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芭蕾舞史上，也许没有哪部作品能够像《春之祭》那样，在享誉世界的同时，却又饱含争议。该舞剧由美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并于1913年由俄罗斯芭蕾舞团在法国进行首演。斯特拉文斯基现代强健的风格，在观众席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面对如此颠覆传统的表演，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接纳它的准备。

而《春之祭》的编舞，正是“芭蕾舞神”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当时的尼金斯基不过二十出头，却早已蜚声海内外，受到无数推崇和赞誉。与多数人想象中不同，尼金斯基并非原籍俄罗斯，而是波兰后裔。生活中的他羞涩腼腆，常常被人取笑，然而一旦站到聚光灯下，他的舞姿，就好比亨德里克斯的表演和伦勃朗的画作，拥有举世无双的魅力。

《春之祭》异教色彩浓烈，一名年轻的献祭少女不停舞蹈直至死去的场景令当时的观众无比愤怒。在现代社会眼中，这似乎很难理解，但在一个世纪之前，芭蕾在人们心中可是高雅与体面的代名词。实际上，尼金斯基1912年的编导处女作《牧神的午后》（The Afternoon of a Faun，由德彪西作曲）就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因他在剧中用仙女的头巾进行了自慰表演。

自慰这一主题贯穿了尼金斯基的一生，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过描述，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慰与消极的“意淫”方式有所不同。由于舞蹈影像资料的缺失，《尼金斯基手记》便成为了他唯一留存于世的作品，也许也是他最为杰出的作品。 从1919年1月19日开始，尼金斯基仅用六个礼拜的时间，便完成了自己的日记创作。当然，对于这位天才艺术家而言，也许六周的时间就足够了。

许多人认为，尼金斯基的日记是他疯狂内心写照。这位昔日的舞台骄子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放弃了他毕生的挚爱——舞蹈。1917年9月，在南美一个红十字会慈善晚宴上，尼金斯基为宾客献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支舞。那时的他虽然只有28岁，却已有了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为其伴奏的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内心的痛苦和惋惜溢于言表。

尼金斯基的感情生活并不顺利，与罗莫拉·普尔斯基（Romola de Pulszky）的婚姻直接造成了他与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俄罗斯芭蕾舞团经纪人）关系的彻底破裂。当时，尼金斯基的同性性取向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普尔斯基仍然利用自己的精明和谎言，成功混进前者的巡演团队，甚至不惜预订昂贵的房间，只为留意尼金斯基的一举一动。更为可悲的是，在内心深处，普尔斯基并不爱他。

不仅如此，普尔斯基还盯上了尼金斯基的按摩师，向后者探听尼金斯基的身体状况，以便取悦对方。不可思议的是，原本无动于衷的尼金斯基似乎着了她的道，竟然派人向她提出求婚（艺术家的疯狂！）。最终，普尔斯基接受了尼金斯基的提议，两人如愿成婚。不过，在他们的新婚之夜，这对闪婚夫妻并没有同房。

对于同时代的观众来说，尼金斯基的舞蹈风格似乎过于前卫，最终俄罗斯芭蕾舞团决定结束与他的合作。自那之后，这位全世界最棒的舞蹈家便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的技艺高超，舞蹈风格又过于现代激进，以至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胆敢雇用他。尼金斯基的才华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超越了一切规则和传统，在无人能够企及的世界里，只有他孤身一人挣扎的背影。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变得沉默寡言，转而将心思投向了写作。

写日记可以愉悦人们的身心，帮助理清思绪，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慰式行为。有评论认为，尼金斯基的日记充斥着作者的自恋情结，他甚至将自己与上帝相提并论，似乎他们是一体的。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其他人也经常将尼金斯基比作上帝，正如一位评论家在尼金斯基职业生涯后期所说，“他已不再拥有上帝般的舞姿了。”

