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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去世,他眼中有着怎样的文革和最后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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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去世,他眼中有着怎样的文革和最后的革命

范世涛认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全文是围绕“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个基本立论的展开,但有的地方并没有将这个判断贯彻到底。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来源:Wikipedia

编者按:美国时间2月10日,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因病逝世,享年88岁。由他参与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海内外中国研究界影响广泛。从1974年到1997年,麦克法夸尔先后发表了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加起来达1700页的巨著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Joseph R. Levenson Prize奖。2006年,麦克法夸尔与另一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出版的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也受到中西学界的高度评价。

界面获中国学者范世涛的授权,转载他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撰写的书评,以飨读者。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当代史大师。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简体字中译本2009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出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唐少杰校,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下文凡引用该书,只注《最后的革命》,不另注作者、译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通读之后,深感此书细节丰富,叙述生动,考订精细,评论富于洞察力,总体上值得信赖倚重。可以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将是文革史研究者案头的基本参考书。

本文作者从该书得到很多教益,我还是打算将书评的重点放在陈述不同意见上。因为作者坚信,批评比赞扬更有建设性,也更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以下书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全书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个基本立论的展开,但偶尔没有把基本立论贯彻下去;第二部分探究全书结构不平衡的原因,对背后隐含的费正清假说提出了质疑;第三部分例举若干细节,指出书中存在一些事实方面的错误需要订正;第四部分对该书关于征引材料的精彩说明以及注释、索引进行了扼要介绍;第五部分简评中文本翻译质量。

(一)关于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

正如书名如示,两位作者将文革在总体上看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里隐含了毛泽东1976年的自我评价: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601页)

当然,这不止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林彪早在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指文革)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第16页。林彪的这个讲话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早陈述这一命题的文献) 1967年经修改后公开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也称文革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载冶金部机关《大联委》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文件》第九辑,1967年6月,第9页)。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期间形成的命题大都被重估,但“文革是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这一命题却继承下来了。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导言”引用了这句话,并在“结语”回到这个主题,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有关定性判断。参《最后的革命》,第3页、第460-463页)

所以,两位作者强调毛泽东对文革史的突出作用,称文革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可以得到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权威文献支持。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文革史实的组织和描述过程中,全书各章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基本命题的逐次展开。

通读全书后,读者对这个基本命题的丰富含义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者决定,是无法进行的,是无法出现的”(王年一《序言: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载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XX页)(借用王年一先生语)。

比如“文革”结束后,姚文元因《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饱受批评,而书中指出此文是江青经毛主席同意去上海组织力量撰写的,而且“毛在姚文发表前亲自对文章第九稿修改了3遍”(《最后的革命》,第18页);大部分读者因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为座谈会果然是林彪委托召开的,本书指出是“江青向林和叶提出了召开解放军文艺座谈会的建议”,“《红旗》总编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都对上述会议纪要进行了修改,毛本人也进行了不下3次的修改”(《最后的革命》,第31-32页);对于林彪出逃事件后一些老干部复出工作,老辈人和国内作者习惯于将其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此书则指出,“显然是毛主动提出、周负责执行的”,“在少数人们能知道细节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的案件中,都是毛做出了最终裁定”(《最后的革命》,第349页)。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

在更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读者可能会修正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大家知道了事情经过,就会明白以往对《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或林彪、江青的激烈批评甚至丑化处理中,其实不自觉地包含了对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和丑化处理;以往对周总理的很多热情赞颂中,其实不自觉地包含着对毛泽东做出正确决定时的颂扬。

虽然本书展现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命题的丰富性,但有的地方并没有将这个判断贯彻到底。

比如书中说,林彪去世后,“周恩来利用毛的摸棱两可,花了数月的时间暗中反左”(《最后的革命》,第359页)。这个流行说法的来源,可能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其实,毛泽东才是反对极“左”首要的决策者和支持者。早在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称“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毛泽东《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1967年2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5月,毛提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参《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1967年5月2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 9月,毛泽东在审改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入了以下内容: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6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2页)

