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你，我们，他们》一书中，作者丹·格里顿探究了关于“桌面屠夫”的纳粹历史。

米哈尔·德克尔追溯了二战中1000位小逃亡者的故事，犹太孩子们从波兰一路跋涉来到伊朗，翻开了大屠杀历史中不寻常的一章，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大江健三郎为什么要在冲绳寻找“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答案？50年后，孙歌怎样将冲绳、金门与韩国联系了起来？

二战后的几年间，英国的法西斯分子仍在持续针对犹太人。丹尼尔·索纳本德在新书《抗击法西斯》中讲述了43小组反击的故事。

“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场自然灾害，而日本人就是无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响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无助地接受和容忍。”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为我们讲述了1944年美苏联合行动的故事，以及他对“愤怒一代”的看法。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试图在一个彼此关联交互的动态世界里审视日本的过去，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日本的“内部决策”。

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前的作品一样，《我还是想你，妈妈》不只提供了很久以前的战争亲历者的声音，同时引领我们去关注那些年轻脆弱的人。

“电影更多放大了他作为关键领袖，在关键时刻的犹豫和动摇，但真实的丘吉尔可能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更坚定的人，而且我不觉得他做政治牺牲会有道德负担。”

终其一生，莱维拒绝洗去“174517”的文身，这串数字后来也铭刻在他的墓碑上，与大理石一起永不磨灭，长久述说着最彻底的罪恶和最顽强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