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2月28日19点19分，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在北京协和医院离世，享年99岁。

冯兰瑞是老一辈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在按劳分配等问题上发声，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论等重大观点，推动了改革开放的破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文转自《经济观察报》2005年4月25日发表的文章“冯兰瑞：回眸平静沧海下的险滩暗礁”，记者为黄锫坚。以此纪念这位逝去的经济学人。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05年3月24日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除了常在媒体出现的吴敬琏，其他三位，在大多数青年人心中，却只是一个模糊的符号。他们曾经倡导的理念、曾经冲破的思想障碍，今日已显得非常遥远。

回顾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学的衍变，除了四位获奖的学者，其实还有更多被忽略的学人。不论如何评价，85岁高龄的冯兰瑞都可以跻身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列。著名学者、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如此评价她，“当代中国女经济学家中，不论从写作之夥、见解之深刻和敏锐，无出其右者。加以她又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团联经济学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更为经济学家们所熟知”。

阳光明媚的四月，我们来到冯兰瑞的住处。这是北京东单和东二环之间的一个小胡同。抬眼望去，华润大厦和国际饭店就在不远处，不断蔓延的高楼吞噬着老北京的胡同里弄。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这个独门小院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深长：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刷一切时，仍然有人坚守着历史的河床。在资本和商业疯狂扩张的年代，安心向学又需要多大的坚韧和清醒。

在大学课堂，萨缪尔森、斯蒂格利兹已占据教科书的醒目位置；在报章杂志，制度、产权、公司治理等名词，已成为默认路径，几乎无须解释。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概念，却仿佛已被蒙上时间的尘土。只有回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场，人们才能发现，从打破“两个凡是”至今，思想之流已冲破多少关卡，它奔腾的浪潮在未来将冲向何方。

革命青年

思想家刘小枫曾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三四十年代生长，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四五”一代与“游戏的一代”。何家栋也有类似观点，他将20世纪中国思想家大致分成五代：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而这个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

当我们问及冯兰瑞，她属于哪一代知识分子时，她回答说，“按组织规定，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都算红军。我是1934年初二被迫辍学后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天参加自强读书会、救国会，勉强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后来就是‘三八’式，我1938年1月入党。算‘三八’式也可以。”

冯兰瑞1920年9月生于贵阳的一个小康之家。在青年岁月，她和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走着相同的思想之路。那一代人的追求，是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制度，发展经济，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以及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些思想的形成与她自身的遭遇、与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分不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阳时，11岁的冯兰瑞就跟随姐姐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大同学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镜头深深印在她的脑海中。而到上高中时，她已三次被学校开除，第一次的起因是同教师辩论，第二次是因为挽留校长，到教育厅请愿，第三次则是因为与教会学校的“洋教士”发生冲突。

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子，终于在第三次辍学后不再上学。陶行知先生的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名言帮助她作出了选择。从星光读书会、自强读书会到“重庆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逐渐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这个时期对她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六舅谢凡生。这个长她7岁的舅舅，1931年离开家乡贵阳去了上海。舅舅请她父亲劝外婆允许他外出上学，他在信中说：“我的前途是要靠我自己来创造的”。在他，这意味着要走革命之路。在11岁的冯兰瑞心中，这有着某种人生启示的意味。爱好音乐、选修小提琴的舅舅，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但反动当局却逮捕了他，酷刑和虐待夺去了他的左腿。

当亲友们将谢凡生营救回家乡时，冯兰瑞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舅舅给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有机会看到许多进步书籍，比如高尔基的《母亲》、绥那菲莫维奇的《铁流》等等。其中，《地底下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女杰》是她印象最深的两本。

1938年初，18岁的冯兰瑞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白天在外搞青年救亡运动，晚上刻蜡版印文件。她不知道，这时舅舅已是中共贵阳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两个人就这样互不知晓地为着同样的组织默默工作。

从报业到经济学

 1940年，为逃脱国民党的多次追捕，冯兰瑞终于前往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参加编写青年运动史。在完成十年内战青运史的同时，她还写了一本《徐特立传》。1946年秋，冯兰瑞与李昌结婚。随着战局的变化以及李昌工作的调到，她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华北军区《战友杂志》、上海《青年报》（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哈尔滨日报》工作。

