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返多伦多的航班上张宇钦长舒了一口气。这名加籍华人同时是一个新媒体行业的自由撰稿人。今年回中国过年，他经受了来自长辈们始料未及的盘问。

“我知道这个职业在任何时候都有些异类，但这种程度的盘问还是头一次。”张宇钦说，“在年三十的餐桌上，我姥爷板着脸劝诫我，找个稳定的活儿吧。他甚至不无忧虑地往我的压岁钱里多塞了一百元，理由是‘担心我资金链断了’”。

张宇钦的遭遇只是年轻人在春节面临亲友“发难”的冰山一角。除了婚恋问题，中国式长辈在春节的另一大节目，就是对年轻人的工作启动“夺命式”的发问。这样的情形通常发生在亲戚的聚餐桌上，长辈或是对年轻人的工作抛出各种误读，或是干脆表示不以为然，另行枚举他们认可的职业类型。

这并不令人奇怪，鉴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层出，如今千禧一代的职业很多不为上一代人熟知。《2019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告》显示，从2017年三季度到2018年四季度，在所有行业中，互联网行业的人才净流入率为5.97%，位居各大行业之首。类似于产品经理、算法工程师的大范围招募，已经在事实上改写了就业市场版图，成为这群生长在80和90年代人群的主流选择。

半年前从一家技术公司跳槽到腾讯的靳芳莫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她目前担任内容运营一职。今年过年回家，从爸妈到姑姨，再到亲戚里还在念书的小辈，没有一个知道运营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没法用现下流行的互联网术语向他们解释，” 靳芳莫说，“光是让长辈们理解‘流量’、‘用户活跃度’的含义已经耗尽了我的心力。”

在接受亲戚连番追问的过程中，她还发现，前者对于行业内的高流动性表达了普遍的不认可。在得知一位同事的女儿不幸卷入了年底互联网裁员大潮后，今年过年，靳芳莫母亲的一大任务就是力劝女儿考公务员。

“从我毕业那会儿起，进公务系统就成了我妈对我的最大企盼。尽管过往的两年里我从未表露出片刻妥协，但我妈一直觉得，等我再长大些，就会理解当公务员的好处。” 靳芳莫对此有些无奈。“这次互联网的裁员潮恰巧成了她的有力砝码。”

同样无奈的还有张宇钦。在听罢他对于自由职业一番极尽渲染的描述后，他的几名亲戚依然对此不甚了了。张宇钦向他们解释，这是目前流行在年轻人中的一种用工模式。自由、灵活、有充分的自我探索可能性，但他们很快找出更多反驳理由：不稳定、没发展、以及没有社会地位。

 “我舅舅明显不能苟同。他琢磨了一会说，‘这是不是有点像咱那会儿打零工啊，也没个正经办公室的’。”张宇钦的亲戚们在七嘴八舌中很快达成了一致，还是拿着铁饭碗好，既体面又稳当。

在中国，对于职业的代际性理解差异长期是横亘在春节餐桌上的一道景观，一些年轻人表示，长辈们对他们工作内容不甚理解，这一类差异或许还能通过沟通弥补。但当观念性问题出现时，矛盾就几乎变得不可解。

“老一辈在看待就业问题时，更多地倾向于稳定和维持经济收入的持续性，但随着技术革新和全球化的推进，工作意义正在变得益发多元。” 靳芳莫说，“就我而言，互联网是我真正热爱的事业。我不能想象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为了稳定而活。”

对于这些想法多端、颇有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一辈，戴三才（一位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90后）在他的新书《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中给出的表述是，“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可以权衡‘想要什么’与‘需要什么’的人。他们是有身份意识的、不安分的一代。”

这一点恰切地反映了他们在职业上对传统的背离。孙国今年刚刚硕士毕业，他接到了梦寐以求的游戏体验师的offer，年后即将到岗。他的父母都是体制里的管理层，一辈子没有换过工作。在最初得知孙国的选择后，两个人很是不解，“念过重点大学研究生的人，怎么跑去弄游戏这种东西了？”

但在多次沟通后，他们逐渐理解了儿子的选择，“孙国从小就爱打游戏，也是一个有创造力，时不时会冒出个鬼点子的人。现在这个职业完全是他个人理念的实现。”

他们甚至帮着孙国在过年时应付那些同样不解的亲戚。但孙国对此看得很开，“只要这些亲戚们不用固有经验干预我的职业选择，那在我看来，那些说辞都是佐餐的话题罢了。”他补充道，“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这是良好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