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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抛开传统认知看现实,巴以和解的“两国方案”真的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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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抛开传统认知看现实,巴以和解的“两国方案”真的可行吗?

从特定视角看,建国似乎更符合犹太人的想法而不是阿拉伯人;而隔离墙所指涉的安全和防御,实际上正在让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愈发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两方。

图片/赵萱

(本文作者赵萱,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曾在耶路撒冷做过15个月田野调查。)

2018年5月14日,适逢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美国政府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建国送上一份“贺礼”;同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谈到支持以“两国方案”(two states for two people)的形式解决持续已久的巴以问题,并表示将在大约4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的1月,公开由其女婿库什纳主持的两国“和平方案”,不过时至今日,该方案公布日期依旧远未确定,而欧盟八国上个月发出警告称任何基于“两国方案”形式的协议都注定失败。

所谓的“两国方案”,指的是,通过建立两个民族国家最终解决巴以问题,其具体目标是,通过国际协商的手段,基于族群、信仰以及政治传统在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地理范围内重新划定领土与边界,从而分别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与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这一意图可以追溯到1947年联合国有关巴以分治的181号决议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政治实践,尤其是随着2002年巴以隔离墙的修建、2011年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单位以及次年列入联合国的观察员国,“两国方案”的实施进程似乎有条不紊,通过“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也成了知识界一个看似长期的认识判断。

但如若从当代历史、地缘政治以及日常现状等多个方面考察,“两国方案”的实现却并不乐观,并且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图片来源:赵萱

“两个国家”概念和认知的产生

1993年第一次奥斯陆协议将约旦河西岸视为独立领土,尽管并没有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而坚定的承认,但却促成了巴勒斯坦未来将以约旦西岸地区为基础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普遍认知。不过,据巴以问题研究权威专家大卫·纽曼(David Newman)的分析,这一始于以色列建国前夕的认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是极为抽象甚至偏离实际的;因为,鉴于近东地区漫长的帝国传统,该地区的广大民众长期接受并习惯于整个区域由一方单独统治而非共享。

对于多数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接受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概念是相对新近的产物,并且未必具有可行性。在观念层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之后,以色列人才渐渐感受到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然后族群与领土分离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以色列的公共话语中。而在现实层面,真正令犹太人担忧的是以色列在人口上被巴勒斯坦人迅速提升的数量优势所淹没。因此,如果支持其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可以避免此类危机,那么这可以成为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基于以色列的立国初衷以及政治、司法体系,保持犹太国家的独一性与整体性是其始终追求的终极目标,当人们意识到政府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持续占领或并入可能威胁到犹太人长期人口优势时,犹太社会内部对领土分离的支持开始潜移默化地提升。犹太人对于自身国家与国民安全的担忧将成为我们理解巴以关系和巴以问题的另一个出发点。

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接受以约旦河西岸地区为领土基础的立国方案,看似符合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建国愿景。但是,同样忽略了的是,领土概念所包含的有形与无形维度,或者说地缘与象征层面。接受方案意味着接受一种“整体性”的政治安排,其潜在的含义同样指向放弃这一“整体性”以外的内容。具体而言,接受上述的民族国家方案代表着将放弃巴勒斯坦人回归沿海地区的权利、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以及作为圣地的耶路撒冷。如果从这个视角入手,建国似乎更符合犹太人的想法而不是阿拉伯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众多政治协商中,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的“绿线”始终会成为阿拉伯方面更为青睐的界线。

图片来源:赵萱

隔离墙:以色列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技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便以安全为名计划修建隔离墙,并且自第一次奥斯陆协议以后,约旦河西岸地区也并没有向“整体性”的巴勒斯坦国靠近,而是被划分为A区、B区与C区,分别代表着巴勒斯坦控制区、以色列行政管理区和以色列控制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大政治主体在不同的分区中享有和施行不同程度的管辖权。只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隔离墙以及定居点修建的意义。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认为隔离墙是为了切割领土和族群,但若从政治技术的视角来观察,隔离墙是一种有关人口治理的“墙的技术”,具有生命政治意涵(注:“生命政治”概念源自于法国政治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论述,其具体指向对于人口的培育,而非单纯的领土)。隔离墙并不是单纯依靠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而维系,却是民事力量进驻的平台,因为分区的划分是行政意义上的而非单纯的军事控制。在领土空间维度,隔离墙从来不是一条用于分隔巴以的线段,而是希望使得巴勒斯坦社会变得“曲曲折折”(zigzag),服务于以色列的空间治理体系。隔离墙与定居点、道路,尤其是边界上的检查点(checkpoint)相组合,其辐射的空间范围超过了40%的西岸地区领土,不仅没有分隔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反而使后者愈发依附于前者的行政管理与生命政治体系。

