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于伟力

编|马蓉蓉

寒风凛冽的傍晚，祝薇裹着大衣，拿着手机默默地坐在咖啡店一角刷着购物网站。

“下个月6号是我妈妈56岁的生日，我想挑选一条围巾送给她。”祝薇抿了一口桌上热腾腾的咖啡，又埋头继续刷着手机，“心意送到就好，家就不回了。”

这是她选择不回家的第三年。理由很简单，家的定义已然从温馨的“避风港”，变为残酷的“审判庭”。催婚成为这个曾经亲密家庭唯一的话题。

年关将至，年轻人的春节焦虑也随之而来。“婚否”无疑是“恐家综合症”最主要的原因。

纵观整个中国，面临单身状态的远不止祝薇一个人。《中国统计年鉴2017》报道，我国单身人口总数已达2.4亿，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人口的总和。近日，珍爱网发布《2018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显示：深圳、北京、广州一线城市仍为单身重度地区。

某公园的相亲角，这样的相亲角在各地屡见不鲜。

2018年，在杭州举办的相亲大会有近万名单身男女参加。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离婚率不断上升。

《2018单身人群调查报告》同时道出了如今单生男女的佛系心态：脱单欲望降级，超7成单身男女脱单被动。

丢失在相亲里的自信

去年10月4日，祝薇过完了自己29岁的生日。在距离家门口5分钟路程的便利店内，她给自己买了一小块蛋糕，赶在零点时分，毫无仪式感地许下了生日愿望——“尽早嫁人”。

2019年，是29岁的祝薇来北京的第11年。此前，每到年末，她都会早早安排好行程，带着满满期盼和沉甸甸的礼物回家为母亲庆生，迎接春节的到来。如今，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的她，对于回家充满了抵触。

从几年前开始，被定义为大龄单身女青年的祝薇，一踏进家门就会遭到父母亲朋接二连三的“催婚”。“我开始认为这是她们对我长期漂泊在外的一种关心方式，我会认真地和她们坐下来交心。谁知时间长了，却变成了一种无尽的解释，在她们看来，我这个年龄没有对象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父母远在老家江西南昌，即使远在1500公里外，她也未能逃脱父母催促结婚的枷锁。“平时一天打3个电话，聊天的话题最终还是会落到什么时候处对象，邻居那谁谁都已结婚生子的问题上。有时候真的很想关机，让自己的世界清净会儿。”祝薇无奈地叹了口气，眉眼里满是疲惫。

这并不是祝薇一个人面临的情况，最近一档名为《我家那闺女》的综艺节目也能让人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压力，无论是36岁的节目主持人吴昕、32岁的演员袁姗姗、还是30岁的“蹦床公主”何雯娜，甚至生于1996年的游泳健将傅园慧，都被定位成急于结婚的大龄青年，在节目中相亲、经历“中年危机”、急于步入家庭……在此之前，综艺节目《我家那小子》中大龄单身男青年也不能幸免，催婚是这些节目的共同目的。

而电视之外的祝薇也开始选择妥协。父母经常念叨的话终于被她听进了耳朵里：“相亲认识的人家别的不说，至少家境、为人都是知根知底，这一点还是让人放心的。”由于30岁的迫近，也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生日愿望，她决定接受父母安排的一系列相亲活动。“或许相亲，的确是挑选结婚对象的好途径。”

然而，在相亲的道路上，祝薇走的并不顺利。两个月内，她完成了父母交代的10场相亲。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相见，始终让她感到十分别扭。“无话可说”“没有心动的感觉”，成为一次又一次相亲无法继续的缘由。

“我可能不太擅长处理这种目的性很强的社交活动。”她解释着持续相亲的缘由，“爸妈会一再地让我多加尝试，他们认为相亲次数多了，我就能应对自如了。答应了第一次，就很难拒绝下一次。”

回想起多次相亲的失败，祝薇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都只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相遇。找到能搭建在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才是我们需要的。每次遭到拒绝后，我想会不断地自我反思究竟是哪里做的不够好，久而久之，连自信都失去了。”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大龄单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美国也有很多电视剧描写大龄单身青年的焦虑，只不过在中国语境中，这种现象显得更加突出。