 青年时期的冯兰瑞一直让自身随着革命的洪流前进，到1954年时，她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的她，兴趣从报刊编辑向学术方面转移。她放弃了报社的领导岗位，考入中央高级党校（即日后的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在党校期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20年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文革中，“走资派”冯兰瑞和“黑帮”李昌在河南干校被分别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一直没有中断看书学习。1974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当时于光远找到回京治病的冯兰瑞和几个人合作，选编《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此后，在国务院政研室和社科院，冯兰瑞都是工作在于光远的领导下。他们在思想战线上有多年共同的经历，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不久，胡乔木也找到冯兰瑞，请她参与选编《马恩列论生产关系》，另外还有两个组编《马恩列论商品经济》、《马恩列论阶级斗争》。冯兰瑞说，编这样的语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马恩列文集中论生产关系、论商品经济、论阶级斗争的段落找出来，剪贴就成了。我去时生产关系这个组已有三个人在那里编，但他们对经济学不熟悉，编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专门把我找去了。”冯兰瑞接着笑道，“1979年以后编语录已不时兴了，所以没有出版。”

回眸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由他领导的“秀才班子”，后来被“四人帮”称为“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冯兰瑞亲身经历了这个只存在四载的机构的风风雨雨，她清晰地记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帮”继而和“凡是派”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她前几年所写的回忆文章“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文中，冯兰瑞对政研室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的动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周总理去世时，我们都很悲伤。毛主席去世时，大家却很迷茫，不知道国家会怎么走。”冯兰瑞说。在逮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依然批邓。1977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两报一刊”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文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

但就在这个当时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没几天，首都经济学界就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冯兰瑞说，会议实际上就是用行动突破“两个凡是”。四人帮认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澄清这种谬论，1977年至1978年，经济学界举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构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部分。

除参加会议外，冯兰瑞还与苏绍智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如《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等。以后冯又参加了政研室集体写作《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是一篇按劳分配理论讨论总结性的文章，经过邓小平审阅，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于1978年5月5日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各大报同日转载，中央台即日广播。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之争已与今日的热门话题相距甚远，人们很难领略其中的风险、艰辛和要害。冯兰瑞解释说，一方面，有些谬论与领袖的“伟大理论指示”分不开的。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另一方面，理论争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实际困境。冯兰瑞说，“当时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政研室去一些地方调查，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时候实行平均主义，八级工资制级差很小。民间流传‘四个一个样’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快干慢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奖金取消了，计件工资也停了。缺乏激励机制，大锅饭无法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在冲破“凡是派”的障碍后，思想理论领域仍有无数暗礁。在冯兰瑞看来，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思想解放的高峰。而且，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前半段，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一段暂短的自由思想争鸣。她近年来多次提到思想理论界的坎坷的开端——“阶段风波”，就发生在理论务虚会闭幕不久以后。

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冯兰瑞与苏绍智有一个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后来在《经济研究》的1979年第5期上发表。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必然要经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过渡阶段。该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两位“理论权威”指责他们，说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多次开会组织批判文章，而且不许发表作者的反批评。直到中央文件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才告结束。

冯兰瑞在自己的最新文集中感叹道，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存在于平静沧海万顷碧波下的险滩暗礁”。本想尘封往事的她，近年来又拿起笔，记录她曾经历的思想战场的刀光剑影。

按劳分配－劳动力商品－迁徙自由

社会主义有没有失业、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样的话题早已消失在今人视野之外。但在80年代，这仍是意识形态的禁区，而且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举措。冯兰瑞很早就关注这些话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她是国内最早研究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1980年发表的《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文章，指出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消灭失业，1988年，她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并明确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

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进行经济调查。她记得有一次在芜湖，看到那些“集体家庭宿舍”，每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住着两三家人。各家一张床，床前挂着布幔“隔开”。床头地上放着煤球和炉子、锅瓢碗盏、脚盆、脸盆和便盆。职工居住条件之恶劣，惨不忍睹。几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诸多不便，经常吵架和发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绘的贫民窟。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关心、去研究他们的劳动工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

冯兰瑞后来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进入社会现实层面。1993年，已73岁高龄的她，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社会保障。针对当时“多家分管、条块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监督”的状况，她提出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6年她发表了《中国第三个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该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国内外报刊转载摘登和引用的达30多家，并于1997年获《新华文摘》第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奖。在新世纪，她的研究从城市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深入到公民的迁徙问题。

我们在冯兰瑞的口述历史中穿梭了3个小时，85岁的她依旧神采飞扬。最后，她向我们，也向所有后辈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这或许也是贯穿她的学术生涯的命题。

离开冯老的家时，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一片小竹林。她将自己的屋子称作“倚竹斋”，典出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都门秋思四首》。1972年，一家人陆续从干校和边陲返京。造反派走后，院子里满是垃圾、杂草和碎石，假山、凉亭、喷水池都破败不堪。每到黄昏寂寥或中夜不寐，她就想起黄仲则的“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一次香山之行让她发现，原来北方同样宜竹，于是就在东侧窗下栽种了一株毛竹。现在，竹已成林。

竹之高雅、刚正不阿、秀劲挺拔、无限生机，正是冯兰瑞人品学识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