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艾瞳下个月大学毕业。她找了份实习，第一次出差，坐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高层眺望黄埔江畔。某部科幻片里，这风景是令人信服的未来世界。
艾瞳的未来阳光灿烂。她的毕业证书将印上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校名，她穿得体的套装，等着拍摄自己最爱的男演员——争取了好久才拿到这个机会。
采访约定在十一点半开始，艾瞳看看表，差五分钟。她还没发现套装背后的蝴蝶结系得歪了。她一路走到商务中心，以为门口会堆满记者和影迷。
结果只有她自己。服务员端着吃剩的蛋糕路过问：“你是采访那个印度电影吗？他们在浦西那家丽思卡尔顿，早上就有人走错这里。这里是浦东。”
* * *
阿米尔·汗坐在浦西丽思卡尔顿的商务中心，吩咐助理再倒杯茶，好应付下一轮记者。他为下一部影片的摔角手角色已经增肌数十斤，正好陷进沙发里。
阿米尔从大学退学时是和艾瞳一样的年纪。他觉得“既然已经知道未来一生最想做的事，为什么还要在学校浪费时间？”于是跑去演了表兄曼苏尔·汗的电影《冷暖人间》，从此踏入宝莱坞，顺风顺水揽下无数奖项。
2009年，他主演《三个傻瓜》（又名：《三傻大闹宝莱坞》）创出印度电影最高票房。2013年，他的《幻影车神3》再度刷新纪录。2014年，他演一个外星人，双耳奇大，每次逃跑时都不知道摆臂。这次，印度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被提高到了33亿卢比（约合3.2亿人民币元）。
电影名字叫《PK》（中译名：《我的个神啊》），第一个镜头是巨大飞船降落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沙漠之上。中文版首映前一周，阿米尔第一次降落在中国上海，密集的宣传行程让他来不及闲逛形似科幻片的城市。发布会接着点映，然后是影迷见面会，还有一场接一场永远答不完的专访。
这天上午，专访的记者又拖了时间。本应十一点半结束的这组没问完，而门外另有三组还在等。阿米尔灌下这杯茶，更深一点地把自己塞进沙发。
* * *
从浦东往浦西飞驰的出租车上，艾瞳放起《三个傻瓜》的插曲：Aal Izz Well。
这部她最爱的电影讲述了印度理工学院的三个学生挑战权威、奔向自由的故事。他们本来和千万印度人一样，从初中起就为大学招生考试而复习，最终成为十万报名者中被录取的幸运三百人，可以期待某天拿到全国最好的文凭、当上工程师光宗耀祖。
入学后，校长昂扬训话：“人生是一场赛跑，不跑快点就失败了。连你出生时都要和3亿个精子赛跑”。学生们狂背“机械”的定义以通过考试，却没人真的喜欢学习——反正从小到大都这样，做题的目的就是考上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然后领到更多的题继续做。
终于，男主角兰彻跳下既定跑道。他唱起Aal Izz Well（印度风味口音的“All is Well”），做的每一件事都听从自己的心，被规劝被误会被打击，结果呢？像所有励志片一样：平安无事。
兰彻觉得人只要跟自己赛跑。如果想做园丁，就种出最好看的花。如果喜欢当老师，就用心教学生。“只要追求卓越，成功自会不期而至。”在Aal Izz Well的载歌载舞里，他的朋友法罕当上了野生动物摄影师，拉朱成为工程师，而兰彻隐居在蓝色盐湖边的乡村小学，总是说：有两个傻瓜会来看我。
出租车在丽思卡尔顿门前刹车，窗口还冒着印度歌曲的旋律。没有门童抢先打开车门，艾瞳一手揽着三脚架、另一手拎两只相机包，自己费劲钻出来。与她搭档的文字记者早已丢下她冲进了电梯口。
当艾瞳最终抵达正确地点时，工作人员的催促听起来像祝贺：“怎么才来？你们组还有三分钟就开始了，快准备。”艾瞳听话推开门，几个沙发背对她摆放。其中一人端着茶杯回过头，是阿米尔，《三个傻瓜》里的兰彻。
他长得跟兰彻完全一样，当然了，可就连讲道理时停顿半拍问对方是否明白的神情，都和电影里那个大学生完全一样。他今年五十岁，比起演《三个傻瓜》时每天只吃一根香蕉所保持的身材，已经胖得厉害。他满身肌肉，即将出演摔角手，理应停止天真的注视。
