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见识城邦

在大家过往的认知和印象中，杨照先生是一位作家和文化评论家，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杨照先生的另一面:一位历史学家，历史科班出身的史学工作者。

杨照先生本科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那个时候台湾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而且学生也是出类拔萃，出现过很多现在也依然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比如王汎森院士，许倬云先生，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李敖先生，都是台大历史系的。

后来杨照先生在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简称东亚系），这是一个博士项目，他主攻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跟随杜维明先生写作博士论文，并师从张光直先生学习考古学。

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时间，杨照先生分别用了五年的时间，在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面对普通上班族和学子，为他们讲述了中国通史，讲座的题目就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后来经过整理就成为了《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册，杨照，中信出版社

这套书分为13册，2019年陆续出齐，其中前三册是探讨中国是怎么出现的，中国源头在哪，从哪里来，以及中国从列国到帝国的演变。这是一个动态历史演变过程。

钱穆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时，坚持一个人独揽教授“中国通史”的工作，杨照先生对此十分认同，认为“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

这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个，它借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地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1月13日，杨照先生在单向空间为读者带来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新书分享会上，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中国通史的看法，以下是新书分享会上的部分内容整理：

一个人“不自量力”讲述中国通史的两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写一部中国通史，这真的叫作不自量力。我知道用一个人的力量写中国通史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中国历史每个领域都这么广阔，每一个断代和专门领域都有很多的专家。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做中国通史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因为这么多的专家在不同的历史断代和不同的领域做出了各自的突破性的研究和成果，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

过去100年当中，如果从人类，从一个很高的高度讲人类知识史方面重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尤其发生在中国——这个说法是我的偏见和私心，但是，我很想证明给大家看——这个知识取得最大突破的领域就是中国历史的研究。

如果把时间往回推100年，到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也就是梁启超撰写《新史学》（1902）和《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前后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与现在完全不同， 100年之后，我们几乎对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统统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

但是有些奇怪的是，明明在100年当中，中国历史研究有这么多了不起的、翻天覆地的、新的突破性成就、认识和理解，然而一般人所学到的中国历史，或者说我们所认识的中国历史，却跟100年前——1919年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没有太多不一样，这是很奇怪的落差。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在这100年把中国历史这个领域重新翻过一遍，长出了新的种子，有新的收获。可是在这10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好像不存在一样。

我们讲起中国历史，讲中国的起源，讲中国是怎么来的，我们还是从伏羲女娲开始讲起，从黄帝开始讲起，讲尧舜禹，这不是说不好，问题在于，100年前，中国人就是这样认识中国历史，我100年后还在讲同样的事情，这100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整个考古学界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还有三代考古，有那么多的发现都不在大家的脑海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还有更多的领域都有了这么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看法，却不为人知。

我为什么不自量力讲中国通史呢？因为有这么多杰出的学者，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给了我们这么多新鲜的、不一样的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我应该至少有这个能力，自己消化整理之后，把一部分我自己看到的新成果，理解后讲给大家听。

这是其中一个不自量力的理由。

另外一个不自量力的理由，让我觉得有一点惊讶，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而且非常讲究历史意识的民族，两千余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历史最根本的概念，或者说价值，这个本来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很宝贵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了解历史，大家都讲以古为鉴，这个以古为鉴只不过是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一个项目，或者只是一个面向而已。在司马迁那里明明就有一个更高端、更远大的关于历史的认知和理解，那叫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尤其是“通古今之变”这件事情，应该是文明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可是在大家今天的历史意识当中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什么是“通古今之变”？为什么要有通史？通史不是把历史的一段一段讲完了加在一起就成了通史。

司马迁当时写《史记》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写的断代史，不是写汉代的历史，也不是写周代的历史，他写的是通史。这通史的意义在哪里？意味着我们用广大的眼光，才能够认识到人类行为有一些我们可以认知的复杂性，这复杂性当中或许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通史的特性。