据2017年的统计,巴以边界上的固定检查点已达到98个,并且逐渐发展为设施完备的大型过境站点,这在巴以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伯利恒附近的吉洛(Gilo)检查点为例,每天需要通过检查点进入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数量可达到15000人,其中包括4000-7000名男性劳工。从而,我们不难看出隔离墙所代表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完全由以色列的时空管理所支配,乃至“俘获”,进而实现群体的分类、巴勒斯坦人身份的再生产、廉价劳动力的获取、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群体规训等多重治理目标。反过来,通过检查点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且普遍的“巴勒斯坦人经验”,他们习惯也利用着隔离墙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差异,存续自身的社会乃至从中取利,衍生出“检查点经济”、“跨界贸易”等多种“在边界上”(注:阿拉伯语拉丁字母转写为ala l-huduud)的日常生活形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隔离墙(security wall)所指涉的安全和防御,其实是正在让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愈发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两方。

图片来源:赵萱

日益频繁的跨界流动与“合作”

1981年,以色列立法宣布耶路撒冷为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1988年,巴勒斯坦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全国大会”上宣布“建国”。自80年代起,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两个国家的浮现与渐行渐远,但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事实是,巴以之间的跨界流动日益频繁,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争先恐后地进入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的沿海腹地。这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因素,要知道巴以之间的生活水平,尤其是收入水平差异可以大至5倍乃至更多,更不论教育、医疗等现实需求,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不可忽视的目的地。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被迫或主动离开以色列是我们承认的现实,但巴勒斯坦人一直以“离散者”的身份主张回归的权利却是另一条主线。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喜欢或者承认以色列,而是说明,在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个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同样起到很大的作用,影响着个体和家庭的选择。尤其是,合法居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口已经超过了以色列全国人口的20%,而在耶路撒冷等边境城市这一数字可以高达三分之一,这些在以色列被视为“二等公民”(不允许服兵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并不希望回到西岸地区等看似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区域,而是以“第三国家”的现状存在于巴以边界上,利用身份的优势往返于两侧,将巴以边界变成一个“互动空间”。而隔离墙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将这一具有巴勒斯坦人主体性的“互动空间”还原为以色列可操控的“例外空间”,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从广义的巴勒斯坦人群体中剥离,却包含在以色列具有排斥性的人口治理体系之中,即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包含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同样可以证明隔离墙的修建从来不是为了区隔巴以社会,而是奠定了以色列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也只有在此意义上,犹太人对于人口优势地位下降的担忧才能逐步消减。

如今,巴勒斯坦人更广泛地参与到以色列的公共建设和第三产业之中,尽管他们往往被定义在处于被剥削、压制和歧视的情景下,但接受了生命政治规训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更倾向于被纳入而不是排除在以色列的管辖之外,例如对于高等院校的选取、工作地点的选择、生计方式的开展等方面。同时,在基础设施层面,自1967年以来,西岸地区的自来水系统逐步由以色列方面完成,覆盖了超过90%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与此相似的还包括道路和公交系统、边界管理等方面,甚至隔离墙修建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同样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体。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以色列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包括巴勒斯坦人对本方政治主体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暂时没有想到或找到比以色列更有效的管理主体,从而在现实生活层面,巴以关系呈现出一种“合作”的状态。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并不是要强调当前巴以关系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而是希望呈现出一个事实,即现实层面的巴以关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并不能用地缘政治定义下的“巴以冲突”进行简单概括,因此“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被大大降低。如果贸然推行“两国方案”,其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比维持现状更为严重,不论“一国方案”是否可能,但现实生活中的巴以社会愈发趋向于“整体”却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基础事实。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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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定视角看,建国似乎更符合犹太人的想法而不是阿拉伯人;而隔离墙所指涉的安全和防御,实际上正在让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愈发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两方。

