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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建议:着力补齐就业短板、优化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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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建议:着力补齐就业短板、优化就业结构

当前就业面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即供需结构矛盾、行业错配矛盾、区域失衡矛盾。一面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部分岗位人员的失业风险和再就业压力增大;另一面是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仍然缺乏。

2019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刘林

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专委会副主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三份提案,分别针对去杠杆、就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热点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这三份提案分别是《关于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几点建议》、《关于优化就业结构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建议》、《关于多措并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议》。吴琦指出,结构性去杠杆不应局限于货币政策这一总量性政策,还应该推进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套和改革,从政府、企业、家庭三个维度推进,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

他认为,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不仅需要保持就业形势的总体稳定,促进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更要着力补齐就业短板,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

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和综合施策

虽然,我国总体杠杆率的上升速度自2017年以来明显放缓,但结构性分化的特征却日益凸显。

一方面,居民部门杠杆过快增长,制约了消费的增长。自2009年起,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连续9年上升,至2017年达到49%。居民部门债务的上升,给家庭带来一定的流动性压力,进而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债务仍是最突出的债务问题。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62%。2018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已超过111亿元,同比增长18.02%。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杠杆却在快速下滑。2007年至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持续加杠杆,但民营企业杠杆率持续下降,二者分化加剧。

“结构性去杠杆不应局限于货币政策这一总量性政策,还应该推进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套和改革”,吴琦指出,“从政府、企业、家庭三个维度推进,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

具体来看,吴琦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和综合施策。第一,注重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继续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减轻企业负担。第二,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作用,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等薄弱环节的支持服务。第三,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力度,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适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指导金融机构正确使用定向降准资金,积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

二是持续推进国企降杠杆工作,也要关注去杠杆进程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一方面,国企降杠杆需遵循“严格控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的总体原则:以强化资本管理为准绳,严格控制增量债务,推动国有企业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优化债务结构为主线,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推动国有企业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强化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切实提升自身竞争力。鼓励中小企业建立规范、透明、真实反映状况的财务制度,定期向银行提供全面准确的财务报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良好信用观念,杜绝逃废银行债务和挪用贷款等失信行为;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培育名牌产品、特色产品,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是控制好居民部门的杠杆,防止其过快增长。第一,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我国居民杠杆率的上升主要由房贷快速增长引起,控制居民杠杆率需从楼市调控、住房制度改革方面进一步着力。第二,做好预期引导。强化预期管理,适时提醒居民部门在加杠杆时要量力而为,充分重视流动性收紧对生活的负面影响。

补齐就业短板,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

2018年以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就业总体较为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比上年多增10万人,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完成全年目标的123.7%。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不过,在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的同时,结构性问题仍然凸显。吴琦指出,当前就业面临三大结构性矛盾,即供需结构矛盾、行业错配矛盾、区域失衡矛盾。一面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部分岗位人员的失业风险和再就业压力增大;另一面是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仍然缺乏。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83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由于工作经验缺乏、专业不对口、技能不足等问题,面临“毕业即失业”困境的毕业生可能不在少数。根据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以下简称“指数”)较高的职业仍为技工/操作工、销售业务、社区/居民/家政服务等,这些职业却往往不在高校毕业生择业范围之内。三季度就业指数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别倍数达到15倍,环比扩大3倍。其中,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包装/造纸和石油/石化/化工等吸纳就业大户分别只有0.51、0.65、0.78、0.89,将进一步加剧毕业生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压力。

就业岗位、发展机会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三季度就业指数依然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的趋势,分别为1.72、1.5、1.25和0.87,特别是东北各城市景气度仍低于1。东北发展已陷入恶性循环:经济下行造成就业机会减少、人才流失,由此对经济造成更大冲击、经济加速下行。

对此,吴琦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者的在岗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提升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创业和再就业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培养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创新创业、脱贫攻坚等时代要求相契合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挖掘市场就业潜力,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积极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产业衰退地区和困难行业的脱困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多渠道就业。

三是优化政府服务,提升就业岗位匹配度。优化使用职工安置专项资金,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市场资源投向就业创业领域;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降低执业门槛,促进投资创业便利化。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促进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有序流动和适配,实现用人单位和就业人员的有效对接,提升就业岗位的匹配度和精准度。

多措并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2018年,金融市场 “宽货币”与“紧信用”并存,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成为监管部门着力破解的难题。虽然央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但流动性却仍然过度淤积于银行间市场,并未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银行备付金走高、信贷投放意愿偏低、存放同业活期增加等,隔夜拆借等市场利率与同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OMO)、中期借贷便利(MLF)价差较小。

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监管层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仍不通畅。吴琦认为,具体来看,在资金供给端,投资者特别是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导致资金供给持续萎缩;在资金需求端,实体经济企业经营负担较重,优质资产缺乏,导致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他建议:

一是从资金供给端,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统筹协调。财税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信贷规模和流动性方面给予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改革内部转移定价和服务机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通过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债融资,推动保险资金、公募理财产品等投资优质上市公司,优化企业融资结构。

二是从资金需求侧,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营商环境。落实并加大科研投入加计扣除政策,降低税费负担;加强产权保护,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放管服改革基础上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放宽准入限制、提高政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服务,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吸引外资和各类高端资源要素集聚。构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赋予国资、外资、民资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权利,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同国际标准和经贸规则的对接,主动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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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建议:着力补齐就业短板、优化就业结构

