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聂琳

法国总统马克龙提高燃油税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迫使他做出让步。智利前财长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近日在Project Snydicate撰文称，实际上，不仅是法国，提高燃油价格对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个烫手山芋，最终效果都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燃油价格上涨很难被补偿。

文章指出，马克龙并不是第一个因为燃油税而陷入麻烦的总统。去年年初，卡车司机让巴西陷入停滞，并帮助“超级右翼分子”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成功当选巴西总统。英国2000年爆发的燃油示威运动威胁到时任首相布莱尔的第二个任期。在美国，燃油问题被视为政治毒药，以至于25年前联邦汽油税上调后再没有变动过——尽管通胀已经侵蚀了联邦汽油税五分之二的价值。

贝拉斯科说，自己就是燃油税运动的受害者。10年前担任智利财长时，他试图堵上一个允许卡车司机拿回自己已交燃油税的漏洞。智利政府最初保证不会在压力下妥协。但是，当卡车堵住主干道，超市货架上空空如也时，不到一周时间，智利政府就败下阵来，就像马克龙政府和其他许多政府那样。

汽油税经济学与政治学一样年代久远。燃油相对价格具有两种作用。它能指导人们的消费和生产决策：如果柴油价格上涨，消费者会减少使用，生产者则有动力去增加炼油。燃料价格还会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燃油价格昂贵意味着，（不得不）重度消费燃油的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留给其他物品的购买力下降。

对于柴油和其他燃油来说，能带来正确消费和生产决策的相对价格会导致错误的分配效应。对柴油征税、提高其价格可以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会让那些坐地铁上班、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人开心，但却会让长途驾车的农村居民和依赖柴油卡车的小企业主极为不满。

提高燃油税类似降低进口关税：它们都会减少价格扭曲，但也会制造赢家和输家。标准的经济学解决办法是，对输家进行补偿。如果提高燃油税的输家是穷人，补偿会奏效。三年前，当乌克兰降低国内天然气价格补贴时，该国政府一次性发放了现金补偿，这帮助了那些无分文的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人在冬天取暖。

但是，对于柴油来说，问题却复杂得多。穷人通常不拥有柴油汽车，柴油也不用来煮饭和取暖。而虽然公交车燃烧柴油，坐公交车的穷人们可以共同分担这种价格上涨。

事实上，上调柴油税的最大输家是小康的中产家庭，而财政部对补偿中产阶级的计划心有余悸，原因之一是，将现金支付给中产阶级而不是支付给低收入者在政治上让人难以接受。第二个原因是，对上调柴油税进行补贴会让政府陷入对各种购买力损失进行补贴的无底洞。 

因此，提高燃油价格，无论是通过减少补贴，还是提高燃油税，都很难被抵消。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调燃油税会让相关国家陷入混乱的原因。

贝拉斯科指出，近期一系列上调燃油税失败的案例都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带有政治不合法性的味道，即选民不相信政府能够将燃油价格上涨得到的资金用到对的地方。

以巴西为例，多年来，巴西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都以低于国际水平的价格在国内出售燃油，这最终由其股东（最大的股东就是巴西纳税人）买单。不仅如此，巴西石油公司还孕育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窝案。一些政客利用该公司雇佣自己的朋友，并为其竞选提供资金，其他一些政客则通过该公司中饱私囊。

2016年初，巴西前总统特梅尔（Michel Temer）政府指示巴西石油公司结束补贴，开始以与全球同样水平的价格向国内消费者收费。当巴西里亚尔遭遇贬值时，油价上涨幅度更大。国内消费者承受了这一打击。

贝拉斯科说，大多数巴西人没有注意到平价定价的复杂性。他们知道的只是，臭名昭著的腐败公司提高油价，将肮脏的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因此，当卡车司机封锁道路，要求降低柴油价格时，87%的巴西人对此表示支持。巴西石油公司CEO也被迫辞职。

法国没有出现这样的腐败丑闻。但是，当马克龙试图调整燃油价格时，这种政治不合法性却悬在了他的头上。这可能是因为他作为投资银行家的背景，或者是因为他孤傲的行事风格，又或者是因为他的政府把取消财富税当成首要任务。

说服法国中产阶级选民“燃油价格上升实际上对他们有好处”，这势必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马克龙的风格和错误使事情变得更加艰难。

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吗？贝拉斯科认为并非如此。他表示，政府可以在提高柴油价格的同时迫使富人支付他们应缴纳的政府开支，并实施一些明智的支出计划，以减轻中产阶级的负担。 

“是的，你可以想象这一切。但是想象和期待是不一样的。即使是超级马克龙也无法成功，”贝拉斯科写道，“下一个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太可能在他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