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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2019经济能否企稳取决于去杠杆政策的调整

从“去杠杆”到“稳杠杆”,需要通过放松“去杠杆”政策,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实体经济融资难的状况,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企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胡颖君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去杠杆’政策,2019年中国经济的走向,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去杠杆’政策是不是能够得以调整。”1月17日,在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138期鸿儒论道论坛上,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作出如此表述。

从去杠杆政策背景来看,徐高指出,关于中国债务危机已经非常严重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中国的储蓄率是其他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的2倍,而从跨国债务比较来看,中国的债务也仅仅处于全球各个国家的中游水平。

中国债务的产生的核心原因是储蓄比较多,而储蓄就是收入减去消费,所以消费少,储蓄就多,因此削减债务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消费。徐高认为,在消费转型进展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基建和地产这两个“消费型投资”来拉动经济总需求有其合理性。

 “去杠杆”政策第一个表现是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紧缩。除此之外,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系列金融强监管政策的推进明显挤压了影子银行的扩张。需要指出的是,非标融资固然有很多风险,但是同时要承认这些非标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尤其满足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对于这些非标融资的挤压,事实上阻断了很多实体企业投放融资的渠道。因此,这一系列政策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受阻,实体经济融资难。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00.75万亿元,同比增长9.8%。2018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9.26万亿元,比上年减少3.14万亿元。

而当社融减少的同时,民企的融资成本却逆势攀升。在徐高看来,这是去杠杆的后遗症之一,即在经济减速过程中,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显著改善。“现在民企相对国企的信用利差已经处在了历史的高位,所以民企是很艰难的,去杠杆把社融搞下来之后,民企受的压力格外得大。”

“因此去杠杆政策需要调整,也正在被调整,宏观政策已经更多偏向于稳增长,从‘去杠杆’到‘稳杠杆’,需要通过放松‘去杠杆’政策,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实体经济融资难的状况,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企稳。”徐高说。

对于2019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徐高认为,如果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2019年GDP至少需要6.2%的增速。这是个铁底,它是社会信心的稳定器。

基于这一判断,徐高对各类资产的配置方向给予了建议:首先从债券市场来看,债券牛市基本上快到尾声了,但因为货币政策还比较宽松,还没到抛售债券的时候,但是要做好准备转变头寸。“现在利率很低了,但是信用利差很多,比如城投债,民营企业信用利差都很大,最后还是要靠基建稳增长,同时又在支持民营企业融资,所以这两个信用利差收窄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信用债配置价值比较高。”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万得全A市盈率历史低位,不过历史低位不代表不能再进一步跌了,但如果经济已经到底部区域,这个估值就很低了,并且有相当的吸引力了。从股债配比来说,股票配置价值现在比债券市场更大。

徐高认为,今年大宗商品进入熊市的概率较大。综合CRB工业原料指数和M1来看,M1处于低位,牛市基本不可能;此外,2016年供给侧改革带来上游高价格,增加了下游成本压力,所以限产政策本身也开始调整。

最后是汇市。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指数高度挂钩,美元强,人民币就要对美元贬,但是美国想一直一枝独秀不太可能,因为它的金融市场战略释放出了一些警示信号,比如美股下行压力比较大等。“我预计今年美国经济景气没那么强,美联储还会加息,但是会持续走弱,美元已经差不多到它的阶段性顶部了,因为它开始往下走了。因此,若不考虑行政因素,今年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在7这个水平上。”徐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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