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彭楚焙

编辑 | 黄月

《单筒望远镜》

时隔三十多年，作家冯骥才终于为我们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单筒望远镜》的写作计划就频频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但由于他投身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这部作品的写作被搁置了。不过他认为，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

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天津——东西方最早发生冲突的地方之一。1862年之后，天津建起了英、法租界。在这片土地上，东西方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与冲突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冯骥才的文学道路是从《义和拳》开始，如今这本《单筒望远镜》又回到了《义和拳》的时空，承载着他这整整41年来的文化积淀与精神轨迹。该作品延续了冯骥才的语言风格，以独特的津味，还原了一百多年前天津普通民众的精神性格，书写了对历史、对人性的思考。故事主线聚焦到了爱情上——津门纸店的二少爷欧阳觉和租界里洋人的女儿莎娜的爱情。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冷峻现实中，这对中外青年的爱情是否能超越国界？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为何而起？人性又会遭遇怎样的试炼？单筒望远镜作为文化对视的“道具”，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使用它，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互相窥探：在爱的立场上看到的是美，在历史局限性上会对准对方的负面。未知带来的激情将欧阳觉和莎娜引向一条“单向路”，他们的背后是中西双方单向认知带来的隔阂、误读、冲突，而炮火最终碾压了一切。其实，这部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在使用单筒望远镜。

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这一“文化反思系列”的最后一部。《神鞭》通过一根辫子反省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三寸金莲》针砭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性及其束缚力，《阴阳八卦》剖析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及其负面，《单筒望远镜》则揭示了因为接触障碍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双方对彼此在认知上产生的各种错觉。与韩少功、贾平凹的“寻根”文化小说相比，冯骥才的历史文化小说有其鲜明的特色——立足于自身的文化根基，以历史观照现实进行意象型小说写作。

《我发现了》

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历来被视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恶魔式”人物，无论是其私生活还是其作品，往往总是被贴上“渎神”的标签。比如D·H·劳伦斯就在他的《美国文学经典》中愤怒地指出：在坡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吸血鬼，尤其是坡本人。但为多数人所不知所的是，1847年2月3日，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坡曾经面对60名听众，严肃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这次演说的讲稿，经过修改，于四个月后出版，这就是被后世称为“美国天书”的《我发现了》。

1849年10月7日，《我发现了》正式发表两年之后，爱伦·坡走完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这最后一部作品，被他视为自己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与最后的总结。然而，这篇“艺术遗言”集天文学、逻辑学、神学、美学为一体，庞杂晦涩，因而多年来颇受冷落，被认为是“天文业余爱好者的拼凑之作”，甚至还被视为是作者在神经错乱下的一派胡言。不过，爱伦·坡仍有恃无恐地宣称：“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既然上帝花了六千年来等一位观察者，我可以花上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一百年后，他的作品终于迎来了读者。一方面，以瓦莱里、奥登、约翰·欧文、丹尼尔·霍夫曼为首的一批著名文学评论家给予此作高度评价，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说：“就文学价值而言，《我发现了》比他的诗歌的价值要大得多。”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一些科学家认为《我发现了》所论述的实际上是宇宙的诞生和消亡原理，其中的假说与“大爆炸”、“热寂说”等当代理论不谋而合。按照天文学家的看法，爱伦·坡是堪与开普勒、牛顿、甚至爱因斯坦媲美的天才人物。

联系爱伦·坡昔日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如此严谨宏大的遗作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叛逆者的临终忏悔呢？其实，在文学创作方面，爱伦·坡的科幻题材小说和思辨色彩的小说也一直受到忽视，而《我发现了》正是从这些小说中孕育出来的。换言之，与前面提出的疑问恰恰相反，这部作品实则是爱伦·坡深思熟虑后的思想总结：它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中心点是上帝论，落脚点却是文学论和人生论。

