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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杰:大幅降增值税是必需,也是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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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杰:大幅降增值税是必需,也是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在实际操作中,小幅度减税容易被产业链的另一端独占,被系统性折损,最终获益者只是少数,尤其是那些急需获得优惠的中小企业反而获得的较少。更大幅度的减税会使它们有更大空间与上下游周旋,减税的实际收益肯定会更明显。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来源:新华社

文/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李克强对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做了深入解析,对经济改革的布局和具体措施娓娓道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提振经济信心的殷切之心跃然而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将16%的税率降至13%,10%的税率降至9%。这次减税,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为什么要降增值税

首先,增值税是企业的直接税负,也是企业最主要税负,减增值税企业直接受益。

传统财税理论认为,增值税是流转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构成企业负担。因此主流学者都认为减增值税的效果对企业减负不明显。笔者去年11月曾撰文驳斥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谬论。增值税是企业的直接税负,企业一旦有经营行为就要缴纳增值税,企业未实现销售的产品承担着预缴的税负。根据我们的调研,增值税占一般中小企业税负的80%。增值税是企业的主要税负,增值税减税是对企业的直接减负,针对性最强,企业直接受益。增值税率降低可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最终物价的下降,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也有直接作用。

因此减增值税企业直接受益,就像李克强所言:“(本次减税)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场主体。”

其次,这次重点降低了16%这档税率,适用这档税率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传统销售业务的实体经济,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主,这是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两个行业。从2016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统计数据看,在全部1.79亿个就业岗位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有5768.8万人,占比32%。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统计,2017年这两个行业的就业需求占比更是达到47.4%。“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按现有国内就业结构,要想稳就业,就必须从扶持这些行业着手。扶持广大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稳定就业的关键举措。

但事实恰恰与宏观政策背道而驰。据《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称,2017年工业税收增速15.9%,批发零售业税收增速竟然达到20.3%,均高于平均增幅,仅此两个行业就比2016年多征了13317亿元。而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仅为6.6%,批发和零售业增速仅为7.1%。税收在这两个行业中的增幅过大,明显与过往的政策设计不当、落实偏差有关。一个好政策由于操作有误、落实不当,也会干扰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宏观调控方向出现偏差,造成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恶果。

从税收收入结构看,适用16%税率的税收收入约占整个国内增值税收入的54.2%,是最主要的纳税主体,对他们减税,减负效果是最明显的。

今年明确针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减税政策,应该可以起到精准减负、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

为什么要大幅度减税

“两会”前,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报告》吹风会上介绍了这个减税降费方案的决策难度:“这个减税方案,我们有关部门反复测算了几百个方案,进行了不同组合,最后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比选,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我想,这里说的测算方案,主要是指增值税率到底降几个点。

笔者研究这几年的增值税改革,发现2016年的“营改增”是税收结构的重建,其结构性减税的主要获益者是房地产业为主的少数几个行业,制造业受益仅相当于整体减税额的六分之一强。2018年开始的两档税率各降一房地产业为主的少数几个行业,制造业受益仅相当于整体减税额的六分之一强。2018年开始的两档税率各降一个点,政府预测会减税2400亿元,只是全年减税一万亿目标的四分之一不到。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小幅度减税容易被产业链的另一端独占,被系统性折损,最终获益者只是少数,尤其是那些急需获得优惠的中小企业反而获得的较少。

去年我们在企业调研中发现,一般中小型生产企业都会被下游采购方要求降低供货价,原因是你的增值税降了。减税幅度高了,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也还是可以掠夺殆尽的。企业经营者告诉我们,更大幅度的减税会使他们有更大空间与上下游周旋,减税的实际收益肯定会更明显。

所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也承认:“之前我们反复测算,有多种方案,有一种就是今后几年每年把增值税率降一个百分点,但在当前情况下企业可能感受不深。”李克强对微观经济现象的清晰认识,加强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信心。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增大,决策者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目标考虑,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为简化税制、尽快实现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打下了基础。

减税降费是市场化改革的催化剂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实际上是一项重大改革。准确地说,以减税降费促动财政政策优化,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倒逼简政和“放管服”。大规模减税降费成为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今年关于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日益增重,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错综复杂的。政府调动什么政策工具来救经济于水火?是政府主导投资、加大基础建设、增加货币投放,还是加大改革开放、用市场的力量拉动经济内在的动力?

总理在《报告》中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只要市场主体有活力,就能增强内生发展动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他在回答彭博社提问时说:面对新的下行压力,一种办法是搞量化宽松,超发货币、大规模提高赤字率,所谓“大水漫灌”,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时可能有效,但会带来后遗症,所以不可取。

今年的经济政策体现了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发展,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指导方针。

(一)就业优先。就业是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主要指标。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稳定就业,民生有所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李克强说:“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

(二)强调市场化改革。《政府工作报告》中10处提到市场化,都是针对具体改革方案,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汇率市场化,再到银行利率市场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粮食价格市场化、国企改革市场化,以及处理金融风险的市场化机制。

所谓市场化,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有清晰的产权,要以法治化维护市场公平正义,就是要保护企业家才能,就是要促进社会创新。《报告》坚持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强化改革开放。

(三)深化结构性改革。以减税降费促动财政政策优化,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倒逼简政和放管服。减税降费和简政、公平监管,这是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的两个重要的关键举措。

经济下行,政府又要减税减费,财政压力骤增。政府今年财政支出放缓,和GDP增长同步。政府要过紧日子,要压缩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因此增加了特定的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抓紧政府的钱袋子,中央和地方共克时艰,目的是让社会经济主体的压力得到缓解。同时,把此次的税制调整纳入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中,是一项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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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杰:大幅降增值税是必需,也是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在实际操作中,小幅度减税容易被产业链的另一端独占,被系统性折损,最终获益者只是少数,尤其是那些急需获得优惠的中小企业反而获得的较少。更大幅度的减税会使它们有更大空间与上下游周旋,减税的实际收益肯定会更明显。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来源:新华社