一直以来，“日记”这一写作形式让我十分着迷，当我决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发表日记时，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德拉克洛瓦（Delacroix）、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和尼金斯基的身影。当代社会总喜欢谈论“真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谬论而已。人类永远无法控制“真理”，恰恰相反，是“真理”在支配着人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亦或怎样地顽强不屈，它都无从避免。

写日记有利于我们明晰思路，记录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可以让它们更有条理性和组织性。在下笔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些思绪会通向哪里，也许反而能够探寻到全新的答案。我们渴望表达真理，而写作的过程便是在探寻真理。有人认为，尼金斯基是一个勇敢但自负的怪物，对于此类虚伪的赞美，我感到十分厌倦。

“我是上帝，我是圣灵，我就是一切。”尼金斯基曾写道。他的文风有着诗歌般周期性的节奏和韵律，它们沉睡、醒来、上升、领会，接着撤退、思考、徘徊，然后再次接近、退缩，最后超越、学习、直至拥有。

尼金斯基曾说过，“我的疯狂就是我对人类的爱。”通常，艺术家与他所处的时代总是格格不入，和旁人也没有任何共同点，但他们却始终在为人类福祉不断奉献自己。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情感，我相信尼金斯基也有同样的感受。

尼金斯基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在日记中多次谈到自己的性取向，并总是充满愤怒，对着妻子大吼大叫。和法国作家蒙田（Montaigne）一样，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全盘托出，个中滋味甘苦自知。尼金斯基在日记中画上了许多眼球，它们并非来自外界的凝视，而是作者为自我内心审视所作的提醒。尼金斯基的想法很实际，行文诙谐犀利，总能让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

普尔斯基想把丈夫送到苏黎世接受治疗，对此尼金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在苏黎世我不会写很多东西，因为我对那个地方很感兴趣。”人们不禁好奇，他是否想做一个纯粹的观光客？事实并非如此。“我会去妓院看看，因为我想对妓女有更直观深入的了解。我已经把她们忘了，我想了解这些女人的心理活动。”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但在我看来，尼金斯基并非冥顽不化，他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好奇，想要去探索事物表象背后可能蕴含的哲学而已。这也是推动达尔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德彪西创作的动力来源，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心理，当年那个涉世未深的男孩儿才会把手伸进裤裆，去探索全新的愉悦感受。思想的早熟为每一项伟大的艺术事业提供了源动力，而这也是驱使尼金斯基投身写作的原因。

“我会从书籍本身而非人物身上寻找真理。”换句话说，即便尼金斯基在日记中使用了第一人称进行写作，人物也并不重要。只有创作本身是好的，才是一切升华的真正基石。通过大量的格言式速写手法，尼金斯基精准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既是作者的特权，也是他极具穿透力和前瞻性的行文风格的体现。

在互联网时代，每当人们想要为某人打上自恋人格障碍的标签时，尼金斯基的名字就会浮现在世人的脑海中。然而在我看来，也许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更聪明。“人们总是无所事事，所以才喜欢干涉别人的生活，”尼金斯基写道，“可我不想这么做。”我想，这才是当代社交媒体应该推崇的态度。

终其一生，尼金斯基都活在世人的评价和期待之中。人们将他的才华与成功视作理所当然，他就好似上帝一般，没有局限。我想，尼金斯基一定饱受煎熬，难怪他决定不再与人交流。也许某一天，当他不再留恋这个残酷的世间，这位天才艺术家心中残存的那一丝火焰才会熄灭。但是，当尼金斯基决定写下这些日记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的精神仍然会长存世间。

“现在，我要为你们舞出战争，”尼金斯基写道，“这场你们没能阻止的战争。”世界之大，无处不是舞台，写作亦然。对尼金斯基而言，这本交织着幻想、情感与技巧的狂想日记便是他芭蕾人生的完美谢幕。

本文作者Colin Fleming​是一位作家及评论家，曾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撰稿，著有《琵琶鱼喜剧团：来自深渊的故事》（The Anglerfish Comedy Troupe: Stories from the Abyss）一书。

（翻译：杨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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