这与中国上千年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中国文化一直强调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是一种职责，从文化的角度，面对大龄单身现象，中国人一时适应不了这种落差；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农业社会，结婚是很容易的，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发生变化，飘浮的心灵面对外部世界，找到合适的伴侣可能有困难。

在《2012年世纪佳缘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之“相亲渲染”》报告中：51%的男性和44%的女性表示，把相亲作为自己首选的交友方式。对于男性，每个年龄段都表示相亲是其首选的交友方式；但对于女性，年纪越小越渴望浪漫，只有进入迫切渴望结婚的年龄后，接受相亲的比例才超过50%。

“不可否认，年龄的增长和之前的失败让我感到焦虑。不过，虽然相亲模式让我感到不适应，但我依然渴望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祝薇还是决定，通过继续相亲找到另一半。

不婚族的时代选择

在部分适婚青年，因为年龄渐长、逼婚压力而深感焦虑之时，有一部分人却选择了享受单身生活。

陆涵便是其中之一。今年就要35岁的她是一位出色的辩护律师，内心深处有着“独立创办事务所，成为国际知名律师”的宏大理想。在她的整个生活轨迹里，事业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近期，她接了个大案子，干脆把办公室当成了临时的落脚点。

“我不认为两个人的生活，就一定比一个人过得幸福。至少，当下我的生活就十分充实。为事业付出的汗水，是为了保障自在的人生。”她表示，目前十分享受这种单身的状态，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也没有对这方面的焦虑。”陆涵的下个行程是去健身房健身。她今天和私教约好，要对最近的健身计划做个调整。

对于陆涵来说，单身意味着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自由”，这是她这位“单身贵族”最让身边已婚的姐妹们羡慕的。

谈及父母的态度，陆涵表现的格外理性和冷静：“爸妈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缓解他们的担忧和焦虑，就匆忙地走入婚姻。达到事业上的成功，是我清晰的目标。况且，也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生活，保证生活质量。即使一个人到老也能有良好的生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李银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我国目前在两性的问题上，正处于一个大变迁的时代。对于当代青年婚恋问题产生的原因，她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婚外恋”导致婚姻制度和人性，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二是爱情的有效期难以覆盖人类寿命，双方长久的生活反而会变成约束；三是男女平等，在过去结婚是女人唯一的经济来源，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便多了选择的权利；四是离婚成本过高，精神过于备受折磨；五是性的目的改变，在古代，性的唯一目的是传宗接代，在现代性的目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于不用传宗接代的人而言，结婚就没有绝对的必要。

陆涵坚定的认为，事业是她的主心骨，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回报。这种既能实现理想，又能变现的回报，何乐不为。而相较于感情，即便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可能都得不到圆满的结局。

《中国新闻周刊》做过一项关于不婚族的调查：中国不婚族群体在“85”前占比不足10%，而在“85”后和“95”后的占比分别为13%和18%。这组数据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5个“95”后的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不婚族：不想结婚，也不想组建成家庭。

对于陆涵们这样的想法，李银河表示担忧：“大城市实际上正在庇护更多失落的青年，他们充满焦虑和残缺的梦想，利用一切时间、精力在事业上拼命寻求发展，这会导致人在情感上的需求快速减退。因为麻烦、费神，人们宁可选择不要亲密关系，也不愿意为了建立关系去花费时间、精力付出努力，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陆涵选择“单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离婚率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恐惧。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是否长久，开始产生怀疑。2018年第一季度民政局公布的数据统计：全国的结婚人数为301.7万对，这与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人数的428.2万对相比，同比下降了29.54%。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结婚率普遍较低。而《人民日报》最新数据统计：从1987年到2017年，我国离婚数量从58.1万对增长到437.4万对，31年的时间，增长了6.53倍。这无疑给现代单身青年，造成了对婚姻生活的“心理阴影”。