艾瞳从取景框里看着阿米尔，好像这事已经演出过无数次。他和所有网络上能搜到的采访视频中一样，穿着宽大的牛仔裤、旧T恤，继续天真地讲道理。
他认为印度人民应该并且能够团结起来，战胜性别歧视，改变残害天性的教育制度，发展公共医疗，总有一天过上幸福的生活。他相信电影可以把人变得更好。
阿米尔说自己喜欢讲故事。他主演了四十多部电影，剧情大多与印度社会问题相关，从《大地》的印巴冲突、《芭萨提的颜色》的政府压迫与对抗，再到《三个傻瓜》批评教育制度、新片《我的个神啊》反思宗教信仰。
“我不是刻意要传达什么社会信息，”阿米尔想了半天，对艾瞳的记者搭档解释：“但我慢慢发现，在我当演员、挑选剧本时，总是会被那种电影吸引。那种不光好玩，还有点什么意义的电影。我当然知道娱乐性非常重要。观众买票来看我的电影，就是为了找点乐子。如果是想听课，他们就直接去社会学课堂了。可是，如果能在逗乐之外，再表达些什么，那不是更好吗？”
于是，阿米尔第一次做监制，《自杀现场直播》（Peepli Live）反映种姓制度下的生存难题；第一次做制片，《印度往事》的背景设定在反殖民战争；第一次做导演，《地球上的星星》有一半篇幅是阅读障碍症男孩平常生活的流水账。
在所有这些故事的主角中，他说自己最喜欢演的就是《地球上的星星》和《三个傻瓜》兰彻那样的老师。他们尊重学生的天性，会费心问一问爱好与梦想，而不是逼学生为了分数赛跑。
“那么……你觉得兰彻的缺点是什么？”
这是艾瞳拜托记者搭档提的问题。她太想知道答案。
“兰彻的缺点？”阿米尔低头开始想。坐在他左右的《三个傻瓜》、《我的个神啊》导演与制片也同样困惑。
“我觉得兰彻没有缺点。我想不出人们会讨厌兰彻的任何理由。” 最后阿米尔这样回答。
理由可太多了，艾瞳想。别人会说兰彻十分天真，而这部电影过分渲染浪漫理想，连结局都专为主角打开光环。人们还可能说兰彻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毕竟，听从本心或者遵守规则，有哪种价值观是绝对优于另一种的吗？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像电影主人公一样把青年梦想贯彻到底。
“你好像有话要说。”导演笑着问。
“如果没有遇见兰彻，那些学生们按照社会和父母的要求，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或许也会很幸福的。”
阿米尔哈哈大笑，点头表示同意。艾瞳立刻一连串按下快门，一路走来的岔口从头闪现。
* * *
艾瞳是先开始拉小提琴，才学会一加一等于二的。她喜欢练琴，也喜欢画画和拍照，那时没什么人逼她。她每天被维瓦尔第的《四季》组曲闹钟叫醒，起床洗漱。
初一时艾瞳加入学校乐团，不愿错过任何一次排练。也是在那年她正式认识了中考、高考和大学录取分数线。对于很多中学生来说，“好好学习”是这样一条路：由痛苦的熬夜和令人焦虑的考试分数铺成，但只要足够努力，就有望让周围所有人都笑开花——老师、父母、来串门的亲戚……
在单一价值观的教育系统里，考高分无疑是巨大的诱惑。青春期的孩子几乎没有别的路能获得一致称赞、让讨厌的同桌退缩，或者免于在春节期间被唠叨淹没。简单来说，只要考上X大，就能无懈可击地证明“成功”。
艾瞳和许多十八岁上下的考生一样，想抓住机会、证明自己。那年全国933万人参加高考，675万获得录取。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X大只收了不到四千人，艾瞳在名单上。
和《三个傻瓜》中印度理工学院相似，X大也在争创国际一流院校、也是轻易构成戏剧张力的骗局。它明里暗里许诺了自由与快乐，却回报以加强版的高三生活。绿化得体的校园中，固然有各类社团、演出活动，可不少学生依旧觉得每天都像赛跑——只不过评判的标准变成了学分绩或论文发表记录。大家从小习惯了当第一，一时很难改掉。社会生活处处布满炭火的赛道，《三个傻瓜》中能绕开竞争压力的兰彻，只是个虚构角色。
