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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须多措并举延缓经常项目整体逆差出现

管涛认为,有必要多措并举以延缓中国货物和服务逆差的到来,延缓中国经常项目整体逆差的出现,并增强中国国际收支的自我调节能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日前撰文指出,有必要采取多项措施以延缓中国货物和服务逆差的到来,延缓中国经常项目整体逆差的出现,并增强中国国际收支的自我调节能力。

中国服务贸易自1998年起持续逆差,且近年来有加速扩大趋势,2018年,国际收支口径的服务贸易逆差额达2913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59亿美元。

管涛指出,中国货物和服务顺差与GDP之比于2007年8.7%见顶回落,到2018年降至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0.8%;顺差规模减少1977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贡献了145%。长此以往,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不久将转为逆差。

他表示,积极地看,这显示了中国多年来致力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再平衡的积极成果,同时也反映了国内服务业整体国际竞争力偏弱的基本事实。谨慎地看,鉴于中国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项目2015年起开始逆差,因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总体逆差之前经常项目很可能就已变为赤字,进而可能增加中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脆弱性。因为经常项目结构性逆差需要依靠资本流入来弥补,而无论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如以对外股票、债券、外债等方式筹资),都会有利润汇出、分红派息、还本付息的需要。但经常项目持续逆差,意味着本国缺乏内生的债务偿还能力,进而容易受制于人。

管涛进一步表示,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危机的教训看,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是波动性较大的短期资本流动,且任何资本流动冲击都是从资本流入开始的,之后才会有资本流入枯竭或资本流向逆转的风险。新加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货物贸易逆差达到GDP的20-30%,经常项目逆差相当于GDP的10%左右,却没有爆发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即货币危机叠加债务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通过吸引较为稳定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来弥补,并形成了后期的国内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常项目和货物贸易先后转为持续顺差且占GDP之比不断上升。

管涛认为,应对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潜在冲击需要未雨绸缪。从项目来源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是因为“运输”、“旅行”和“知识产权使用费”项下净支出增加。

因此,要借经济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之际,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对服务业进口的过度依赖,增强服务业出口创汇的能力。比如,通过发展国内教育、医疗、航运业,减少境外留学、就医及国际货运支出;通过不断改善国内旅游市场环境,提高签证通关便利,促进入境旅行,增加国际旅游收入。同时,加快国内创新发展,减少对境外知识产权引进的过度依赖,特别是要摆脱关键核心技术被境外卡脖子的情况,同时增加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

通过以上两项措施,管涛认为能够延缓中国货物和服务逆差的到来。如果要延缓中国经常项目整体逆差的出现,还需要在鼓励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

此外,管涛表示,中国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汇率调节的稳定器作用,增强中国国际收支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汇率机制僵化的情景下,容易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或者“双逆差”的情形;而在汇率机制灵活的情景下,则必然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一顺一逆或者一逆一顺,互为镜像关系的自主平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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