“新型创作人”,他写得快,范围也广,不局限于某一种媒体,在虎扑、知乎、豆瓣,他都是最受欢迎的写作者。他住在巴黎,用中文写作。在他回国的间歇,我们的记者和他聊了聊。

2019年01月03日张莹莹 北京来源:界面新闻

正午

无需刻意关注,在中文互联网上,你总能经常看到张佳玮,谈论篮球、饮食、爱情、写作和巴黎。

2012年,张佳玮去往巴黎,在第二年搬到了十三区,居住至今,住处离莎士比亚书店和海明威喜欢的丁香园咖啡馆跑步需要20分钟。他多次写到巴黎,但他认为巴黎只是他住的一个地方,无需拔擢到某种文学传说一般的高度。在持续的高产文字中,他把自己打理得很清楚。来处:江南小市民家庭;经历:从未上班,一直是自由撰稿人;至于去处:在大变革时代谁说得清呢?他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在言辞里又与一切都带着点疏离。

2018年12月初,张佳玮回国,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几场活动,宣传他的新书。在北京的几天,他住在金鱼胡同的华尔道夫酒店,挨着王府井。我在大堂内的小咖啡厅见到他。大部分时间,他表情平静,娓娓道来,熟练引用名人名言,辅以自己经历的小故事来证明观点——和他的专栏文章一样。只有在谈到猫和食物时,他的表情和动作丰富起来。

一小时毕,在咖啡厅外,我们又站了一会儿,他放松了一些,但还是稳妥和周全的。他谈到每个创作者都面临的不确定性:迄今他出版(包括制作新版)的书有45本,卖得最好的一本,据说是2014年夏天他花三个星期“翻译”的《浮生六记》,这本定价32元的小书已经卖了过百万册。而他苦心写就的《伦勃朗1642》,相对他的其他作品,反响平淡。屏幕时代读者对文字的消费与消耗,在张佳玮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一本书和一个创作者的命运,有时候是不容易说清的。

于是张佳玮打算控制住自己能控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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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这次你回国行程看起来很密,有很多公共性的演讲之类的活动。

张佳玮:每次回国都是这样。最夸张的是2015年夏天,我曾经11天赶10个城市,当时好几本书一起出来,撞上了——我经常一年出不止一本书,回来得又少,所以即使被编辑们“捉住”,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写作者的职务之一。写作者多希望完全躲在幕后,但是读者出于好奇心,总是想看看活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需求。现当代艺术也类似,经纪人会要求艺术家像明星一样。说直白一点,写东西的,偶尔也要唱戏给大家看看,这是人之常情,接受就可以了。

 

正午:我感觉越当代的艺术越让作者往前站,甚至站在作品前面,作者的形象是艺术整体的一部分。

张佳玮:对,这个时代逼迫创作者接受品牌化与产业化。19世纪之前的欧洲,供养创作者的多是宫廷与贵族:莫扎特有他的维也纳宫廷,巴赫在莱比锡受教会帮衬。作家也多少如此:或是宫廷供奉,或依靠艺术赞助人。19世纪之后,创作者开始面向普通市民消费者,这就逼迫他们成为一个品牌,逼迫他们成为一个表演者。就是这么回事,接受就可以了。

 

正午:这些年你一直是自由撰稿,应该对这方面的感受也比较深吧?

张佳玮:还好吧,对我来说,十几年来,写作发表的媒介不停地变化。记得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写报纸,写杂志专栏,出纸书——到现在还是在出纸书,但是写作平台发生变化,当然那时候也在互联网上写,但那时候互联网读者还都用PC,熟悉的是论坛这类平台。到如今,输出区域慢慢变成移动平台,内容和文本一直在变化。

去年我跟张悦然有过一些交流,她说我现在算是一个新文人,或者说,她认为我的状态是不拘泥于某一个媒体,因为我纸媒也写,网媒也写,移动平台也写,乱七八糟都写,她说我是一个新型创作人。我想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内容提供者,以文字内容为主。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平台或者载体决定内容形式。中国与欧洲上古是没有长篇小说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出版机制,也没有那么多有钱有闲的读者。先贤大圣们许多都述而不作,说几句,弟子们集成语录。像诗歌最初是用来吟唱的,表章是用来上奏的,苏轼集子里的东西很多没有想过发表出版,就是写着玩,并非面向群众演出性的东西。中国直到明朝,因为商业的发达和出版业的发达,长篇章回小说才兴盛。19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发达,也跟报纸连载有关。大仲马说,报纸连载救活了我们长篇小说家。像金庸先生,这么伟大的作者,如果没有报纸连载,他的作品也很难存在下去。互联网发展后,我们的阅读形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从竹简,到绢,到纸张,到电脑屏幕,到现在的手机屏幕,载体的变化多少影响文本的变化。所以,接受就好了。

 

正午:那你在写作上,根据阅读形式的变化,作出了什么调整吗?

