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康了烦

我国的历史小说尚处于尴尬境地，尤其在当代作品里，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求真者鄙其虚诬妖妄，务虚者嫌其板涩无聊。表面看像是史家与小说家的争执，实际却是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真实”与“虚构”进行二元对立，即便是《三国演义》，终究也是因为“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得以奉为经典，潜台词却是对虚构带有一些偏见色彩，似乎虚构会影响真实。

因此历史小说传统的划分方法有三种，即“羽翼信史”“虚实相生”“传奇贵幻”，通俗解释就是尽可能真实、真实虚构各一半、尽可能虚构。如此量化着实笨拙，也让历史小说在创作思路上落入下乘。所谓传奇贵幻，承继的是唐传奇志怪的路子，演变至今则根植于玄幻架空，严格来说并不在历史小说的范畴；虚构相生则是折衷的说法，说到底依然是心存门户之见，不足为训。

唯有这羽翼信史，原本是明人张尚德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原话是“羽翼信史而不违”。后人多执着于“不违”，认为这是评价内容通俗有趣又不违背历史，却忽略了羽翼有辅佐的意思，并非困于史书的牢笼，它用虚构的手法去解释历史，既不是捏造篡改也不是完全遵循史书的宏大叙事说辞。

观今人狐周周之历史小说《春明梦余录》，倒是深得虚实三昧，既不对立亦不混淆，用虚构“羽翼”真实。如她所言，本书的名字化用自明代孙承泽的《春明夢餘録》，朝代更迭、古今悲慨，作者赋予的情感倒是相似，但狐周周的《春明梦余录》在内核上却更像是承继了《资治通鉴》的路子。通过汇总各路史料，加以取舍损益，梳理顺序，虽然文体不同，却尽得虚构之妙。

以往人们误以为虚构必定是搭建空中楼阁，甚至不惜删改信史。然而真实当围绕事，展现一种强因果关系，以知兴替盛衰，是为知其然；虚构当围绕人，揭露内在逻辑动机，以知人情世故，是为知其所以然。虚构作为一种小说独特的技巧，是以区别于史官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填补史书客观文字记录中的留白，如《左传》释《春秋》，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因此《春明梦余录》并非是以理中客的态度去陈述天启皇帝的种种行为，而是揭示其性格、行为产生的原因。而如以往的历史小说，写天启与魏忠贤，必会借古喻今、大加挞伐，乃至凭空增益其事，将史料进行艺术包装，灌装在宏大叙事当中，最终揭示的无非是一种普遍认知，至于阉党救国等洗白翻案更是陷入另一种极端。此皆作者误用想象力，没有将虚构作为一种创作手法，而是将其作为创作内容与真实史料强行结合相生。

因此在《春明梦余录》当中能够看到的是众多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能够看到天启重用魏忠贤的内在原因，着墨于复杂性格的形成，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角色，以虚构辅佐真实，既非渲染某某已知的历史经验教训，也非为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翻案。

写历史小说应如解数学题，解题方法多种多样，或巧或拙，或对或错。然而一些粗制滥造的历史小说，并非解题，而是直接把题目篡改，以求出自己主观臆断的答案，这就是小说实笔与虚笔未能并驾齐驱，导致读者两极分化的原因。

时下还有一种“拒绝当历史搬运工”的说法，表面是为了呼唤艺术创作自由，实际是剥夺了小说本身具有的“通鉴”功能，因此狐周周《春明梦余录》的实笔之处，铺陈大量史料，并在注释当中尽可能做了科普，此蔡东藩历史演义之流亚，适合于对明末历史有更深一层了解需求的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历史小说终归会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因此以今之视昔，犹如后之视今，许多历史小说家前辈在今人看来难免存在所谓的“陈腐历史观念”，然而今人在史料搜罗方面的便捷与详尽，恐怕不是前辈们所能做到的。

《春明梦余录》能够处理好实笔与虚笔，不光是个人见识与笔力的超越，更多也源于作者在史料方面的刻苦钻研。小说不必完全重复叙述历史，但历史小说家却不能对历史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