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翌霖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最近“写字机器人”横空出世，引起热议。因为它能模仿孩子笔记去完成抄课文、抄生字乃至手抄报等作业，有家长怒而砸碎机器，也有家长举双手欢迎，也想买来帮孩子应付“无聊作业”。

“写字机器人”是新事物，但这件事情反映出的冲突并不新，实质上就是教学内容和技术环境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教育者的理念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环境的发展。

谁都知道教学内容必定是要跟随时代发展而改革的，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人类的知识在不断累积进步。但更关键的是，新知识之所以取代旧知识，并不一定是因为真理取代谬误之类的原因，旧知识也许仍然正确、依旧管用，但还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被淘汰掉。

比如说，钻木取火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这项技能本身没什么毛病，但我们不能想象在今天，小学老师带着孩子们在野外捡木头练习钻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已有了火柴、打火机、煤气灶等等新技术来“取火”。

相对于自然界而言，钻木取火这门知识仍然有用，但是相对于新的技术环境而言，这门知识早就没用了。

这种“没用”是相对环境的，假如把两个人丢到原始丛林里头，那么一个学过钻木取火的人显然要比一个会用煤气灶的人更善于生存。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直接生活在丛林之中，我们的生存环境里早已充斥着诸如煤气灶之类的技术物了。

以上的例子似乎很浅显，一个教师如果坚持让学生必须学习钻木取火的话，想必是令人发笑的。但是，如果这种相对关系并没有原始丛林到现代世界那么极端，而是具体在某一些技术变革的时代节点里看，那么问题就没有那么明了了。

关于旧教育与新技术的冲突，哲学史上有一个最经典的寓言。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记述了这个故事：相传塞乌斯发明了文字，并向法老萨姆斯邀功，希望法老把文字传授给埃及人，好增强埃及人的记忆力。但法老不以为然，认为萨姆斯把文字的意义弄反了，他认为文字恰恰促进了遗忘，因为人们依赖于外在的符号，反而会疏于用心记忆。

塞乌斯和法老萨姆斯究竟谁对谁错呢？答案恐怕是：他们都对。关键是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下进行这一评估。萨姆斯希望人们能够依赖他的发明，他是在人们已经依赖于文字的情况下评估文字的作用的，在随时可以查阅文字资料的情况下，人们当然能够记住更多东西了。

而法老并没有把文字看成生活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是基于文字尚未流行的环境来衡量识字者的记忆，他发现一旦让识字者脱离文字，他们的记忆能力注定衰退。

他们两人都是对的，分歧就在于究竟是把文字这一新技术看作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的外在工具，还是内嵌于生活环境的基本元素。

但是按照法老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武器削弱了人搏斗的能力，衣服削弱了人御寒的能力，等等，因为当我们广泛利用某种外在的技术时，总会形成依赖。但法老难道要反对一切技术吗？我猜并非如此。事实上，法老还有更深层的评判尺度。

在法老看来，即便是依赖文字的人始终借助文字，他们获得的知识也是“假的”——他们看起来能够“无师自通”，但“实际上一无所知”，法老说道，由文字填满人心的并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随后替法老补全了这一论证，他说道，文字的特点是，一旦写下来就固定在那里，僵死不动，无论遇到怎样的读者都只能不停重复老一套的言论，从来不能因读者的反馈（追问、责难或歪曲）而作出回应。

因此法老萨姆斯或者说柏拉图想表达的意思是，在活生生的谈话中，人们能接触到鲜活的智慧，而不会学到“教条”；而依赖文字的人更容易把知识理解为刻板的、固定不移的东西。识字者会认为，只有白纸黑字、铁板钉钉的东西，才称得上知识，而那些灵活变通、难以刻画的东西，反而被认为是假的或最低级的知识。

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不止发生于文字发明之初，而是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例如，古往今来的读书人经常会受到各种指责，认为人读书多了的往往就成了不知变通的书呆子，只知道“纸上谈兵”，上阵实战就露了馅，又或者指责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道空谈，放到乡野田间劳作的话，实际的知识恐怕比不过一个放牛娃。

这些指责并无大错，依赖文字的人，确实更可能强调成文知识而忽视默会知识。当然，我们更要注意到，文字一方面促进了知识的刻板化、固定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促进了知识的客观化、条理化。柏拉图本人的哲学理论就很难说没有受到新兴的书写文化的影响。希腊哲学家们执着于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不变性，在纷乱的世界中寻求条理性，这种书写文化的新思维，可以说是科学思维萌生的土壤。

这个寓言提示我们，新技术的普及，带来的并不总是“向下兼容”的升级，相反，对传统教育者而言，新技术往往表现出破坏性的面相。对新技术的依赖，势必会削弱某些原本被珍视的人类能力，甚至颠覆原有的评价标准。而另一方面，“保守”又是教育者的固有倾向，教育者的使命本来就是传承那些历经考验积淀下来的东西。因此保守的教育与革新的技术之间，总还会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例如到了印刷术在欧洲流行之后，传统的大学仍然顽固地延续着以经典注疏为主的教学方式，成为科学革命中的保守势力，而新兴的科学家们则更多地依赖出版商的支持。

回到今天，在“写字机器人”上展开的交锋，其实还是旧的教育模式和新的技术环境之间的冲突。大量的抄写是为了什么呢？一方面，书写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敲键盘取代。写得好、写得快，这些书写技能的训练，已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了。另一方面，即便不是为了练写字，而是想通过反复抄写加深印象，以便背课文、记公式，这样的目标同样也开始变得可疑了。比如说，在点点手机就能够搜到海量资料的信息时代，刻板背记的能力还有那么重要吗？

又比如，注意力分散、思维跳跃，在传统的观念下当然是糟糕的，但在信息时代就一定是负面的吗？老师们会抱怨，除了在课堂中，学生们的生活时间都是碎片化的，一会儿刷刷微信一会儿刷刷微博，“刷来刷去”，在不同场景间迅速切换。于是习惯于这种碎片化生活节奏的人，就很难安安稳稳在教室中端坐一个小时。但这一定是坏事吗？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是碎片化的，那么难道不是越擅长跳跃切换自己思维状态的人（比起更擅长专注不动的人而言），越容易在信息世界如鱼得水吗？

事实上，很多教育者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钻木取火”的谬误，也就是说，用某种已然过时的时代环境作为背景，去衡量某种知识或技能的意义。就好比从原始丛林中的生存能力出发，去衡量钻木取火这门技能该不该勤加操练。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在写字机器人都唾手可得的时代，究竟还值不值得勤练抄写，必须重新加以评估了。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教育者们应该立刻缴械投降，完全放任新技术的冲击。要记得，塞乌斯和法老萨姆斯都是正确的，法老的保守思想未必毫无可取之处。文字既促进教条化和刻板化，同时也促进客观化和条理化，我们不能只注意到其消极面相就一味抵制，但也不能只看到积极面相而毫无制衡。家长和老师始终有责任去审视和控制智能手机或写字机器人之类的新技术对教学过程的冲击和破坏，但在此之前，更需要审视的是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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