文/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李克强对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做了深入解析,对经济改革的布局和具体措施娓娓道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提振经济信心的殷切之心跃然而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将16%的税率降至13%,10%的税率降至9%。这次减税,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为什么要降增值税

首先,增值税是企业的直接税负,也是企业最主要税负,减增值税企业直接受益。

传统财税理论认为,增值税是流转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构成企业负担。因此主流学者都认为减增值税的效果对企业减负不明显。笔者去年11月曾撰文驳斥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谬论。增值税是企业的直接税负,企业一旦有经营行为就要缴纳增值税,企业未实现销售的产品承担着预缴的税负。根据我们的调研,增值税占一般中小企业税负的80%。增值税是企业的主要税负,增值税减税是对企业的直接减负,针对性最强,企业直接受益。增值税率降低可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最终物价的下降,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也有直接作用。

因此减增值税企业直接受益,就像李克强所言:“(本次减税)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市场主体。”

其次,这次重点降低了16%这档税率,适用这档税率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传统销售业务的实体经济,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主,这是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两个行业。从2016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统计数据看,在全部1.79亿个就业岗位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有5768.8万人,占比32%。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统计,2017年这两个行业的就业需求占比更是达到47.4%。“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按现有国内就业结构,要想稳就业,就必须从扶持这些行业着手。扶持广大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稳定就业的关键举措。

但事实恰恰与宏观政策背道而驰。据《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称,2017年工业税收增速15.9%,批发零售业税收增速竟然达到20.3%,均高于平均增幅,仅此两个行业就比2016年多征了13317亿元。而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仅为6.6%,批发和零售业增速仅为7.1%。税收在这两个行业中的增幅过大,明显与过往的政策设计不当、落实偏差有关。一个好政策由于操作有误、落实不当,也会干扰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宏观调控方向出现偏差,造成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恶果。

从税收收入结构看,适用16%税率的税收收入约占整个国内增值税收入的54.2%,是最主要的纳税主体,对他们减税,减负效果是最明显的。

今年明确针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减税政策,应该可以起到精准减负、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

为什么要大幅度减税

“两会”前,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在《报告》吹风会上介绍了这个减税降费方案的决策难度:“这个减税方案,我们有关部门反复测算了几百个方案,进行了不同组合,最后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比选,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我想,这里说的测算方案,主要是指增值税率到底降几个点。

笔者研究这几年的增值税改革,发现2016年的“营改增”是税收结构的重建,其结构性减税的主要获益者是房地产业为主的少数几个行业,制造业受益仅相当于整体减税额的六分之一强。2018年开始的两档税率各降一房地产业为主的少数几个行业,制造业受益仅相当于整体减税额的六分之一强。2018年开始的两档税率各降一个点,政府预测会减税2400亿元,只是全年减税一万亿目标的四分之一不到。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小幅度减税容易被产业链的另一端独占,被系统性折损,最终获益者只是少数,尤其是那些急需获得优惠的中小企业反而获得的较少。

去年我们在企业调研中发现,一般中小型生产企业都会被下游采购方要求降低供货价,原因是你的增值税降了。减税幅度高了,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也还是可以掠夺殆尽的。企业经营者告诉我们,更大幅度的减税会使他们有更大空间与上下游周旋,减税的实际收益肯定会更明显。

所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也承认:“之前我们反复测算,有多种方案,有一种就是今后几年每年把增值税率降一个百分点,但在当前情况下企业可能感受不深。”李克强对微观经济现象的清晰认识,加强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信心。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增大,决策者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为中国经济的长远目标考虑,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为简化税制、尽快实现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打下了基础。

减税降费是市场化改革的催化剂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实际上是一项重大改革。准确地说,以减税降费促动财政政策优化,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倒逼简政和“放管服”。大规模减税降费成为深化改革的催化剂。

今年关于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日益增重,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错综复杂的。政府调动什么政策工具来救经济于水火?是政府主导投资、加大基础建设、增加货币投放,还是加大改革开放、用市场的力量拉动经济内在的动力?

总理在《报告》中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只要市场主体有活力,就能增强内生发展动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他在回答彭博社提问时说:面对新的下行压力,一种办法是搞量化宽松,超发货币、大规模提高赤字率,所谓“大水漫灌”,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时可能有效,但会带来后遗症,所以不可取。

今年的经济政策体现了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发展,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指导方针。

(一)就业优先。就业是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主要指标。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稳定就业,民生有所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李克强说:“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

(二)强调市场化改革。《政府工作报告》中10处提到市场化,都是针对具体改革方案,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汇率市场化,再到银行利率市场化、电力市场化改革、粮食价格市场化、国企改革市场化,以及处理金融风险的市场化机制。

所谓市场化,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有清晰的产权,要以法治化维护市场公平正义,就是要保护企业家才能,就是要促进社会创新。《报告》坚持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强化改革开放。

(三)深化结构性改革。以减税降费促动财政政策优化,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倒逼简政和放管服。减税降费和简政、公平监管,这是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激发市场活力的两个重要的关键举措。

经济下行,政府又要减税减费,财政压力骤增。政府今年财政支出放缓,和GDP增长同步。政府要过紧日子,要压缩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因此增加了特定的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抓紧政府的钱袋子,中央和地方共克时艰,目的是让社会经济主体的压力得到缓解。同时,把此次的税制调整纳入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中,是一项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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