当前就业面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即供需结构矛盾、行业错配矛盾、区域失衡矛盾。一面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部分岗位人员的失业风险和再就业压力增大;另一面是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仍然缺乏。

2019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刘林

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专委会副主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三份提案,分别针对去杠杆、就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热点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这三份提案分别是《关于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几点建议》、《关于优化就业结构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建议》、《关于多措并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议》。吴琦指出,结构性去杠杆不应局限于货币政策这一总量性政策,还应该推进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套和改革,从政府、企业、家庭三个维度推进,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

他认为,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不仅需要保持就业形势的总体稳定,促进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更要着力补齐就业短板,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

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和综合施策

虽然,我国总体杠杆率的上升速度自2017年以来明显放缓,但结构性分化的特征却日益凸显。

一方面,居民部门杠杆过快增长,制约了消费的增长。自2009年起,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连续9年上升,至2017年达到49%。居民部门债务的上升,给家庭带来一定的流动性压力,进而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债务仍是最突出的债务问题。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62%。2018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已超过111亿元,同比增长18.02%。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杠杆却在快速下滑。2007年至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持续加杠杆,但民营企业杠杆率持续下降,二者分化加剧。

“结构性去杠杆不应局限于货币政策这一总量性政策,还应该推进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套和改革”,吴琦指出,“从政府、企业、家庭三个维度推进,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

具体来看,吴琦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注重政策的协调配合和综合施策。第一,注重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继续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在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减轻企业负担。第二,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作用,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等薄弱环节的支持服务。第三,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力度,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适当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指导金融机构正确使用定向降准资金,积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

二是持续推进国企降杠杆工作,也要关注去杠杆进程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一方面,国企降杠杆需遵循“严格控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的总体原则:以强化资本管理为准绳,严格控制增量债务,推动国有企业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优化债务结构为主线,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推动国有企业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强化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切实提升自身竞争力。鼓励中小企业建立规范、透明、真实反映状况的财务制度,定期向银行提供全面准确的财务报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良好信用观念,杜绝逃废银行债务和挪用贷款等失信行为;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培育名牌产品、特色产品,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三是控制好居民部门的杠杆,防止其过快增长。第一,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我国居民杠杆率的上升主要由房贷快速增长引起,控制居民杠杆率需从楼市调控、住房制度改革方面进一步着力。第二,做好预期引导。强化预期管理,适时提醒居民部门在加杠杆时要量力而为,充分重视流动性收紧对生活的负面影响。

补齐就业短板,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

2018年以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就业总体较为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比上年多增10万人,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完成全年目标的123.7%。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不过,在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的同时,结构性问题仍然凸显。吴琦指出,当前就业面临三大结构性矛盾,即供需结构矛盾、行业错配矛盾、区域失衡矛盾。一面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部分岗位人员的失业风险和再就业压力增大;另一面是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高层次人才仍然缺乏。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83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由于工作经验缺乏、专业不对口、技能不足等问题,面临“毕业即失业”困境的毕业生可能不在少数。根据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以下简称“指数”)较高的职业仍为技工/操作工、销售业务、社区/居民/家政服务等,这些职业却往往不在高校毕业生择业范围之内。三季度就业指数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别倍数达到15倍,环比扩大3倍。其中,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包装/造纸和石油/石化/化工等吸纳就业大户分别只有0.51、0.65、0.78、0.89,将进一步加剧毕业生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压力。

就业岗位、发展机会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少数大城市。三季度就业指数依然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的趋势,分别为1.72、1.5、1.25和0.87,特别是东北各城市景气度仍低于1。东北发展已陷入恶性循环:经济下行造成就业机会减少、人才流失,由此对经济造成更大冲击、经济加速下行。

对此,吴琦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者的在岗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提升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创业和再就业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培养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创新创业、脱贫攻坚等时代要求相契合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挖掘市场就业潜力,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积极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运用“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产业衰退地区和困难行业的脱困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多渠道就业。

三是优化政府服务,提升就业岗位匹配度。优化使用职工安置专项资金,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市场资源投向就业创业领域;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降低执业门槛,促进投资创业便利化。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促进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有序流动和适配,实现用人单位和就业人员的有效对接,提升就业岗位的匹配度和精准度。

多措并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2018年,金融市场 “宽货币”与“紧信用”并存,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成为监管部门着力破解的难题。虽然央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但流动性却仍然过度淤积于银行间市场,并未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银行备付金走高、信贷投放意愿偏低、存放同业活期增加等,隔夜拆借等市场利率与同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OMO)、中期借贷便利(MLF)价差较小。

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监管层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仍不通畅。吴琦认为,具体来看,在资金供给端,投资者特别是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导致资金供给持续萎缩;在资金需求端,实体经济企业经营负担较重,优质资产缺乏,导致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他建议:

一是从资金供给端,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统筹协调。财税政策进一步发力,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信贷规模和流动性方面给予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改革内部转移定价和服务机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通过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债融资,推动保险资金、公募理财产品等投资优质上市公司,优化企业融资结构。

二是从资金需求侧,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营商环境。落实并加大科研投入加计扣除政策,降低税费负担;加强产权保护,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放管服改革基础上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放宽准入限制、提高政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服务,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吸引外资和各类高端资源要素集聚。构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赋予国资、外资、民资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权利,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同国际标准和经贸规则的对接,主动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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