通史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当中消失了，通史就没有办法写。还有“通古今之变”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它很难用大家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做，因为每个人对历史的变化，如何解释，如何整理，如何理解是有差距的。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在意“通古今之变”这件事情，我希望用我一点点的力量把“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史的意义在这个时代传递给读者，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我在讲通史的时候发现，中国历史有非常关键的转折，这个转折要放到更长远的或者是更完整的通史的架构上来说。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册的内容当中，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大的架构来看中国的历史。

上古：轴心文明的突破

这套中国通史，我依循着司马迁的标准，追溯在当代背景下有充分证据可以相信的历史的开端。我为什么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因为现在考古学对新石器时代的挖掘，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知道中国是如何出现的，从中国如何出现开始讲起，到中国出现，这中间就是一个大的段落，在通史架构上把它称为上古时期。

上古时期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国在那样一个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文化出现之后，经过漫长的互动，形成了中国文明的特质，或者是中国文明的特色。

在这套书的第二册有一个稍微夸张一点，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原谅的书名，就是《文明的基因》，讨论中华文明基本的、不动的，或者说不变的性质是怎么形成的。在《文明的基因》这本书里，我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上古中国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如果用德国哲学家Karl Jaspers（雅斯贝斯）观察和分析人类历史所提出的很庞大的论题，这个论题是轴心时代的突破。

我们看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很有趣的共同现象：后来变成伟大的文明、重要的文明，几乎都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开端这一千年当中，经历了激烈的转化。在这个激烈的转化之后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轴心”。这个概念也告诉我们，轴心的突破在希腊发生，在近东发生，在印度发生，在中国发生。在这四大文明中看到了独立产生的轴心文化这个大的突破，很奇特，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人的眼光从上帝，或者是从神，转变成为以人为中心。

比如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到佛教这个转型上。释迦摩尼，原来作为中印度一个王国的王子，因为看到人生的苦痛，所以他不相信神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他相信人要获得智慧，要用这种智慧看清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流转，都没有长久性，你看清的时候，才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然后产生裂变。释迦牟尼的关注点是人，这是从神转变成人的巨大的转变。

所以，人类看起来在文明的进展上的的确确有这个共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了解，或者说我试图告诉大家，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产生的第一个大的转折，也就是如何出现这个轴心文明。轴心文明为什么叫作“轴心”？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比喻，就像门轴一样，门不管怎么开关，轴是不动的。中国是在周代出现了轴心文明的突破，涉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轴心文明突破了之后，中国文明的基本的内容是什么？

我在《文明的基因》里想把它写清楚，这里面就出现了中国文明最关键的一项特征——宗族智慧，或者说宗族系统。所以亲属系统和亲属关系，在中国文明中既是社会组织的原则，也是政治组织的原则，这是周代封建制最大的特色和特质。亲属关系、封建制度，接下来就产生了整个文明，重点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浓缩到孔子讲的最简单的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做国君的要像国君，做臣子的要像臣子，做老子的要像老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这都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这个定位需要我们熟悉和遵循，这是中国文明最根本的一项价值。

第二件事情是，接下来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套非表音的文字系统，中国文明靠着这套文字系统一直保持稳定，这是中国轴心文明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对于周代形成的这套文字系统，我们必须解释，因为我们要“通古今之变”，必须明白周代的文明轴心突破，是针对原来的什么文明产生的突破。

很幸运，过去100年当中，对于商代的考古，我们有了很大的突破，我们挖掘到了安阳，我们挖掘到了郑州商城，借助这些考古挖掘，周代的文明和商代的文明的的确确非常不同，因为商代的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那是一个神鬼的文明，所有的一切看向祖先，想尽一切的办法，包括用青铜器和甲骨文来跟上面存在的另外一个神鬼世界进行沟通，传递神鬼世界的信息作为人间的信念和支柱。

商代的那样一种文明到后来被周代的文明取代了，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轴心时代的突破，建立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轴心。这是我讲中国通史的时候第一个段落的转折。

古代：帝制文明的开启

第二个大的段落的转折，就是周代封建列国的状况，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于是原来的封建制度断绝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更加熟悉的，或者我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惯例，即公元前221年出现的皇帝制度，后来建立了秦汉帝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段落，是中国的“古代”。关于帝制，我们都非常熟悉，不多赘言。

