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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犹太公证人或为出卖《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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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犹太公证人或为出卖《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罪魁祸首

阿诺德·范登堡以透露他人藏身处为交换条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

1940年,安妮·弗兰克在学校里。图片来源:Everett Collection/Rex

由某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领衔的一个旧案小组近日指控一名犹太公证人(notary)为向纳粹当局出卖安妮·弗兰克及其家人的主要嫌疑人。此人名为阿诺德·范登堡(Arnold van den Bergh),已于1950年去世,这项指控乃是基于一项为期六年的调查,以及安妮之父奥托·弗兰克于战后返归阿姆斯特丹后所收到的匿名信。

匿名信声称,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德国占领者强迫犹太人成立的行政管理机构——范登堡将弗兰克一家的藏身处以及其它一些躲藏者曾使用过的地址透露给了纳粹。

依照联邦调查局退休侦探文斯·潘考克(Vince Pankoke)及其团队收集来的研究,罗斯玛丽·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纪录片与配套的《被出卖的安妮·弗兰克》一书中提出,范登堡的动机是贪生怕死以及担心家人被害。

潘考克得知,范登堡曾设法让自己被划为非犹太人,但他在某次商业纠纷后又重新被定性为犹太人。

据悉,范登堡在赫尔曼·戈林等纳粹头目强买艺术品的过程中担任过公证人,他以透露他人藏身处为交换条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他本人以及女儿后来也都没有被送进纳粹集中营。

在1944年8月4日被发现前,安妮·弗兰克和她的父亲、母亲伊迪丝和妹妹玛戈特已一同在阿姆斯特丹约旦区运河边一处库房上方的隐蔽附属建筑中躲藏了两年。

这位年轻的日记作家被送往韦斯特博克中转营,继而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后到了卑尔根-贝尔森,安妮于1945年2月在该处去世,年仅15岁,死因可能是斑疹伤寒。她业已发表的日记所跨越的时段为1942年至1944年8月1日,她正是在这一天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

经过了一系列调查,究竟是谁将纳粹带到附楼的谜团仍未得到破解。据称1980年去世的奥托·弗兰克对那个人的身份已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他始终没有将此公开。

战争结束后若干年,他告诉记者弗里索·恩特(Friso Endt),自己的家庭被犹太社群里的某个人出卖了。旧案小组发现,米普·吉斯(Miep Gies)是当初帮助这家人住进附楼的人之一,他1994年在美国演讲时于不经意间透露称,背叛安妮一家的人已于1960年离世。

警方于1947年及1963年先后就弗兰克一家被出卖一案的相关情况展开过两次调查。侦探之子阿伦德·范·赫尔登(Arend van Helden)负责第二次调查,他将匿名信的打印本提交给了旧案的复查人。

新书作者沙利文称:“范登堡是个很有名的公证人,在当时属于阿姆斯特丹六大犹太公证人之一。在荷兰,公证人更像是享有崇高名望的律师,因公证人的身份而广受尊敬。那时他正与一个委员会合作帮助犹太难民,早在二战爆发前他们就逃离了德国。

“匿名信没有直接提及奥托·弗兰克,只是说‘你的地址被出卖了’。因此,真实的情况是,范登堡掌握了一些犹太人的藏身地址。这些地址与具体的人并没有确切的联系,也不能保证当初藏身于此的犹太人依然还在这里。他是为了逃避惩罚才把这些信息交出去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性命以及家人。个人而言,我觉得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翻译:林达)

来源:卫报

原标题:Anne Frank may have been betrayed by Jewish notary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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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犹太公证人或为出卖《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罪魁祸首

阿诺德·范登堡以透露他人藏身处为交换条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

1940年,安妮·弗兰克在学校里。图片来源:Everett Collection/Rex

由某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领衔的一个旧案小组近日指控一名犹太公证人(notary)为向纳粹当局出卖安妮·弗兰克及其家人的主要嫌疑人。此人名为阿诺德·范登堡(Arnold van den Bergh),已于1950年去世,这项指控乃是基于一项为期六年的调查,以及安妮之父奥托·弗兰克于战后返归阿姆斯特丹后所收到的匿名信。

匿名信声称,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德国占领者强迫犹太人成立的行政管理机构——范登堡将弗兰克一家的藏身处以及其它一些躲藏者曾使用过的地址透露给了纳粹。

依照联邦调查局退休侦探文斯·潘考克(Vince Pankoke)及其团队收集来的研究,罗斯玛丽·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纪录片与配套的《被出卖的安妮·弗兰克》一书中提出,范登堡的动机是贪生怕死以及担心家人被害。

潘考克得知,范登堡曾设法让自己被划为非犹太人,但他在某次商业纠纷后又重新被定性为犹太人。

据悉,范登堡在赫尔曼·戈林等纳粹头目强买艺术品的过程中担任过公证人,他以透露他人藏身处为交换条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他本人以及女儿后来也都没有被送进纳粹集中营。

在1944年8月4日被发现前,安妮·弗兰克和她的父亲、母亲伊迪丝和妹妹玛戈特已一同在阿姆斯特丹约旦区运河边一处库房上方的隐蔽附属建筑中躲藏了两年。

这位年轻的日记作家被送往韦斯特博克中转营,继而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后到了卑尔根-贝尔森,安妮于1945年2月在该处去世,年仅15岁,死因可能是斑疹伤寒。她业已发表的日记所跨越的时段为1942年至1944年8月1日,她正是在这一天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

经过了一系列调查,究竟是谁将纳粹带到附楼的谜团仍未得到破解。据称1980年去世的奥托·弗兰克对那个人的身份已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他始终没有将此公开。

战争结束后若干年,他告诉记者弗里索·恩特(Friso Endt),自己的家庭被犹太社群里的某个人出卖了。旧案小组发现,米普·吉斯(Miep Gies)是当初帮助这家人住进附楼的人之一,他1994年在美国演讲时于不经意间透露称,背叛安妮一家的人已于1960年离世。

警方于1947年及1963年先后就弗兰克一家被出卖一案的相关情况展开过两次调查。侦探之子阿伦德·范·赫尔登(Arend van Helden)负责第二次调查,他将匿名信的打印本提交给了旧案的复查人。

新书作者沙利文称:“范登堡是个很有名的公证人,在当时属于阿姆斯特丹六大犹太公证人之一。在荷兰,公证人更像是享有崇高名望的律师,因公证人的身份而广受尊敬。那时他正与一个委员会合作帮助犹太难民,早在二战爆发前他们就逃离了德国。

“匿名信没有直接提及奥托·弗兰克,只是说‘你的地址被出卖了’。因此,真实的情况是,范登堡掌握了一些犹太人的藏身地址。这些地址与具体的人并没有确切的联系,也不能保证当初藏身于此的犹太人依然还在这里。他是为了逃避惩罚才把这些信息交出去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性命以及家人。个人而言,我觉得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翻译:林达)

来源:卫报

原标题:Anne Frank may have been betrayed by Jewish notary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