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彦斌

编|马蓉蓉

1997年，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在三联书店出版，时间真快，都超过20年了。应该说，这本书并没有完全回应了大历史的问题，但是，本书的书名昭示了一种理论上的雄心，也把人们带入了对大历史观的期盼当中。

大历史观当然可以无限大，对过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构想都可置入大历史观当中，从宇宙起源到无穷尽的未来，尽在于兹。从先秦的阴阳家和汉代的儒者，到近代哲学家，都曾想把宇宙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显然，这已不是作为史学研究专业人士的狭义历史学家和从不同人文与社会科学出发深度关注历史的广义历史学家所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的大历史观，实际上是大历史当中的一小段，也就是文明起源以来的历史，直至当下。和宇宙比起来，这段历史短极了，完全没有沧海桑田那么漫长，但是，已经足以复杂而迷人。

重塑中国历史观的时代来临

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意识和深厚史官传统的地方。强烈的历史意识，或许来自早期的“绝地天通”和祖先崇拜，绝地天通使得早期的国人不必完全被神的谱系所遮蔽，而总要思考人间的事务；祖先崇拜意味着人们总要把一代代祖辈记录下来。

我们可以注意到，某姓之国在先秦是一个基本描述，姓氏是祖先的标志，也是国别的象征之一，还代表了其与别国的天然亲近关系，在此意义上，祖先崇拜不仅是一种信仰，还与国家层面的光荣与和平相联。正因此，先秦的历史意识浓厚。史官传统或许也是神启效应黯淡和理性思维强化的表现，既然不能从某种占卜中得到准确答案，就从历史中寻找案例——在这个意义上，先秦的国家治理也有某种英美普通法的味道，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谓资治通鉴，大约正来自于此。

孔子是一位重礼的读书人，但是孔子编订的书里最重要的两本恐怕是《春秋》和《诗经》，一个原因是春秋的材料是现成的——史官积累而成，另一个原因是孔子也生活在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氛围当中。

春秋公羊学派的历代学者们把孔子当成了素王和立法者，以《春秋》为裁决依据。这也代表了某种从“以史为鉴”到“以史为法”的历史观。屈原的《天问》同样是其诗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史诗，有说法是屈原是面对着楚国王城的壁画来写诗，假使如此，那么，楚国的历史不仅形诸文字，还是美术作品。

大体言之，中国的大历史观之认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轴心时代，随着学者孔子将历史叙述为一个他所确定的谱系，春秋以前的大历史观固化在尧舜文武上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即将尧舜确立为可资上承的祖先，将文武确立为制度上传承的对象。

第二个阶段是司马迁，彻底确立了史学著作体系，也将历史彻底裁断为我们今天熟知的样子。

第三个阶段是清代，以学术考证反观历史，并不袭叨古人的定见，并将历史学开拓为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显赫的显学。

第四个阶段是近现代以来，天不爱宝，史料频现，群星灿烂，各有佳品，王国维等自不必说，最为人们熟悉的当然是斯大林所创立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当中，如人们所看到的，至少“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出现了三重不准确：西方的领主以封建概括不一定合适，中国固有的“封建”远在这里所说的封建之前，封建主义就字面而言也不太能看到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也不是说与此相关，我们才要找寻大历史观，但是这毕竟也构成了找寻新大历史观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自然还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重塑中国历史观的时代。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急躁的赶路途中，如今可以静静回望几千年逝去的河流了。

就我而言，将探寻新大历史观，提炼自然法典之法则，总结温和自由主义理念看作自己的三大任务。我之版本的新大历史观，简单说就是将尧舜视为立国时刻，尧舜夏商周为联邦时代；秦汉为立教时刻，秦汉至清为帝国时代；清末为立宪时刻，清以来为宪治时代。为此我便开始准备《联邦时代》的撰写，以为探寻新大历史观的起始。

探寻大历史的途中拾遗

我在2018年所读的部分书，算是探寻新大历史观起始的路上看到的花朵：

道格拉斯·诺思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是“名家大课”系列中讲的一本书，如我在讲稿中所言，其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句具有魅力的主题句，诺思没有太涉及，但是，诺思以“觅食秩序”“入口限制秩序”“入口开放秩序”来概括万年历史，还是勇敢而有见地。他当然也启发我们，有意义的分期对如何认识历史是极为重要的，而且这项工作可以由非狭义历史学家来做。我们自亦可当仁不让。

美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罗泰的《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华裔美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李峰的《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是三部考古学的杰作，这三部书是非考古学的人根本无法完成的。

就我读来，便能感到，在认识周与周前历史的问题上，考古学家似乎有一种傲立于学者群中的自豪感，文献是混杂而不可辨的，即使清华简也是文献，只不过是早出而未经秦汉修改的文献；考古出的各种器物却是时代的最好证据，是案发现场的一手材料，我读后当然会“松口气”，因为我们的判断与他们并不相悖，而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叙述中不周密的地方，考古学家当然也可以不周密，正如一个老刑警断案、老吏断狱也会因证据不足而不周密。