每年毕业前夕，X大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保研，三分之一出国，剩下的三分之一直接工作。还有六个名字，不会出现在毕业典礼——据传X大每年只有六个自杀指标。万一不小心超了呢？只好把跳晚了的家属尽力安抚。关于他们的传闻会在宿舍楼间绕上几圈，隔天就蒸发不见。有人永远怀念他们，却没凭据。赛跑继续下去。
艾瞳再次获得阶段性胜利。她拿到暑期奖学金，飞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做科研。整个小镇围成这间大学，而导师是该领域最顶尖的学者。空气清新的夏天，艾瞳结束一整天实验室工作，散步回宿舍，突然听见路口飘来有趣的旋律。
休闲装的男男女女们抱着铜管、架起鼓，往树下一站，奏响进行曲。艾瞳的人生里也曾有不止一条岔路通向各异的可能：乐手、画家、设计师……只不过后来她阴差阳错成了科学家，站在荫凉下，真心地鼓掌。她也在课余时间参加X大交响乐团的排练，偶尔设计纪念画册和演出邀请函，但保研面试、申请出国或找工作都不会参考这一点。
于是，艾瞳和她的同学们总难免这样：想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说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甚至没法公开抱怨——毕竟曾经顺从过教育制度并捞到轻松生活的好处，现在抱怨起来都很难理直气壮。何况没人知道如果当初拒绝“好好学习”，现在会不会更后悔。
艾瞳清楚她喜欢的电影不过是一部励志片，《三个傻瓜》中的兰彻必须梦想成真，而另外两个傻瓜也一定能找到他。因为印度观众会认为任何长度短于三小时、敢以悲剧收场的电影都是在骗钱。
艾瞳只能录下街头乐团的整场演奏，存在相机里。夏天结束后，她回到X大准备论文，眼看就要以四年未逃一节课的纪录毕业，直到她听说阿米尔·汗要来上海宣传新电影。艾瞳背起相机、借来三脚架，等在完全错误的地点，却还是见到了他。
* * *
阿米尔就是现实世界的兰彻。在艾瞳看来，他说的和做的一致，做的和想的也一致。别人总是知易行难，对他来说却好像完全没有困难。十八岁时他喜欢电影，便退出大学，闯进宝莱坞。二十一岁时他爱上隔壁家的印度教女孩，可自己却是个穆斯林，于是两人一起私奔。
多年之后他制片的《印度往事》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他主演和导演的作品更是包揽国内大小电影节奖项。《三个傻瓜》上映六年来，印度电影票房纪录只被他自己刷新了两次。
这些颁奖典礼阿米尔却几乎没参加过。他觉得大部分电影节评奖水分太大，于是只去印度电影观众奖（Filmfare Awards），还每每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拒绝光鲜的女主持的邀舞请求：“不是所有宝莱坞演员都喜欢唱唱跳跳。”
当记者称赞他的电影获得票房成功时，他立刻反驳：“高票房的就一定是好电影吗？我想我们都看过票房不高但很棒的电影。”
他的父亲塔希尔·胡赛因正是那种从没获得过票房成功的电影人。阿米尔曾说童年的自己总在担心家里出不起下学期的学费，最多时一天接到三十个催债电话。父亲祈祷儿子从事任何与电影无关的职业，在他最终退学从影时，失望至极。阿米尔却说：“我并没有停止学习。恰恰相反，我的学习从现在开始。”
当阿米尔自己也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却发现自己能影响到不止一个家庭。
看过《三个傻瓜》后，制片人乔普拉的女儿与他摊牌：她一直从事传媒行业无非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不过到此为止了，她一直喜欢的其实是舞蹈，她要去跳舞。
几年过去了，在邻国时髦都市的这家酒店里，制片人讲起女儿的决定，扶了扶墨镜，露出虚弱的笑。他说她现在是快乐的。阿米尔于是扭过头也向制片人笑。不演杀手的时候，他的眼神总像那个大学生。
“当我看到周围人过得不如我好时，我觉得难受，我不能袖手旁观，”阿米尔曾和制片人、导演讨论过一个优秀的NGO应有的特质，“不光是想帮别人做些什么的冲动，而且会觉得如果不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自己的生命就不完整，心里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其实是为了自己才去帮助别人的。”