张佳玮:一部分是外部媒体的变化,另一部分是我趣味的变化。我现在偶尔回头看自己大学时候写的东西,会觉得过于花哨了,过于追求视觉刺激。你知道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点自我中心,写爽了就行,希望展示自己掌握了各种技法,显得自己多厉害,就那种感觉。年纪大了回头看,会觉得真不好意思。尼尔·盖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要用你的叙述来让读者肯读下去,不要觉得读者欠你的。现在,自由练习的时候我会肆无忌惮,但一旦面对读者,就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了。而且技巧总有玩腻的时候,会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折腾成那样。

汪曾祺先生引用过《周易》里的一句,“修辞立其诚”,认为写作不该玩花招,作者对读者玩花招,第一不真诚,第二其实自己也会觉得low。我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变化,应该是稍微简洁了一点,虽然可能在外人读来还是会觉得有点繁琐,但是在我看来,是比以前要简洁些了。

 

正午:你现在主要在四个平台写作:虎扑,豆瓣,知乎,微信公号,四个平台的气质不一样,你发布时有选择吗?

张佳玮:不太有,我在虎扑发的完全是体育文章,在豆瓣发的就是非体育类文章,知乎杂一点,公号是什么都有。很微妙的是,虽然虎扑、豆瓣用户有时互相撕,豆瓣用户有时也撕知乎,这几个网站调性各不相同,但按照我朋友跟我说的数据,在虎扑、豆瓣和知乎,我的follower数字好像都排第一——仔细想还挺好玩的。

我是个倾向简化一切的人,我能够做、而且不烦腻的,也只有写东西。我还很讨厌修改,所以也不会特别斤斤计较,到哪个平台就换一种嘴脸跟人说话,没有那个必要。我在网上几乎不跟人吵架,从来不太想说服别人,因为我觉得,说服别人没有意义,所以只把我想写的东西传达出来,放在那儿,你觉得好,OK;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吧。

 

正午:我觉得你在网上不是交流的状态,而是“提供”。

张佳玮:交流偶尔也有,基本上是跟相熟的朋友,如此能够确认我们的交流是有效的——互联网上许多的争吵则是无效交流。比如说,在知乎,有个朋友发了一篇文章谈祖逖北伐,我说了句:祖逖北伐的某些策略,跟后来南宋的宗泽是一样的吧?他说对。这种属于完全私人兴趣的小交流,不显眼,根本没被发现,它不是大众的话题,又没有公开撕,所以大家不会觉得我在交流。毕竟现在大家能够关注到的交流大都是互撕。其实在小众话题上,我跟人的交流是一直存在的,不交流是没法写东西的。

 

正午:你有一个写作的朋友圈吗?几个人谈论写作,谈论知识?

张佳玮:没有。十几年前,我跟同年龄写东西的一些朋友,还会认真地聊些东西,但是年纪越大,越是写自己的了。到了这个年纪,各自的技法、套路、方式、创作理念完全成熟了,谁都说服不了谁了,就求同存异。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让别人看自己写的东西。偶尔出了书,有编辑来安排任务,让你给某个人的书写一个书评,这时候会聊几句:你这本书的第几篇、某个点是不是从谁谁那得的灵感?对方说对呀,你看出来了。或者:你某几段的节奏,抻得真好;或者:你某个地方,是不是压得有点过?类似如此,就是讨论技术活。但这种事其实也很少,朋友间谁也不去干涉对方的创作,一般就聊聊日常八卦,以及彼此的生活状态。

2016年,张佳玮在苏州。

 

2018年,张佳玮在苏州。

 

2

正午:你在知乎上多次提到村上春树,提到他30岁后,因为开始跑步,文字也变“硬”了,写作者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写作有缓慢而长久的影响,你在巴黎已经六年了,这座城市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张佳玮:首先生活方式变简单了。如果在国内,势必有更多的交际,在巴黎能够过相对简单的生活。然后因为接触的人、书或者知识发生了变化,又会不一样。这座城市改变了我,以前在上海我很少出门,在巴黎出门会多些,接触更多的光照。在上海我经常是夜猫,在巴黎生活越来越规律了。这些对写作状态,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到了巴黎之后,我越来越倾向用短句,不那么黏糊,不说干练吧,至少干净些。以及,有了一种我想写什么东西,就能写出来的状态。