“25岁之前，迷茫的是该怎样找个好男人。25岁之后，跳出这个问题漩涡，思考的则是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适合怎样的婚姻。”已经32岁的李诗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婚姻也有不同的认知，如今的她反而不再焦虑，现代青年探索的是一种新的婚姻模式。在想法和生活方式上比过去更为复杂。不合适的婚姻，反而会带来麻烦。

此外，越来越多的单身青年开始“用养猫狗的方式来慰藉孤独”的人生，婚姻似乎并不再是他们人生规划里的首要选项。提及宠物对自己的影响，李诗激动地表示，“养宠物”一方面源于她的喜爱。另一方面，这种“不吵不闹”的状态让她感到舒坦。“当我工作疲惫到家时，能听到家里有动静，不再一个是冰冷的空间。它的存在，也算是心灵上的安慰吧。”

只是希望孩子以后能有人陪

在中国，父母和子女之间对婚姻观念的认知一直存在分歧。过去的传统婚恋观，停留在“到了岁数就一定要结婚”“年纪大了就很难嫁(娶)”等层面上，这些在现代青年身上有了很大的颠覆。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婚恋观”和“超现代婚恋观”之间，存在的代际差异正在逐渐缩短。

婚姻家庭咨询师刘轩睿表示，这说明社会在快速发展，不同的生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更多的互动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男女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们在认知上的改变。

李诗的母亲张方芸在退休前，曾在一家三甲医院任职，丈夫是大学的英语教授。尽管家庭条件优越，女儿知书达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问题：“周围朋友的孩子都生二胎了，每次见面提到关于孙子孙女话题，我总显得不合群。”

为了能够了解女儿的生活，张方芸曾在北京陪女儿住了两个月。其间，她时常拎个菜篮子去菜市场转悠，也会和同龄人聊聊天。几番沟通下来，张方芸明显感受到，这边老人在聊天的时候，涉及子女婚姻的话题比老家要少得多。在儿女婚恋问题上，心态更加开放和包容，对子女婚姻的态度没有过去那么强硬。

后来，她也不再给女儿施加压力了。一方面，她意识到婚姻不能强人所难，如果子女一再坚持按照自己的规划走，也无法做过多的干涉；另一方面，受周围大环境的影响，“单身”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就不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异类”。

此外，也有父母表示这种所谓的“催婚”方式，可能给子女造成了误会。“我们能感受到大城市带给孩子的压力，也能理解孩子对婚姻有自己的看法。不是一定要干涉孩子的生活，而是每当想到我们终究有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才迫切地想让孩子尽快找到对象，希望他们以后能有人陪伴，不孤单。”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吐露出自己的心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代际差异的缩短？

李银河用过去在农村做生育意愿调查的例子称：“我曾走访浙江某个村子时发现，全村只有一个人终身未娶。这个人被全村人视为人生的失败者，一个特别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现代化城市，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观念发生改变。父母在子女婚姻问题上也见多识广，所以就不再认为子女是百里挑一的失败者。”

随着近年来青年群体内晚婚、不婚的现象逐年增多，“不将就”“没交际”“压力大”“想自由”是适龄、大龄未婚青年单身的主要原因，虽然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大规模的晚婚不婚现象也给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难题。“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加速，是最直观的反映。

事实上，不仅是在中国，这种趋势同样发生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少子化”与“老龄化”现象极为严重的邻国日本，近年来为改变这一现象付出了不少努力。央视财经曾报道：日本政府已把提高日本的出生率作为首要任务，近日还批准了一项有关免费学前教育的预算案，为扭转低生育率的局面迈出了第一步。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为改善青年婚恋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通过对青年婚恋观的教育引导、进一步规范网络婚恋服务等方式来逐步解决这一社会难题。

已经是晚上10点，祝薇失神地注视着街上一对情侣笑闹着走过，手中的书许久没再翻动过。准备起身离开时，母亲又发来了一条信息。“明天晚上8点，给你安排了跟涂阿姨的儿子见面。”

祝薇强打着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好啊，希望这次能相亲成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