这篇文章流传广泛,被一再翻印和学习。此后数年,围绕“三红”(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批判极“左”是中央报刊宣扬的主旋律之一。看看这些标题吧:“戳穿陶铸‘怀疑一切’的恶毒用心”(通信兵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戳穿陶铸“怀疑一切”的恶毒用心》,《解放军报》1967年9月10日)(“怀疑一切”是文革中对极 “左”思潮的基本描述)、“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上海东方红造船厂工人高志仁、天津大沽化工厂工人评论组《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红旗》1969年第9期)(这是针对“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的)、“反对极端民主主义”、“正确的领导必须服从”(《人民日报》工人、解放军通讯员张引生、王诚、葛玉成《反对极端民主化》,载《人民日报》1969年7月29日;北京铁路分局北京站区工人报道组《正确的领导必须服从》,载《人民日报》1969年9月15日)(这两个题目都是针对革命造反的)、“反对小团体主义”、“共产党员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驻天津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产党员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友平《反对小团体主义》,《人民日报》1969年9月12日)(这两个标题都是对“派性”做阶级分析的)。1970年3月,全国上下正式展开 “批清”运动,所谓“批”,就是“狠批极‘左’思潮”的缩略语;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这个运动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将林彪与王关戚相提并论,说他们支持“打倒一切”,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1972年6月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1页)因此,中央下发的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都提到批判无政府主义内容,31号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更明确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第617页、第628页)

所以,从1967年9月到1972年,通过批判极“左”以得到社会秩序,一直就是毛主席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也是1970年以来上上下下各单位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力。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也就根本没什么必要“暗中”反左,反左时也说不上“顶着极大的压力”。

当然,张春桥、姚文元不希望将批林整风焦点继续放在批判极“左”方面,认为“批林批够了,极左也就批了,一批二清”(张春桥、姚文元1972年8月8日晚接见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王揖、陈浚、潘非、崔金耀、薛书田7人时的谈话内容。引自一位《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笔记,本文作者收集),毛泽东不久也提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一意见由周恩来在972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参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因此,周恩来在1972年12月后确实在批左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压力”,但不能认为他在“毛泽东思想”变化前(或毛泽东明确“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之前)的压力有多大。

文章剩余部分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读:

(二)关于篇章结构中隐含的“费正清假说”

(三)关于书中的一些细节

(四)关于文革史料的使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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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去世,他眼中有着怎样的文革和最后的革命

范世涛认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全文是围绕“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个基本立论的展开,但有的地方并没有将这个判断贯彻到底。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来源:Wikipedia

编者按:美国时间2月10日,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因病逝世,享年88岁。由他参与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海内外中国研究界影响广泛。从1974年到1997年,麦克法夸尔先后发表了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加起来达1700页的巨著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Joseph R. Levenson Prize奖。2006年,麦克法夸尔与另一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出版的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也受到中西学界的高度评价。

界面获中国学者范世涛的授权,转载他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撰写的书评,以飨读者。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中国当代史大师。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简体字中译本2009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出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唐少杰校,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下文凡引用该书,只注《最后的革命》,不另注作者、译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通读之后,深感此书细节丰富,叙述生动,考订精细,评论富于洞察力,总体上值得信赖倚重。可以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将是文革史研究者案头的基本参考书。

本文作者从该书得到很多教益,我还是打算将书评的重点放在陈述不同意见上。因为作者坚信,批评比赞扬更有建设性,也更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以下书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全书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个基本立论的展开,但偶尔没有把基本立论贯彻下去;第二部分探究全书结构不平衡的原因,对背后隐含的费正清假说提出了质疑;第三部分例举若干细节,指出书中存在一些事实方面的错误需要订正;第四部分对该书关于征引材料的精彩说明以及注释、索引进行了扼要介绍;第五部分简评中文本翻译质量。

(一)关于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

正如书名如示,两位作者将文革在总体上看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里隐含了毛泽东1976年的自我评价: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601页)

当然,这不止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林彪早在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指文革)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第16页。林彪的这个讲话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早陈述这一命题的文献) 1967年经修改后公开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也称文革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载冶金部机关《大联委》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文件》第九辑,1967年6月,第9页)。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期间形成的命题大都被重估,但“文革是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这一命题却继承下来了。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导言”引用了这句话,并在“结语”回到这个主题,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有关定性判断。参《最后的革命》,第3页、第460-463页)