 

正午:2012年你到巴黎之前,写了很多球评,做了一些节目,有种在事业上稳健上升的感觉,到巴黎是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张佳玮:我从来不考虑“事业”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班,平时工作方式又比较简单,对自己的事业状态没什么感知。这么说吧,我现在巴黎过的生活跟我刚到巴黎时候生活完全一样。人的绝大多数消费是为了社交,我平时社交又少,也没什么物欲,爱好除了写东西就是看看书,跑跑步,打打游戏,不太花钱。买过几幅画,但最贵的一幅也就折合人民币还不到两万块。

像现在,巴黎住着,还是每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起来,煎个蛋——或者现在我学会做玉子烧了——然后喝杯绿茶,吃点喝点,开始写东西;争取上午就把当天的公众号推送或者约稿写掉。我挺享受这种早上写东西、别人准备时上班我已经把一天工作完成了的状态。 然后中午出去购物,做午饭,下午再考虑:是接着写东西还是看书?去博物馆、打游戏还是在家撸猫?

隔一段时间,比如今年秋天,忽然想去布拉格了,就跑去待一星期,或者有朋友说:周末是巴塞罗那对皇家马德里啦!——那就去巴塞罗那玩一圈,看场球。

 

正午:你之前在上海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张佳玮:那时候还不知道规律生活的重要性,觉得身体还行,就随意造。现在偶尔翻起老照片,会发现2011年看着比现在还要老。在国内,那是处于随时准备社交的状态,谁要见你,没法推脱,巴黎的好处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躲过很多东西。平时的交际也就是线上约稿:约稿方把要求说一下,时间说一下,好了,工作。

我不太喜欢这种一定要见谁的感觉:那会逼迫你接受很多人,磨损你写东西的状态。我对外界的反馈或者评价有点钝感,也不希望自己对这方面太敏感,因为他人是永远不可能了解你的,他人对你的描述,很多停留在想象之中,而你去满足他人的想象,又会很累。但你不满足他人的想象,也会被指指点点,那能够避开这一切就很好,我能够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写,自己玩。

 

正午:巴黎给了你“避开”的空间,那在巴黎呢?我记得你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融入当地”这件事。

张佳玮:在巴黎,你不主动接触人,别人也不会主动来接触你,你可以有选择地去接触人。我一直认为,一个现代发达都市该是这样的:在东京,在巴黎,在阿姆斯特丹,你可以一整个星期不跟人说话,也活得下去,在上海有些地方也可以,在中国的其他中小城市,就很难做到了。基础设施的完备,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是衡量现代城市的标准。我没有刻意融入当地,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要融入当地?就像我在上海时,经常看到外地人说“我很想融入上海”,我想为什么非要融入上海呢?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就可以了吗?你在上海找一个比在家乡好的岗位,挣比家乡高一点的收入,买一些家乡买不到的东西,这不就是你的生活吗?为什么非要融入上海呢?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许多人会强调所谓“当地”,然而当地的风气,也不是一直不变的,2005年的上海和1995年的上海不一样。在巴黎也是,我住在十三区,十三区很多老华人现在还过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人的生活,听梅艳芳,看周润发,赌马,吃早茶,他们也没有想过要融入巴黎。

 

正午:只不过换了个地名生活。

张佳玮:我觉得,试图融入当地这个事情,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一种乡村经济的概念: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经济,人们相信熟人,相信老人的经验,拒绝流动,对外来人隔膜。但是这都2018年了,是吧?

我今年夏天去希腊的帕罗斯岛,岛上有家餐厅,是岛上评分第三吧,卖希腊菜、意大利菜和印度菜,还有寿司、泰国菜,融合风格。跟老板聊,老板就觉得:为什么希腊人只做希腊菜呢?哪怕是在希腊岛上,也可以做融合菜嘛。老板的父母分别是雅典人和忒萨利亚人,他太太的父母,分别是住在巴西的日本人和一位德国人。他们一家人聊天时,用希腊语、英语、日语、德语和葡萄牙语。我们中国人经常,觉得欧洲好多国家,特别混杂,一个欧洲人能讲好几国语言,了不起,但巴黎到布鲁塞尔坐火车,可能也就是上海到南京那么久,一个欧洲人说我是比利时人,但住在巴黎,在米兰有个房子,在巴塞罗那上过学,听着是穿越了多种文化,但如果一个山东人说,我在上海上过学,在南京工作,在福建交过女朋友,听着就很正常了吧?……哪怕在中国,不知多少年轻人人背井离乡求学、工作,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未来,我觉得,世界会越来越混杂,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止的。

 

正午:你怎么看待那种观点,就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是欧洲大陆失落的过程?