2011年，他制作、主持的电视节目《真相访谈》在印度全境以八种语言同时上映，每期纪录一个社会问题：性别歧视（强奸女性、选择女婴堕胎、巨额嫁妆）、种姓制度、养老问题、教育不平等……三季《真相访谈》（www.satyamevjayate.in），不仅让印度观众感慨投胎可以多不幸，更促成了真实的社会变化。
中央邦首席部长在看过关于通用药品的节目后，决定在全邦的政府医院免费提供非专利药品（仿制药），因为大量穷人根本无法负担价格高昂的名牌药品，而仿制药的疗效足够挽救很多生命。
在女婴堕胎现象曝光后，新生儿男女比例极不平衡（1000：890）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拉贾斯坦邦采取行动，力图减少医生对产检性别为女的健康婴儿进行堕胎。两年后，新生儿男女比例恢复至1000：960。
阿米尔为“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变化的印度”感到高兴。他无法想象自己搬家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去，因为“印度是如此美丽”。
在最新上映的《我的个神啊》中，他再次尝试表达，以外星人的视角观看印度各个宗教信徒们的狂热。影片里，宗教极端势力炸毁了火车站。现实中，印度自2007年至今已发生十余起恐怖袭击，伤亡惨重。
影片上映后，立刻遭到不少宗教人士的声讨。政府官员站出来呼吁禁播，愤怒的教徒打砸电影院、烧毁阿米尔的海报，并威胁他和制作团队的家人。阿米尔曾经的跨宗教婚姻也被拿出来做反例——他和印度教的邻家女孩并没能走到最后。
可阿米尔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否定宗教，而是要指责那些以宗教为名欺骗、操控、利用别人的人。他说自己喜欢外星人的角色，更喜欢讲故事：“在社会中，只有沟通者、创造者、那些讲故事的人，才能带来动态的变革。医生可以治好身体的病、律师为你打赢官司、政府发布一条法律，要求从上到下地贯彻。但是，只有诗人、作曲家、编剧、导演这些讲故事的人，才能直接跟人们的内心沟通，从内部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
* * *
艾瞳看着阿米尔热切地讲述自己怎样融入角色、抹掉记忆、饰演外星人。每次导演喊开机，他就得装作自己首次降落地球，一切都是新的，然后再变得越来越像个人类，学会撒谎、学会爱。
艾瞳和《三个傻瓜》里的配角一样，生活路径因为认识兰彻而拐弯。
她被提醒了自己所能派上的用场不止“好好学习”，她发现当傻瓜也可能平安无事。她查了新闻，联合国报告将她的专业列为震后灾区最紧缺的专业之一，她已经为救援队编完一本中文手册。即将到手的X大文凭也许正好能助她登上飞机。
她不确定这个决定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可能照进现实。一个预示链式核裂变反应开启的点，独立于每个中子的真实归宿之外，释放新故事。
艾瞳把阿米尔当成起点，新的赛跑没有规则。那么阿米尔的起点呢？
“小时候，我喜欢打网球。我打得很好，拿到马哈拉施特拉邦冠军，还进了青年队。我妈妈知道我对打比赛有多激动。所以每次我比赛结束回家，都会看到她在门口等着我，问我赢了还是输了。我当然经常赢，每当这时她都会很开心地拥抱我。
然后有一天，我妈妈突然问：‘那个今天输给你的男孩，现在应该也到家了吧？他的妈妈也一定在门口等着他，问他同样的问题：赢了还是输了？他就得告诉他妈妈：我输了。’
那天我想了很多很多……”
阿米尔只来得及讲出故事的开头，采访时间就到了。艾瞳跟他握手、合影，收拾东西走人。接下来的故事她打算自己编。
————————
题图：三傻大闹宝莱坞官方剧照
内页图：Andrew Toth/Getty Images
文中艾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