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非虚构故事集：我的这一代”，作者为William Styron。作者在1991年2月受《生活》杂志之邀写就本文。彼时正处于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正准备从陆路进军伊拉克，本文原本是《生活》杂志为此发行的特刊中的一部分。但1991年3月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特刊计划因此取消，本文也就未能发表。

1943年7月我刚满十八岁，已经在海军陆战队做了大概五个月的列兵。当时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还没打到一半。我保存了一张那时候的照片，照片中的我脸上流露着天真和乐观，这让我想起了现在准备参加沙特阿拉伯战争的年轻海军陆战队士兵们，他们的脸上也有着同样的表情。回忆起来，那时候我并不真正害怕受伤或死亡——这种恐惧还要过一阵子才会来。太平洋上的冲突还远在天边，而且尽管我们打了一些败仗，在所罗门群岛损失了许多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还在新几内亚和阿留申群岛损失了大量陆军），但惨败于我而言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抽象概念。此外，我也很想考验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我当时还不可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即将来临。

大部分美国人在二战期间都充满了对美国的真挚的爱，显示出一种在当下的海湾战争中很难见到的投入感和理想主义。而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参站双方都极其缺乏道德支持。但那时面临的情况与其他战争不同，不是像摩尼教中（Manichaean）的善恶冲突那样，还能容许美国在最后一刻保持正直。在那些年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实质上的亵渎：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的生存危在旦夕，我们国家的土地被日本在珍珠港用残暴的方式肆意侵犯，还使得约2500人丧生（当然也还有希特勒，但是我们海军陆战队几乎没有考虑欧洲战事，那是陆军和海军的战场）。勇气、献身、荣誉，这些美妙的想法在美国孩子的心中剧烈地回荡着。对我这样的孩子而言尤其如此，我在裕仁天皇的名字还没有家喻户晓之前就立志要加入海军陆战队。文化和传统在我身上交汇融合，使我对军事荣誉涌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种热情有什么怪异，甚至有什么不正常。尽管我们关切和平和维护和平，但我们的社会始终保有着嗜血的特性，鼓励大多数男孩珍视战争艺术，盼望着自己成为合法的杀人者。

我父亲在海军工程师外表下却保有着诗哲学家的灵魂，我不止一次地听他用反感的尖酸语气说过，美国天生的宿命就是战争。他的确应当知道这一点，因为战争就像噩梦一样盘踞在我们家族的过往之中——我的爷爷曾经是一位十五岁的南部联邦士兵，还有两位祖父死在了那次内战中——军队冷冰冰的大手几乎染指过我们周遭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弗吉尼亚州，是美国最好战的一个州（即使算上德克萨斯），作为曾经的英联邦的一员，弗吉尼亚完全被军事化了，以至于1930年代之前还组建过自己的军事基地。在距我家二十英里以内，就有诺福克郡（Norfolk）海军基地和空军站、兰利场（Langley Field）（现在是兰利空军基地）、尤斯蒂斯堡（Fort Eustis）陆军运输部、门罗堡（Fortress Monroe）海岸炮兵基地、约克镇（Yorktown）海军水雷库和朴茨茅斯（Portsmouth）海军造船厂。这些地方在大萧条期间曾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繁荣。我父亲既依赖军事产业，又为此受过伤害——他基本上算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位预言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出预言的那一刻。他当时受雇于纽波特纽斯造船厂（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这家造船厂现在是全国最大的私人船厂，当时他作为那里的中级工程师参与建造了硕大无比的航空母舰，“游骑兵号”（Ranger），“约克城号”（Yorktown），“企业号”（Enterprise），“埃塞克斯号”（Essex），以及“大黄蜂号”（Hornet）。我最甜蜜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被带去观看“游骑兵号”这一美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的首航。我看到当时的总统夫人，赫伯特·胡佛女士（whose slip was showing），尝试了三次才最终将船头的香槟打开，并将神圣的泡沫洒满全身。我们所住的公寓大楼与造船厂相邻，钉锤和打桩机制造出的喧嚣场面让我的母亲陷入了痛苦的狂乱之中。就好像噪音还不够似的，那儿还时常传来新款B17轰炸机（就是一个飞行堡垒）从兰利场起飞时的轰鸣声，有时还伴随着海军飞机的喧闹。终于，在某个酷热的夏日，我的母亲彻底被逼得发狂了。这位平常耐心又理智的女人开始愤恨地抱怨这可怕的噪音，抱怨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抱怨它们浪费金钱，它们带来混乱，它们毫无意义——所有的着一切，她说，仅仅是为了在和平时期维持一个臃肿的军事体制。我的父亲通常对母亲很温柔，但这次突然发了脾气，骂我母亲是个鸵鸟，只知道逃避现实。“我们正在准备战争！”他大声吼道，手势指向了我，“准备一场我希望我儿子可以从中幸存下来——如果幸运的话——我的孙子也可以幸存下来的战争。战争，亲爱的，是这个国家的宿命——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我们会将战争永远进行下去——只要我们有钱有枪！”

