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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慧芳到苏大强,国产剧父母形象流变

60、70后眼中的爹妈都是英雄,80、90后眼中的爹妈可能为祸,而00后眼中的父母如何,自然还需要再看20年后的国产剧。

作者:谢明宏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一度拥有10多万成员,但在引起舆论关注之后,已被雪藏许久。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至亲之间也会互相伤害。甚至伤口之深,久久难以愈合。隐藏在“父母皆祸害”小组10万ID之后的,是《都挺好》里的苏明玉,《欢乐颂》里的樊胜美,《狗十三》里的李玩,也可能是被嫌弃一生的松子。

国产剧“父母形象”的变化来得如此陡然,让人猝不及防。《都挺好》里的“作精”老爹和“偏心”老妈,终于彻底将影视剧的主要矛盾聚焦在“父母为祸”的原生家庭上。回想起90年代的《渴望》,“慈父”王子涛和“慈母”刘慧芳,似乎可以窥见父权的瓦解与母亲偶像符号的坍塌。

应该说,《都挺好》中的案例,也许有些极端。男的都是“渣男”,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苏家父子三人:父亲苏大强太作,苏明哲死要面子,苏明成更是一个“巨婴”。曾经“五好家庭”的反面,就是如今的原生家庭的“十恶不赦”。

排除“过度贩恶,极端人设”的怀疑,《都挺好》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公开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意味着两代人的诉求都能被正视,两代人的人生都有可能被理解。并且,也只有在开诚布公的沟通中,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李安在《饮食男女》里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所以,就让硬糖君也怀着这种顾忌,从30年国产剧“父母形象”的流变中,去摸索与亲人的相处之道。

慈母到恶母

从1958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开始,母亲就以牺牲奉献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到1990年的电视剧《渴望》,刘慧芳虽有自己的孩子,却仍然收养了丈夫姐姐的弃婴小芳。刘慧芳这一形象的极致塑造,把母亲无私、善良、隐忍的品质深深烙印在大众影像记忆中。

此后,刘慧芳成为国产剧母亲形象的一个范本。慈爱育子和忘我牺牲,也成为国产剧塑造传统母亲形象的刻板主题。典型的如《中国母亲》、《母亲是条河》、《我的丑娘》、《我的三个母亲》,直到去年的争议热播剧《娘道》,仍是在这一道路上的延续。

她们是道德上的完人,是几千年传统礼教的结果,是男性按照自身的需求和意志对母亲做出的要求,也是社会大众对母亲的固化想象。

《我的丑娘》中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婚姻能够幸福,长期承受着儿子不愿意认娘的煎熬。每天只能偷偷的从窗户看看儿子、儿媳,甚至到最后以在儿子家当保姆为代价获得与儿孙相处的机会。

《我的三个母亲》中的母亲柯立,即使面对儿子的仇恨,也甘愿把自己的肾换给儿子。甚至在最后为救出被绑架的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向儿子的尖刀。

当然,国产剧在塑造“慈母”时,也诞生了相对的“强势母亲”。这类电视剧中,母亲们总是对下一代实施压抑性的威慑,以验证她在家庭中的权威,强调她在家庭中的长辈地位。

《家有九凤》里,由于老太太一生没有儿子,只有九个女儿。对晚年生活的不确定,让她对女儿和女婿更加专制。女儿和女婿见到她,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抱有畏惧心态。

在《母亲的战争》中,奚美娟将一位强势的母亲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马母的心目中,子女就是自己的希望,不容有一丝污点。马母凭借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对贤惠的儿媳百般怀疑,甚至怀疑孙子与儿子的血缘关系,最终致使儿子的婚姻破裂。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母亲形象在电视剧中折射出某种程度上的变质。

2008年的《奋斗》中,杨晓芸母亲是十足小市民,嗜钱如命,把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2009年的《蜗居》,身为母亲的海萍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安逸的生活,不惜让亲妹妹给别人当情人;到了今年的《都挺好》里,苏母的偏心十足让女儿“寒心”。不仅有早餐歧视,还有家务歧视,以及家庭地位歧视。

值得注意的是,当亲生母亲“由仙入魔”,我们却发现继母们“羽化登仙”,越来越多的善良后母的形象出现在国产剧荧幕。《继母后妈》中无私包容的苏小艾、《幸福来敲门》中大方靓丽的周路、《家的次方》中善良理智的文楠等继母,打破了传统观念中继母是妖魔的印象。