《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耶鲁人类学家眼中的上东区妈妈》

很多人对纽约上东区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欲望都市》和《绯闻女孩》。当那些“绯闻女孩”成为上东区妈妈之后，迎接她们的，或许是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要知道，在纽约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危“职业”：时刻担心在华尔街工作的丈夫出轨，拼了命把孩子送入贵族学校，害怕晚人一步穿上最新款的香奈儿……为何这些已经站在高处的女人依然夜不能寐，永不满足呢？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为了让儿子拥有“更好的童年”，搬到了纽约上东区，作为这场“大战”的旁观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她以人类学的视角，揭示了上东区妈妈们那令人眼界大开的独特世界。

在这本书中，上东区的妈妈们一边勤勤恳恳地“把守”着自身所处阶层，一边又处心积虑地攀龙附凤，展现了等级越森严、阶级焦虑越沉重的上东区现实。除了阶级焦虑，这些妈妈们还被卷进了对身材、外形、装扮以及“密集育儿”的焦虑中，这份母职使得她们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无法休息，毕竟养育孩子的成效是判定尽职与否的唯一标准。此外，上东区实际上进行的是一场由男性主导的游戏。男性付出金钱，女性则以美貌、学历甚至生育能力来换取阔太太的生活。秩序井然的性别分工底下，实则由不对等的权力驱动。最后，薇妮斯蒂还指出了“丧偶式育儿”的事实——母职的痛楚只能在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中缓解。不仅如此，作者还道出了一个真相：全世界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从曼哈顿到迈阿密到马里，妈妈们都在被同样的恐惧、不安和欲望牢牢控制。

有趣的是，薇妮斯蒂将上东区的处世之道与灵长类动物的社交行为进行类比，两者的相似性让人忍俊不禁。《芝加哥论坛报》评价道：“用珍妮·古道尔的大猩猩研究，或是弗郎斯·德瓦尔的倭黑猩猩观察心得，来解释邻居与同事的行为，实在太有趣了。”

《纳粹的孩子们》

在德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在1945年前，他们是英雄的子女，在那之后，却沦为罪犯的后代。他们就是纳粹的子女们。《纳粹的孩子》一书回溯了八个纳粹高管子女年幼时的家庭生活，并讲述了他们成年之后的人生。歌德伦、艾妲、马丁、尼克拉斯……他们是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子女。在战争时期，由于父亲身居高位，他们备受优待。这些享受着优越生活的孩子们不谙世事，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了解到二战中那些可怕的事实。那么，这些人与他们的战犯父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父辈的错误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人生？人是否觉得自己应该为父母的罪行感到愧疚，甚至为此负责？

要让子女们以一种客观的视角评判自己的父母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对于养育了自己的父母，子女缺乏客观评价所需的距离。尽管如此，书中所描述的这些纳粹要人的子女们都持有各自的立场。有些人一方面摒弃父辈的作为，一方面还能找到办法继续爱他们的父亲。有些人深陷于对父辈的排斥与仇恨，“继承”了宛如沉重脚镣的过去，他们当中有人走上了心灵宗教的道路，有人透过自渎的方式赎罪，甚至有人结扎，以免“遗传罪恶”。然而，也有些人则将父亲的行为合理化或为之辩解。希特勒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的一个儿子毫不迟疑地表示：“我父亲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假如现在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中，我会作出跟他一样的决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个顾问，而事实上希特勒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导。我父亲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尽他身为德国人的义务。他早就预料到巨大危险正从东方降临，历史证明他是对的。”

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曾在纽伦堡大审判期间研究德国主要战犯的案例，他认为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他发现那些刽子手陷入忧郁的情况比被害者少，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别无选择的好人。但等到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过去时，情况并不见得如此。在汉娜·阿伦特受人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阐述了“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描绘了一个小公务员的图像，他充满干劲但平庸至极，不懂得思考，无法分辨善恶。阿伦特没有为他辩解，只是通过他这个例子指出，人们必须不断地思考，保持质疑精神，才不会陷入“恶的平庸性”。