所以,两位作者强调毛泽东对文革史的突出作用,称文革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可以得到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权威文献支持。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文革史实的组织和描述过程中,全书各章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基本命题的逐次展开。

通读全书后,读者对这个基本命题的丰富含义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乃至整个文革,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者决定,是无法进行的,是无法出现的”(王年一《序言: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载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XX页)(借用王年一先生语)。

比如“文革”结束后,姚文元因《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饱受批评,而书中指出此文是江青经毛主席同意去上海组织力量撰写的,而且“毛在姚文发表前亲自对文章第九稿修改了3遍”(《最后的革命》,第18页);大部分读者因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为座谈会果然是林彪委托召开的,本书指出是“江青向林和叶提出了召开解放军文艺座谈会的建议”,“《红旗》总编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都对上述会议纪要进行了修改,毛本人也进行了不下3次的修改”(《最后的革命》,第31-32页);对于林彪出逃事件后一些老干部复出工作,老辈人和国内作者习惯于将其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此书则指出,“显然是毛主动提出、周负责执行的”,“在少数人们能知道细节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的案件中,都是毛做出了最终裁定”(《最后的革命》,第349页)。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

在更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读者可能会修正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大家知道了事情经过,就会明白以往对《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或林彪、江青的激烈批评甚至丑化处理中,其实不自觉地包含了对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和丑化处理;以往对周总理的很多热情赞颂中,其实不自觉地包含着对毛泽东做出正确决定时的颂扬。

虽然本书展现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命题的丰富性,但有的地方并没有将这个判断贯彻到底。

比如书中说,林彪去世后,“周恩来利用毛的摸棱两可,花了数月的时间暗中反左”(《最后的革命》,第359页)。这个流行说法的来源,可能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其实,毛泽东才是反对极“左”首要的决策者和支持者。早在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称“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毛泽东《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1967年2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5月,毛提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参《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1967年5月2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 9月,毛泽东在审改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入了以下内容: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6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2页)

这篇文章流传广泛,被一再翻印和学习。此后数年,围绕“三红”(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批判极“左”是中央报刊宣扬的主旋律之一。看看这些标题吧:“戳穿陶铸‘怀疑一切’的恶毒用心”(通信兵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戳穿陶铸“怀疑一切”的恶毒用心》,《解放军报》1967年9月10日)(“怀疑一切”是文革中对极 “左”思潮的基本描述)、“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上海东方红造船厂工人高志仁、天津大沽化工厂工人评论组《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红旗》1969年第9期)(这是针对“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的)、“反对极端民主主义”、“正确的领导必须服从”(《人民日报》工人、解放军通讯员张引生、王诚、葛玉成《反对极端民主化》,载《人民日报》1969年7月29日;北京铁路分局北京站区工人报道组《正确的领导必须服从》,载《人民日报》1969年9月15日)(这两个题目都是针对革命造反的)、“反对小团体主义”、“共产党员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驻天津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产党员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友平《反对小团体主义》,《人民日报》1969年9月12日)(这两个标题都是对“派性”做阶级分析的)。1970年3月,全国上下正式展开 “批清”运动,所谓“批”,就是“狠批极‘左’思潮”的缩略语;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这个运动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将林彪与王关戚相提并论,说他们支持“打倒一切”,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1972年6月又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1页)因此,中央下发的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都提到批判无政府主义内容,31号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更明确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第617页、第628页)

所以,从1967年9月到1972年,通过批判极“左”以得到社会秩序,一直就是毛主席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也是1970年以来上上下下各单位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力。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也就根本没什么必要“暗中”反左,反左时也说不上“顶着极大的压力”。

当然,张春桥、姚文元不希望将批林整风焦点继续放在批判极“左”方面,认为“批林批够了,极左也就批了,一批二清”(张春桥、姚文元1972年8月8日晚接见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王揖、陈浚、潘非、崔金耀、薛书田7人时的谈话内容。引自一位《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笔记,本文作者收集),毛泽东不久也提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一意见由周恩来在972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参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因此,周恩来在1972年12月后确实在批左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压力”,但不能认为他在“毛泽东思想”变化前(或毛泽东明确“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之前)的压力有多大。

文章剩余部分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读:

(二)关于篇章结构中隐含的“费正清假说”

(三)关于书中的一些细节

(四)关于文革史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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