中古：贵族阶层的崛起

在秦汉帝国之后，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到了汉末，整个东汉帝国开始瓦解，东汉帝国瓦解之后取而代之的不是新的帝国，而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是另一个中国历史的断代，或者说另外的时期，这个时期我在通史的架构下面，我把它称为中国的中古时期。

中古时期从汉末三国开始，时间非常长，一直延续到五代，要打破原来的王朝史的观念来看这样的“通古今之变”，或者说古今非常大的变化。什么是中国的中古时期，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中古史呢？

这个时代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结构，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常说的六朝，我们看到的是贵族阶层，贵族阶层在那个时代的地位非常惊人，因为他们是社会真正的中坚骨干。王朝来来去去，比如说南朝来来去去，换了好多皇帝，换了四个朝代，但是这些贵族一直都在那里：王家在那里，谢家在那里。刘禹锡写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最重要的是“王谢”这两个字。王家、谢家在几百年里，从东晋开始，这中间五个朝代来来去去，王家永远在那里，谢家永远在那里。

换了任何一个皇帝，都要来拜托王和谢家能够稳定政权。

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理解皇帝制度的时候，我们误以为，皇帝永远高高在上。中古时期的皇帝没有那么高，我们看到王家、谢家，他们是不屑于当皇帝，看不起皇帝的。皇帝都是武人，借由武力取得政权，而王家、谢家有他们自己的庄园，有他们自己的经济系统，皇帝得求他们，看他们的脸色。

《世说新语》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世家大族如何作弄皇帝和皇族，邀你到家里面吃饭，做客，就看你怎么出丑，因为你不懂我们贵族家怎么过生活。贵族家的生活非常细致和夸张，这是中古时期的特色，意味着帝国的系统不在了，这个政权到这个时候不是原来帝国的样子，皇帝和人民中间始终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中间阶层。

我刚刚特别讲到这个中古时期，它的前半部分是魏晋南北朝，后半部分是隋唐。隋唐和秦汉是很不一样的帝国。李世民开创了盛唐，在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重编《氏族志》。《氏族志》是什么？回到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时代来理解，《氏族志》就是把这些大姓进行排行，谁比较高，谁比较低。

李世民下令重编《氏族志》，为什么重编？因为原来太原李家在《氏族志》里面不靠前，编出来给皇帝看，李世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叫你编了半天，我李家还排第四啊，我皇帝啊！基本上这些世家大族一直到排到后面，对皇权，对皇帝让步。

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势力继续维系到唐朝，另外从盛唐到中唐，关键的转折是公元755年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帝国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从德宗以后，历史上用四个字来总结这个现象：藩镇割据。藩镇割据也意味着朝廷对很多地区，就是藩镇所盘踞的地区，朝廷对这些地方的人民没有直接统治的权力。这些藩镇，包括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节度使的传承，他们只是报备给朝廷，大部分的节度使，都是父子相传的，如果朝廷对节度使的上下父子继承有意见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有可能爆发中央和藩镇之间的武力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聂隐娘》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精彩，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有些东西你看起来很麻烦，或者是很模糊——《聂隐娘》最精彩的一部分就讲魏博藩镇跟皇室之间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把隋唐这一段当作中古史，整个的中古史后段实质上是武人治国，因此才会有唐灭亡了之后，我们称之为五代的后续。

近世：重文轻武，文人治国

一直到五代结束，才有了接下来中国历史在通史层面另一个绝大的转变，就是宋的成立。赵匡胤这个人真的了不起，他原来的位子是北周世宗的殿前都点检，他是北周世宗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所以周世宗把护卫皇城以及护卫皇宫的责任交给他。可是北周世宗一死之后，就发生了陈桥兵变。

赵匡胤自导自演黄袍加身，上演了这场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假装说北汉要从北边入侵，所以他要带兵到北边打仗，一出了皇城的城门之后，他的部下就说，你要让我们去打仗，可是打赢了我们会得到什么？那个新就任的皇帝认可不认可我们的功劳我不知道，除非你当皇帝，不然我们就不去打仗。所以给他黄袍加身。