张佳玮:我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这个事,这个事情很政治了。我们要看到,一种话语权的变迁,必然会经过漫长的时间。与其说是欧洲失去了话语权,不如说是科技在尽量地,使原来相对偏颇的话语权平等起来。现在互联网传播到全世界,大家接触到的是全球互联网年轻一代所营造的环境。传统的话语权,丢失就丢失了,我并不觉得什么事情可以永垂不朽,咱们还是说句大实话:欧洲获得对世界的话语权才多久?那也就是18世纪左右吧?

我觉得,现在世界的一切在朝大城市集中,比如上海、北京、东京、纽约、洛杉矶、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马德里、伦敦、柏林,这些大城市会越来越相似,也越来越了不起,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此相对,非大城市会越来越凋敝,城市与城市的差距正在拉大,类似于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全球化意味着越来越自由,财富会越来越集中。中国的广大乡村和欧洲的广大乡村一样,都很难留住年轻人,这道理似乎到处是一样的。大家都越来越倾向于去到大城市,这是很正常的状态。

张佳玮在巴黎跑步时拍摄的

 

张佳玮在巴黎跑步时拍摄的

 

张佳玮在布拉格卡夫卡故居

 

3

正午:更多、更远地走,它给你什么?不那么本土的写作,更宽阔的视野?

张佳玮:我没有思考过这个,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限定说,自己要写某种东西。我喜欢的写作者,都不是那种拘泥于一种风格的人。博尔赫斯,什么文化圈的故事都写;村上春树,也不算很老派日本风格的作者;纳博科夫,一个逃到美国去的俄罗斯人……年纪越长越会觉得,每个人多少写的都是自传;在视野和思考方式上,多看看乱七八糟的地方,会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说,去过了希腊,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用那种方式写史诗:在那种阳光气候之下,就是会产生那样的文明;比如说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右岸,朝着左岸的城堡看过去,会明白卡夫卡为什么会写《城堡》。多看点东西,会觉得一切都有其原因,接下来的想法便是:可能我真的没有必要去模仿别人,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走得越多,越觉得我可以写自己了。

我到现在为止出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叫《爱情故事》,2015年初,我在巴黎过冬的时候写的,只用了一个星期。写的是1980年代,我父亲和母亲相遇的故事,江南小桥流水那种状态。海明威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我只有离开了巴黎才能写巴黎”,类似的,我离开了家乡才能真的写家乡。

 

正午:需要离得足够远吗?

张佳玮:不一定是离得足够远,只是,能让我有欲望去回忆。许多东西,身在此山中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

 

正午:你的法语怎么样?

张佳玮:读和写可以,听就一般了。

 

正午:在法语环境里,你会思念中文吗?

张佳玮:我无所谓,巴黎十三区中国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平时阅读的一大半是中文,到了巴黎无非是换个地方生活。对中文的感觉,也跟季节有关系:到了夏天无所谓一点,越是到冬天,越是想听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读汪曾祺。冬天读小时候听过、读过的东西,有一种安全感。对我来说,中文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疗养剂。

 

正午:这种状态很有意思,住在巴黎,但工作和生活的核心是中文,法语会给你的中文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吗?

张佳玮:这个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但我觉得到了巴黎之后,我反而能写更纯正的中文,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我现在回头看,会发现我2008年到2012年,人在上海时,写的东西翻译腔反而比较重,现在翻译腔还稍微轻一点了。可能因为人在巴黎,特别想看中文,特别需要中文,看了更多相对传统的中文,影响到了语感。

 

正午:还会写新的长篇吗?