这些预言至今仍让我不寒而栗。那时候它们吓到了我。然而，我父亲的狂怒和忧虑并没能阻止我，没几年我就成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员，成为了他精确预言的战争中的一位热切的学徒。我是一位军官候选人。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的二等中尉看起来是全世界最优雅的命运。我对海军陆战队所产生的飘飘然的狂热大部分当然都源自于那身充满诱惑力的制服。长久以来我都渴望成为最坚强最优秀的一员，成为拥有光辉历史的海军陆战队员，它们充满了让人迷醉的男子气概和献身精神——当然，我也渴望获得那身制服。数不清的年轻人被这身性感制服诱惑而走向死亡。金色丝带，草绿军装，镜子般耀眼的科尔多瓦皮制靴子，齐整的挂着四叶草穗带的军帽——这样的冲击会让一堆我们想要征服的女孩小鹿乱撞。但这一短暂的诱惑是用可悲的太平洋战争的现实交易来的，是用粗布工装服和恐惧交易来的，当我终于在1945年的夏天卸甲还乡时，它们离我的距离近的让人窒息。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充满了杀气腾腾的混乱，像我们这样的二级中尉都清楚地，深入骨髓地知道我们的士兵在最近两场屠杀战役中的命运：硫磺岛战役（美军死亡6800人，日军死亡20000人）和冲绳岛战役（美军死亡12500人，日军死亡135000人）。我成了鉴赏这些骇人数字的行家。

我和我的战友们都免于参与那场令许多其它人激动的历史事件：核弹攻击。就在我受训带领一个排的步兵进攻日本本土时，那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了。如果战争不是以这样一声巨大的爆炸而结束的话，我的整个排就几乎铁定会参与到最后的屠杀血战中去（预测死亡人数，美军十万人，日军最高一百万人）。在休战后的时间里，我立刻回到美国，过上了普通的市民生活，战争看起来变得无关紧要，父亲的预言也淡出了我的脑海。和平似乎将充满无边无际的漫长未来。然而休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了。我由于英勇无畏一直留在预备役部队中，此时被征召进入现役军。我在和平时期的悠闲生活中变得柔软而温和，再也不是那个雄心壮志的海军陆战队战士，我在难以置信的情况下连续几个月在北卡莱罗纳州的沼泽中陷入噩梦，我在那里重新学习步兵技能，并要用这些技能去杀——或被杀——陌生的凶恶的亚洲敌人。

我的运气此时发挥了作用。我由于眼疾而免于服役，从记录下来的朝鲜半岛的动荡看来，那远远算不上是一场能与二战相提并论的战争，我也因此没有对不参战的愧疚之情，尽管我的好朋友死在了长津湖水坝这样的地方，尽管我也对最终的屠杀战役感到极度痛苦（美军死亡33000人，韩国和联合国军队死亡75000人，解放军死亡总数超过两百万人）

越南战争时我已经超龄了，尽管如此它还是让我更显苍老。我父亲阴冷的预言在那个夏天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南亚的战争持续了一整个时代。我朋友的儿子死在了那里；我的灵魂在那些丑陋的年月里被生生折断。那是一场难以形容的肮脏劫难（美军死亡58000人，南越死亡99000人，北越死亡至少一百万人），它深刻地侵蚀了美国梦，这看起来是那么的难以置信，我们居然让一生中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死亡惨剧！

但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想法时，我能看见阿拉伯沙漠埋葬了男孩们的脸庞——像四十年前的我那样急切的鲜亮的脸庞——然后我震惊地发现，这些孩子的年纪不是我父亲的孙子，而是他的曾孙，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会看见他残酷的预言不仅成真了，还会意识到现实已经超越了他最黑暗的想象。他认为战争是美国的宿命的想法会得到验证，他还会疑惑，就像我现在一样，究竟有多少各国的年轻的孩子最终会进入这个由历史学家列出的凄冷的战死名单。或许不多，或许很多，但无论如何，这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

（翻译 汪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