李峰著作最明显的地方恐出在他对邦的认识上，而对邦的认识正是我重新认识先秦史的起点。

与前三书相比，历史人类学家张岩的《〈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侧重了非考古材料的使用，从可读性来说，张岩的著作反而胜出一筹。对图腾和部落的研究是张岩的长项，某种意义上也抓住了先秦尤其是周前的核心命题，可能比考古学家更能触及本质。由此，或许也在于考古对认识山海经来说材料太过缺乏，而山海经本身无法绕过，于是张岩依然从图腾和部落来认识山海经，从而把山海经这个经由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父子之一的刘向、刘歆合编的著作内涵挖掘出来，形成无固定时间的史书，其意义自然不亚于考古学著作。

历史学家田昌五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和《华夏文明的起源》，是一位觉醒的历史学家的奋发之作，从晚年著作看，田昌五生而慧敏，但毕竟早年被史学流行话题带走，应该是浪费了一些时间。晚年他终于悟出了中国史的分期之道，并被王震中等学者所承继而发扬。尤其是从酋邦到帝国的划分，让田昌五与同辈人不同。

他在《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中写到：“历史学是观念形态中的历史。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但观念形态中的历史却是不断改变的。历史的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但古今之变还是能通的。”这就给当代广义历史学家们鼓了劲。

法学家苏力的《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应该是他献给当年曾就读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的一份礼物。是一位壮年学者对早年念念不忘知识的整体思考。我们虽然不赞成他对法治的认知，但致敬于他在思考历史与当代时的“体察感”。这种体察，使得苏力不需要皓首穷经，而可以看到制度形成的逻辑机理。苏力粉丝众多，但是他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粉丝，而在于不同。

作家阿城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起源》是一部参照了考古学家冯时的《中国天文考古学》而颇有洞见的作品，将上古北极崇拜、商代青铜纹理与当代苗族图案揉而叙之。

说到期盼2019年之读书，我第一个期盼自然是我的两部书稿《立宪时刻的复调想像》和《宪法疏议》可以如愿出版。

探寻大历史观，探寻法意和制度之理

最后，谈谈其他书。就古诗、现代诗和西方诗作来说，黄濬的《聆风簃诗》和蔡恒平的《谁会感到不安》当中的十四行诗，黄灿然翻译的《布莱希特诗选》都是杰作。黄濬是一位被忽视的二十世纪初年的学者和诗人，其经历大约有周作人的味道，而其作品无疑是出色的。诗集的第一首诗，“残宵中酒初增病，薄雪骑春正酿寒”，就让改革开放以来在古诗词方面的打油诗式教育黯然失色。文艺复兴是两个方向的，一方面是向自由和良序的进发，另一方面，是重拾古典文化——黄濬就是一个示范者。

就辞书来说，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和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是去年才买的大典。此二书与《汉语大词典》一起构成当代世界三大中文词典，而诸桥辙次是奠基者。就小说来说，格非的《望春风》和刘天昭的《无中生有》都可谓杰作。

回到新大历史观。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我所身处的法学界，想要探寻新大历史观是有难度的，在中国的情况是比较视野还上不来。李峰先生在谈到芝加哥大学六年求学时说：“我初步(只能说初步)了解到中国研究以外学问之深、之大，并且领略到这些学问是怎样在一个大千世界里互相连接，并互为基础。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达自不待言，特别是罗马历史的研究，深感到其事实考证之精密，理论阐释之深邃，实是叹为观止。”

在法学界的情况是，学者对考古不熟，历史典籍与古文字学的精细训练不够。好在法学界能培养一种问题意识。如果按照韩愈在《原道》中的说法：“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则礼乐刑政作为中国史中的半壁江山，都可归于大的法学认知范畴。而韩愈对尧舜禅让与帝制演变的讨论和柳宗元的封建论，实际上与当代法政理论也颇有相通之处。

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当然不是几句法条和一间法庭，而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历史(不是赞美历史，而是认识历史)与理念相融合的系统。由此，探寻新大历史观，也是探寻某种法意和制度之理的历程。

许章润先生的《汉语法学论纲》是示范之作，那么，恰好我们也可以蔡恒平的半首诗《汉语》来结束本文：

数目庞大的象形文字，没有尽头

天才偶得的组装和书写，最后停留在书籍之河

最简陋的图书馆中寄居的是最高的道

名词，粮食和水的象征；形容词，世上的光和酒

动词，这奔驰的鹿的形象，火，殉道的美学

而句子，句子是一勺身体的盐，一根完备的骨骼

一间汉语的书房等同于一座交叉小径的花园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现代法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