图片/赵萱

(本文作者赵萱,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曾在耶路撒冷做过15个月田野调查。)

2018年5月14日,适逢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美国政府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建国送上一份“贺礼”;同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谈到支持以“两国方案”(two states for two people)的形式解决持续已久的巴以问题,并表示将在大约4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的1月,公开由其女婿库什纳主持的两国“和平方案”,不过时至今日,该方案公布日期依旧远未确定,而欧盟八国上个月发出警告称任何基于“两国方案”形式的协议都注定失败。

所谓的“两国方案”,指的是,通过建立两个民族国家最终解决巴以问题,其具体目标是,通过国际协商的手段,基于族群、信仰以及政治传统在当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地理范围内重新划定领土与边界,从而分别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与一个阿拉伯民族国家。这一意图可以追溯到1947年联合国有关巴以分治的181号决议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政治实践,尤其是随着2002年巴以隔离墙的修建、2011年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单位以及次年列入联合国的观察员国,“两国方案”的实施进程似乎有条不紊,通过“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也成了知识界一个看似长期的认识判断。

但如若从当代历史、地缘政治以及日常现状等多个方面考察,“两国方案”的实现却并不乐观,并且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图片来源:赵萱

“两个国家”概念和认知的产生

1993年第一次奥斯陆协议将约旦河西岸视为独立领土,尽管并没有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而坚定的承认,但却促成了巴勒斯坦未来将以约旦西岸地区为基础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普遍认知。不过,据巴以问题研究权威专家大卫·纽曼(David Newman)的分析,这一始于以色列建国前夕的认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是极为抽象甚至偏离实际的;因为,鉴于近东地区漫长的帝国传统,该地区的广大民众长期接受并习惯于整个区域由一方单独统治而非共享。

对于多数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接受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概念是相对新近的产物,并且未必具有可行性。在观念层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之后,以色列人才渐渐感受到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然后族群与领土分离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以色列的公共话语中。而在现实层面,真正令犹太人担忧的是以色列在人口上被巴勒斯坦人迅速提升的数量优势所淹没。因此,如果支持其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可以避免此类危机,那么这可以成为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基于以色列的立国初衷以及政治、司法体系,保持犹太国家的独一性与整体性是其始终追求的终极目标,当人们意识到政府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持续占领或并入可能威胁到犹太人长期人口优势时,犹太社会内部对领土分离的支持开始潜移默化地提升。犹太人对于自身国家与国民安全的担忧将成为我们理解巴以关系和巴以问题的另一个出发点。

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接受以约旦河西岸地区为领土基础的立国方案,看似符合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建国愿景。但是,同样忽略了的是,领土概念所包含的有形与无形维度,或者说地缘与象征层面。接受方案意味着接受一种“整体性”的政治安排,其潜在的含义同样指向放弃这一“整体性”以外的内容。具体而言,接受上述的民族国家方案代表着将放弃巴勒斯坦人回归沿海地区的权利、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以及作为圣地的耶路撒冷。如果从这个视角入手,建国似乎更符合犹太人的想法而不是阿拉伯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众多政治协商中,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的“绿线”始终会成为阿拉伯方面更为青睐的界线。

图片来源:赵萱

隔离墙:以色列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技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便以安全为名计划修建隔离墙,并且自第一次奥斯陆协议以后,约旦河西岸地区也并没有向“整体性”的巴勒斯坦国靠近,而是被划分为A区、B区与C区,分别代表着巴勒斯坦控制区、以色列行政管理区和以色列控制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大政治主体在不同的分区中享有和施行不同程度的管辖权。只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隔离墙以及定居点修建的意义。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认为隔离墙是为了切割领土和族群,但若从政治技术的视角来观察,隔离墙是一种有关人口治理的“墙的技术”,具有生命政治意涵(注:“生命政治”概念源自于法国政治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论述,其具体指向对于人口的培育,而非单纯的领土)。隔离墙并不是单纯依靠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而维系,却是民事力量进驻的平台,因为分区的划分是行政意义上的而非单纯的军事控制。在领土空间维度,隔离墙从来不是一条用于分隔巴以的线段,而是希望使得巴勒斯坦社会变得“曲曲折折”(zigzag),服务于以色列的空间治理体系。隔离墙与定居点、道路,尤其是边界上的检查点(checkpoint)相组合,其辐射的空间范围超过了40%的西岸地区领土,不仅没有分隔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反而使后者愈发依附于前者的行政管理与生命政治体系。