张佳玮:会,之前一直在忙着各种事情,其实心里压着几个东西是要写的。我想,到了一定的阶段,可以把一些活放下来。我之前有点太不懂得拒绝了,2014年连重印带出版一共出了8本书,2015年5本,2016年5本,2017年4本,今年是两本翻译,两本新书,明年预定要出的是两到三本。你会发现我很多书装帧风格、书名风格都不一样。编辑们是觉得,攒了一堆文章,够了就出一本,但近年我开始懂得拒绝人了,之后我会谨慎一点,接下来想好好地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现在生活相对宽裕一点,不用紧巴巴地,好处是,我可以对一些很费时间但能带来钱的活说“不”,原来是“虽然这个活很烦,但是先接下来再说吧”,现在是“这活我就不想干,给我钱我也不要干”。至少能够有所选择:最好是觉得好玩的同时,顺便把钱给挣了。

 

正午:很长时间你处于一种稳定的高产状态,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佳玮:我写东西算是挺快吧,一般可以是一小时两千字的速度。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越是常写,越会觉得自己随时都能写;一段时间不写了,反而就瞻前顾后,什么都很难写。像前天,我等飞机的时候,还有45分钟,我就一口气写了一篇1500字的东西,发到公号去了。很多人写起来不快,是因为太紧张了,怕读者抛弃他,怕自己写得不够精彩,许多作者的拖延症就来自于此。我暂时的秘诀是,首先掌握好句子的节奏,不至于太拗口,句子的节奏好了,就会让人很流畅地看下去;然后写最真实的话,不要多加修饰。一句是一句,当你写了几句,慢慢找到了节奏,就像跑步开始跑几步,溜开了腿,就行了。很多人都知道,写小说很重要的是:一开头就把小说的语境限定,就像卡夫卡《变形记》开头的那句。我平时写作也是这样:先写几句最真实的话,然后掌握好语句的节奏,之后就能够溜开腿开始跑,像自动驾驶的状态。

 

4

正午:最近巴黎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中,你也经历过2015年体育场的那次爆炸,巴黎的普通人对这些怎么看?

张佳玮:至少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巴黎人,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状态。可能因为见多了大运动:OK就这样,自己安心过日子吧。2015年11月那一次恐袭爆炸案后第二天,我还是出去跑步了,跑到塞纳河边,看见老几位经常在那跑步的,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太好了,你还活着,就那种感觉。平时大家看见点个头就过去了,但是那些天就“你还活着,太好了!”

 

正午:你曾经听到过抱怨、不满吗?

张佳玮:抱怨是每个法国人都抱怨的,说句不受听的:您在中国随便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一说话就能听到抱怨,类似的,巴黎每个人都抱怨。只是在巴黎,市民会把抱怨体现在行动上。

 

正午:未来你会一直在巴黎吗?

张佳玮:不一定,世界变化那么快,谁知道呢?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规划到现在的生活,我说,我从来没有规划过。前几天还有编辑说我,因为我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在互联网写,所以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写得不错。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远。在2006年,谁会想到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的天下?现在,谁又能知道2025年世界是什么样?对我来说,就是只要持续输出,将来无论哪个媒介兴起,我总能找到饭吃。

 

正午: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压力,除了可能希望自己写得更好的压力?

张佳玮:我甚至没有“一定要写得更好”的压力,这种东西就是无所谓了。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整体上,能保持持续前进的状态,而不是咔碴一下跌在原地不能动弹,就行。不一定要写得更好,我只要还能写下去,还能生活下去。

 

正午:巴黎,或者说生活之所在,在这里占的比重有多大?

张佳玮:我不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地方,我有朋友在柏林、伦敦、都柏林,都在很认真地写东西。你到最后找到了自己,觉得能在某个地方停下来了,自然而然地,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至少对当初的我而言,去巴黎是对的,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那这就是对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巴黎始终只是我住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些人很可爱,我希望他们过好日子。

 

正午:你给我很强烈的原子化的感觉——创作者好像和他生活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关系。

张佳玮:我倒觉得是这样的:从长期来看,个人创作者是必然会被时代淘汰的。这是必然的。

这方面我很悲观,因为这个时代商业化如此地盛行,一个电影以前可以是很个人的作品,现在越来越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成品,当你需要大的资本来做一件事,你必然受到他人的掣肘。纯粹个人化的作品,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在大商业时代是会越来越艰难的。这几乎是一种必然。但是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也不知道,无所谓,就先这样吧。我也不想将来是什么样,谁知道呢?做好分内事吧。

 

正午:在哪儿你会有“根”的感觉? 

张佳玮:可能在无锡吧,但无锡人的性格,本来就不是特别执著。像我父母一直跟我说,他们没有要我出人头地,他们只说:你要做个好人,不要坑人。就这样,“做个好人,不要坑人”,然后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是典型的江南小市民的想法。我觉得我到现在,肯定很多人不喜欢我,但至少我不算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大多数做的事情都还是很普通——嗯,我就是个普通人。

 

—— 完——

 

张佳玮,1983年7月生于无锡,2002年底以信陵公子为网名写作。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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