严父到作父

几十年来,家庭剧塑造了一批让人印象深刻的父亲形象。归纳起来共有强势、慈爱、民主、无力、反面这五种类型。

早期的家庭剧中,父亲的要求就是圣旨,具有不可违抗性。强势型的代表是《篱笆女人和狗》中的金锁、《戈壁母亲》中的钟匡民、《金婚》中的大庄等。

《篱笆女人和狗》中的金锁是典型的专制传统型的父亲,在家里对妻子不是打就是骂,大嫂在家里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戈壁母亲》中的钟匡民面对自己的儿子,以“老子”自称,专制的家庭地位是不容动摇的;《金婚》中的大庄在家里“唯我独尊”,直到老了以后,性格才变得有所缓和。

慈爱型父亲,更多的是“好爸爸”代言人。他们勤劳勇敢,踏实肯干,在家里尊重妻子,照顾孩子,集多种优点于一身。比较典型的有:《渴望》中的宋大成、《金婚》中的佟志、《王贵与安娜》中的王贵等。

民主型父亲在家庭剧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倾听子女的想法,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身上。比如《家有儿女》中的夏东海,《我的青春谁做主》中的钱进来等。

《家有儿女》中的夏东海,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在和刘梅重组家庭以后,面对家里的三个孩子,他把自己放到了“伙伴”的位置,与孩子打成一片。

无力型的父亲形象,多出现在以弘扬传统孝道为主题的电视剧中。这一类的父亲一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都患有身体疾病。比如《咱爸咱妈》里的乔贵义、《儿女情长》中的童富昌、《老有所依》中的爷爷。

另外还有一种无力型的父亲形象是怕老婆,在家里没有决策的权利,唯老婆之命是从。如《篱笆女人和狗》中的银锁,《牵手》中的老乔、《老大的幸福》中的傅吉兆、《老有所依》中的江援朝等。

过往的反面型父亲,很少以主角的形式出现,出错主要表现在对家庭的背叛上。比较典型的是《牵手》中的钟锐、《老友所依》中的吕希。

《牵手》开创了中国婚外恋题材电视剧的先例。工程师钟锐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钟锐与年轻女孩王纯发生了婚外情,家庭的破碎给孩子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都挺好》中的苏大强,则是国产剧反面父亲形象里程碑式的角色。几乎剧中所有矛盾的根源,都因他的教唆而起。

苏大强每次给老大苏明哲打电话都会“选择性陈述”,申明自己的无辜,强调苏明成夫妇或者女儿苏明玉的不是。随后的套路就是苏明哲向弟弟妹妹打电话开启“复读机”模式:“明成/明玉你太让我失望了”。

消解到重构

家庭剧中,父亲几乎是不可缺少的男性符号形象。然而,缺位的父亲、无力的父亲却消解着传统父权制逻辑下父亲形象的权威。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父亲身份的焦虑,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现代社会父亲的退化、父职的空缺。

首先是对父亲的符号消灭,这是女性叙事家庭剧经常采用的处理模式。在《浪漫的事》中,主人公是母亲和三个女儿,父亲被安排为早早去世,外化为相簿中的一张照片。

父亲的退化、父职的空缺在家庭伦理剧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子女反叛的形式出现,即父亲没有办法对儿女表现自己的权威,进而“统治”其子女,《金婚》中的张国立扮演的父亲就是这样的角色;

另外一种形式,是以强势且有力的母亲形象出现剥夺父亲的家长权力。《都挺好》中的苏父唯苏母马首是瞻,甚至要认错下跪,父亲早已被精神阉割了。

而苏母的意外离世,使得苏父被阉割的父权再度复苏。他周璇在儿女中间,玩弄心机挑拨离间,其目的不过是要让子女围绕他“团团转”:

故意啃鸭脖子导演苦肉计,让大儿子以为明成两口子对自己不好,逼大儿子把自己接到美国;替儿子求情被明玉揭破,嘲讽“明玉,你太像你妈了”。故意说明玉变成了她自己讨厌的母亲,完全是刻意的精神报复;儿子被逮了,女儿受伤了,他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给他买新房子。

同样都是父亲,苏父和另两位真的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蒙不是明玉的父亲,但他却表现出了父亲般的关爱。明玉被打后,苏父不闻不问,而朱丽的父亲担心女儿被打时说“我可不允许任何人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似《都挺好》中的苏父,很多家庭剧隐喻着对父亲身份的焦虑。父权制的逐渐解体使得父亲这一身份的建构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缺少支撑基础,父亲正在消失。

正如鲁伊基·肇嘉所言:“总体来说,父亲主体的消失遵循的是这样一条线路:从美国到欧洲,到第三世界;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然后到农村;最后,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经济越发达、社会阶层越高的地方父亲消失得越快,而这样的地方更是媒介发达的地方。

当英雄母亲逐渐远去,而父亲慢慢消失,国产剧父母形象经过了一场盛大的“造神”与“祛魅”运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表达欲望:

60、70后眼中的爹妈都是英雄,80、90后眼中的爹妈可能为祸,而00后眼中的父母如何,自然还需要再看20年后的国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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