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如何做到在德国找到他弟弟住址的？他怎么可能在前苏联首都庞大的蜂窝房系统中精确定位到一扇具体的家门？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扇门的存在？

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中，普通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在对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的专访中，他也分析了个人遭遇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阿诺德·范登堡以透露他人藏身处为交换条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欺骗吗？说谎者相信自己撒的谎吗？他们能够识别虚假吗？

在新书《闹鬼之地》中，莫妮卡·布莱克讲述了信仰治疗是如何在二战失败后的德国蓬勃发展的。

列维纳斯关于面容的抵抗最终诉诸的是人们责任心的醒悟。奥斯维辛之后，当纳粹主义的宏大话语同焚尸炉的灰烬一道化为虚无，人们越来越发现，所谓集中营的黑暗地狱，细察之下不过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恶之平庸。

弗朗茨·卡尔·布勒的经历揭示出了精神疾病对艺术的贡献，以及这种联系如何被利用来策动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文化战争。

娜塔莎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里写道，尝试理清家族的关系网让她第一次明白“我并非身处人类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

纳粹高层的妻子在纳粹德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无论从制宪决断进程遭遇的种种质疑，还是从社会生活世界中深藏的世态民情看，作为革命与战败后复杂政治斗争产物的魏玛共和国，从它诞生开始就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威”，它更像是一项重大功利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