表面上看是他的士兵强迫他当皇帝，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司马光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史家，虽然这是王朝开国非常尴尬、非常敏感的故事和事件，可是司马光就把他写在《涑水记闻》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这当然不对劲嘛，因为要到北边打仗，士兵不知道到了北边打仗之后回来能不能得到赏赐，士兵让你当了皇帝我才跟你去。但是黄袍加身了之后，他们没有到北边打仗，赵匡胤就回到城里面变成了皇帝。

更有趣更好笑的是，后来我们知道这应该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凁水记闻》里面讲了赵匡胤的姐姐的故事。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前的一天，赵匡胤神情慌张回到家里面，跟姐姐和妈妈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外面在传言我想当皇帝。

有趣的是姐姐的反应，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面记得非常生动：姐姐在厨房里做饭，就拿擀面棍打赵匡胤，说：你这个男子汉，当皇帝就当皇帝，你哭什么。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在赵匡胤的构想里面。

赵匡胤用了这种方式得了政权，关键是赵匡胤得了政权之后，如果依照原来的历史主轴，梁唐晋汉周，接下来是宋，毕竟他的出身和来历，跟前面五代的开国皇帝，基本上是同样的，但是赵匡胤不做这样的皇帝。赵匡胤非常清楚的下了一个决心，后来他把这个决心传给他的弟弟赵光义，两个人前后当皇帝，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就是要解决两百年的武人治国的问题。

到后面“杯酒释兵权”，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要干嘛呢？要把兵权从武人的手中拿回来，“杯酒释兵权”为什么可以成功？因为他不是简单地把兵权交到皇帝的手里，如果那样武人不会服气。他要做一个更彻底的事情，就是把兵权转到文人的手里。宋代重文轻武，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带兵的都是文人，文人的地位高高在上。

所以从这时开始了中古不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特征，更近一步的文化状况转变就产生了，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的近世，从宋代的建立延续到清代中叶的1840年左右。

近世史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文人文化。文人文化是赵匡胤架构出来的宋代故事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文人在宋代被抬到高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是国君和文人共治天下。范仲淹的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放到中国的历史上，唐朝不可能有这样的话，秦汉文人也不会讲这样的话。天下干你屁事？天下是皇帝的。然而宋代文人认为，我和皇帝共治天下，天下是我的责任。这是文人的意识和自觉，这是近世史最关键、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世史，你看到那么辉煌和惊人的文人文化，表现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我们举个例子看文人文化，或者说文人地位在政治上的体现。

宋真宗的时候，宋与辽的冲突当中，发生了澶渊之盟事件，这个事件里面真正的主角，不是宋真宗，而是当时的宰相寇准。寇准是押着皇帝到前线去的，不只是押着皇帝御驾亲征，还押着皇帝到第一线去，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因为这又不是中古时期的贵族世家，寇准是没有这种身份的，不过就是一个文人宰相，但因为他是一个宰相，代表了文人的势力和集团，皇帝不能对文人说：我不要，我不去。在宋代的政治上，我们看到这种文人文化的变化和发展。

在艺术上，我们也看到文人文化的发展，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文人画，还出现了宋诗。宋诗虽然是诗，可是宋诗在文人文化的熏陶底下，包括文人的复古运动，它跟唐代的诗就有了绝然的差别。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如果我们单纯看诗，我们就会讲唐诗、宋词、元曲，我们就忽略了宋诗的重要性，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现象，特殊的存在。

近代：西方势力下的中国

1840年发生了清朝和英国的冲突，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涌入，这时另外一个全新的历史因素进来了，之后就进入了中国近代史。

所以，什么叫通史？通史要有一个特殊的观念，或者是特殊的想法，帮助大家来掌握和理解在这个漫长的三四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怎样更清楚地了解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演变，因而对不同的时期，我们去发现它们不一样的历史重点。

上面讲的就是我们说的通史，是历史演化的一个脉络。你要把中国历史，用一种大的架构建立起来，所以通史为什么要一个人来做？因为每一个人的架构的方法会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