《走路的历史》

双足直立行走使人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走路与古往今来的城市变迁有着怎样的关系？文学作品中健行的文人学者们为何会沉迷于走路这一行为？《走路的历史》讲述了这些关于走路的历史。不过，作者丽贝卡·索尔尼遗憾地说：虽然随性漫步可以发现许多东西，但如今人们所追求的是以最快速度走最短路程。在她的笔下，走路不只是日常生活中寻常的移动方式，还是一种探索、一种沉思。除了走路的历史，我们从这本书里还可以了解到走路逐渐淡出日常生活的原因，以及我们因此而失去的东西。

18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是步行的黄金时代，彼时的人们不仅重视散步，还热衷于创造步行地点。但随着美国郊区的迅速扩散，步行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有美国专家将现代郊区描述为与步行城市对立：“办公室与零售业分开。住宅经常被分成彼此无关的区域……再以经济地位做更细的区分。制造业，无论多干净、安静——今日的工厂很少是吵闹、冒烟的工厂——一律在住宅区之外。新小区的街道设计加强分离。为打开严格的地理隔离，个人需要获得一把钥匙，即汽车。”并且，步行也成为无力或低社会地位的表征。新都市和郊区设计鄙视步行者，许多地方已用购物中心取代购物街，这些地方变得“无街可逛”。

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也在“挤兑”步行。身体日益被理解为“太慢”、“太脆弱”、“不值得托付期望与欲望”——就像等着被机械运输的包裹。虽然许多陡峭、狭窄、偏僻的地方只能借步行抵达，但不可否认的是，为容纳机器运输，我们所处的环境已成为道路、铁路和降落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交通工具已成为“义肢”，并适用于这个仿佛不再适合人类行走的世界。

在这个步行逐渐削减的世界，人们开始在健身房里获取补偿。但是这种“补偿”其实是个伪命题。作者在文中写道：“我记得在曼哈顿傍晚散步，看到许多玻璃墙、两层楼的健身房充满使用跑步机的人，看来好像他们正要夺玻璃而出，但我们知道他们哪儿也去不了。”跑步机为人们避开外界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无法预测的部分——没有与熟人或陌生人的相遇，没有转弯处的惊喜。这是卢梭早就道出的真相：“我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时刻，才想得这么多，活得如此鲜活，体验如此丰富，能尽情地做回自己。”

《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

“如果你要问我美国民歌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叛逆。”《来自民间的叛逆》的作者袁越这么说。事实上，美国民谣不仅承载着劳动人民在田间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一个抵抗权威的阵地。尤其在波涛汹涌的20世纪60年代，从华盛顿广场的《答案在风中飘扬》到“爱之夏”嬉皮士运动，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集体迷欢到阿尔塔蒙特音乐节的暴力惨案，都应验了“叛逆”一说。

这是一部关于美国民歌发展历程的作品，初版于2003年，虽2008年再版，但确实已“绝迹”多时。读库在去年年底重新修订了这部作品，推出了新版。该书记录了上百个民谣歌手的经历，从研究者约翰·洛马克斯到“铅肚皮”，从民权斗士乔·希尔到流浪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从左派民歌手皮特·西格到民谣之王鲍勃·迪伦……这些人以各种“叛逆”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书中不仅展现了美国的民歌历史，也书写了二战后的美国历史。透过袁越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民歌如何谱写了社会文化发展史，又是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

作者袁越网名为“土摩托”，1968年生于上海，在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学习期间喜欢上了流行音乐，1992年赴美留学，在朋友推荐下开始听鲍勃·迪伦，从此喜欢上美国民歌。从1995年开始，袁越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此书，阅读近一百本参考书，听过无数唱片，历时七年完成创作。其中鲍勃·迪伦的部分着墨最多，该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迪伦传记”，介绍了鲍勃·迪伦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事迹。台湾乐评人马世芳也说：“袁越先生对迪伦专研甚深，《来自民间的叛逆》是个人所见中文世界关于迪伦最好的原创著作。”