据2017年的统计,巴以边界上的固定检查点已达到98个,并且逐渐发展为设施完备的大型过境站点,这在巴以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伯利恒附近的吉洛(Gilo)检查点为例,每天需要通过检查点进入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数量可达到15000人,其中包括4000-7000名男性劳工。从而,我们不难看出隔离墙所代表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完全由以色列的时空管理所支配,乃至“俘获”,进而实现群体的分类、巴勒斯坦人身份的再生产、廉价劳动力的获取、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群体规训等多重治理目标。反过来,通过检查点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且普遍的“巴勒斯坦人经验”,他们习惯也利用着隔离墙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差异,存续自身的社会乃至从中取利,衍生出“检查点经济”、“跨界贸易”等多种“在边界上”(注:阿拉伯语拉丁字母转写为ala l-huduud)的日常生活形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隔离墙(security wall)所指涉的安全和防御,其实是正在让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愈发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两方。

图片来源:赵萱

日益频繁的跨界流动与“合作”

1981年,以色列立法宣布耶路撒冷为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1988年,巴勒斯坦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全国大会”上宣布“建国”。自80年代起,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两个国家的浮现与渐行渐远,但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事实是,巴以之间的跨界流动日益频繁,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争先恐后地进入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的沿海腹地。这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因素,要知道巴以之间的生活水平,尤其是收入水平差异可以大至5倍乃至更多,更不论教育、医疗等现实需求,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不可忽视的目的地。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被迫或主动离开以色列是我们承认的现实,但巴勒斯坦人一直以“离散者”的身份主张回归的权利却是另一条主线。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喜欢或者承认以色列,而是说明,在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个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同样起到很大的作用,影响着个体和家庭的选择。尤其是,合法居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口已经超过了以色列全国人口的20%,而在耶路撒冷等边境城市这一数字可以高达三分之一,这些在以色列被视为“二等公民”(不允许服兵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并不希望回到西岸地区等看似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区域,而是以“第三国家”的现状存在于巴以边界上,利用身份的优势往返于两侧,将巴以边界变成一个“互动空间”。而隔离墙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将这一具有巴勒斯坦人主体性的“互动空间”还原为以色列可操控的“例外空间”,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从广义的巴勒斯坦人群体中剥离,却包含在以色列具有排斥性的人口治理体系之中,即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包含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同样可以证明隔离墙的修建从来不是为了区隔巴以社会,而是奠定了以色列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也只有在此意义上,犹太人对于人口优势地位下降的担忧才能逐步消减。

如今,巴勒斯坦人更广泛地参与到以色列的公共建设和第三产业之中,尽管他们往往被定义在处于被剥削、压制和歧视的情景下,但接受了生命政治规训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更倾向于被纳入而不是排除在以色列的管辖之外,例如对于高等院校的选取、工作地点的选择、生计方式的开展等方面。同时,在基础设施层面,自1967年以来,西岸地区的自来水系统逐步由以色列方面完成,覆盖了超过90%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与此相似的还包括道路和公交系统、边界管理等方面,甚至隔离墙修建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同样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体。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以色列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包括巴勒斯坦人对本方政治主体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暂时没有想到或找到比以色列更有效的管理主体,从而在现实生活层面,巴以关系呈现出一种“合作”的状态。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并不是要强调当前巴以关系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而是希望呈现出一个事实,即现实层面的巴以关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并不能用地缘政治定义下的“巴以冲突”进行简单概括,因此“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被大大降低。如果贸然推行“两国方案”,其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比维持现状更为严重,不论“一国方案”是否可能,但现实生活中的巴以社会愈发趋向于“整体”却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基础事实。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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