《建筑师》

阿斯泰里奥斯·波吕普的头衔不少：他是一位从未建造过建筑的成功建筑师，也是一名博学但傲慢的教授、视角独到的美学家，并且，他还是一个薄情自私的丈夫，但这些都会成为过去。一个暴雨夜，雷电引起的大火烧毁了波吕普的公寓，也开启了他的命运之旅，他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张能到达的最远地方的车票，命运之旅就此启程。这个曾经光鲜的男人究竟在逃避什么？是死去的孪生兄弟还是昔日的爱人，抑或是人类内心最隐秘的情感？

大卫·马祖凯利花费十年心血，创作出了这部关于风格、设计和视觉语言的图像小说。这一关于再婚的讽刺喜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以色彩表达思想，这在大多数图像小说家的创作中并不常见。因此，《建筑师》甫一出版便引起不小轰动，《波士顿环球报》书评认为：“一本颠覆、挑衅的著作，将传统文学的厚度与顶尖现代美术结合在一起。”在《建筑师》一书中，马祖凯利将叙事象征主义以及色彩和视觉的隐喻融入文本。在色彩的选择上，本书使用四种颜色进行印刷，每种颜色都有对应的叙事功能——作为基础的紫色、象征主人公过去的蓝色、象征现在与梦境的黄色、象征女性与爱的粉色。在叙事上，这部图像小说包揽了建筑、雕塑、舞蹈、音乐、神话等多种元素。在这张由多种元素编织成的叙事之网中，每个角色对于艺术的不同见解，不但体现出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使得主人公波吕普的自我救赎之路逐渐显现出来。

《建筑师》是大卫·马祖凯利的图像小说代表作，这位美国知名漫画画师、作家以及图像小说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漫画创作，曾在漫威漫画公司、DC漫画公司工作，还曾与多位美漫界知名编剧合作多部作品，譬如他曾与编剧弗兰克·米勒合作创作了《超胆侠：再生》和《蝙蝠侠：第一年》。

《库蒙的食人兽》

一提起食人兽，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凶残血腥的虎狮豹。而《库蒙的食人兽》一书作者吉姆·科比特认为，这种固有成见对于老虎来说尤其不公正，毕竟人类并不是老虎的天然猎物。那么，老虎是怎么成为食人兽的呢？科比特解释道，食人虎往往是由于受到自身无法控制的环境压力，才会被迫接受陌生的饮食，比如人类。所谓环境压力，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受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老。只有当老虎们失去正常的生活能力时，为了生存，才不得不以人为食。

一只老虎从吃动物转变成吃人，大多是偶然的，科比特通过实例解释了这种偶然。以一只食人雌虎为例，这只雌虎还比较年轻，但在一次和豪猪交手时，它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身上还被扎了五十来根豪猪刺，都扎在右前腿和右前爪垫上。它尽力用嘴把刺拔了出来，但留下了化脓的伤口。这只雌虎本来正趴在一块浓密的草地上舔着伤口，正巧一个女人走过来割草喂牛，一直割到雌虎趴着的地方，雌虎一下子拍碎了她的脑袋之后，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后来，雌虎又杀了一个在树上砍柴的男人，挂在树上的男人的血从身上流下来，血腥味让雌虎意识到这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从此，它变成了食人兽。

而在一般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类走进森林，从老虎栖息地附近经过，然后平安返回家中，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处在这种所谓“残忍”、“血腥”的动物的注视下。科比特还提到了一个事例：一个小男孩在丛林中行走，突然，身旁的树丛开始摇晃起伏，一只老虎走了过来，它经过树丛时，转过身看着男孩，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嘿，小鬼，你在这里干嘛呢？”没有得到回应，它便又转过身去，慢悠悠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本书作者科比特是出生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后裔，他原本是一个猎人，捕捉严重危害当地人生活的食人兽。然而，随着对老虎等野生动物的深入了解，他转变成了一位自然保护主义者。在这部影响了全球无数狩猎爱好者的纪实作品中，科比特客观、详细、冷静而又真实地描述了他每次狩猎食人兽的过程，以及追踪、潜伏、直面食人兽的恐惧。出于对大自然的敬意，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他对老虎等野生动物的由衷赞美和喜爱。此外，《库蒙的食人兽》还介绍了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库蒙地区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及动植物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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